湘潭市雨湖公园内的杨度塑像。文热心 摄

杨度书法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1、人生落幕后，余音仍回响

1874年出生的杨度，少年时期就生活在这个离湘潭市区东北20余公里的山村。只是后来他走得很远，加之时光流过一百多年，在这里没有留下太多的印迹。尽管如此，因为他的人生传奇，生命落幕后余音还在这里回响。

今年91岁的吴俊德老人，还记得1931年杨度在上海逝世后，杨家子侄辈在谭延闿题匾的“云松绝茂”的石潭杨家老宅举行追悼会的情景：“扎了好大的灵屋，里头有电灯电话，我们乡里伢子哪里见过这些洋把戏，就赶去看热闹。那灵屋大得出不了门，是分三节搬出去的。追悼会搞了三天，前头准备还有个把礼拜。”

吴俊德也记得，杨度的第二个夫人1948年来石潭卖田的事。“本来这里的田要80块大洋一亩，她只60块就卖了，72亩田得了4000多块光洋，结果给子侄们这个几十，那个百把，她最后只剩下300块回上海。”

在市区的雨湖公园，2010年落成了一尊杨度雕像，后面的一组浮雕基本展示了他的人生色彩：国学大师王闿运的高足，才华横溢的“湘江之子”，“旷代逸才”而复辟帝制的“筹安会”首领，远离政治旋涡的“虎头禅师”，沪上青帮头子杜月笙的“清客”，题写“红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中共秘密党员……

看浮雕，细思量，一个基本结论：杨度首先是一个才华横溢的爱国者。

2、《湖南少年歌》，一首“湘江颂”

1903年10月4日，19岁的杨度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发表了《湖南少年歌》。

“我本湖南人，唱作湖南歌。湖南少年好身手，时危却奈湖南何……”

“独从中国四民外，结此军人社会群。茫茫回部几千里，十人九是湘人子……”

“于今世界无公理，口说爱人心利己。天演开成大竞争，强权压倒诸洋水。公法何如一门炮，工商尽是图中匕。外交断在军人口，内政修成武装体。民族精神何自生，人身血肉拼将死……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儿童女子尽知兵，一战巴黎遂称帝。内合诸省成联邦，外与群雄争领地。”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今日中国无主人。每思天下战争事，当风一啸心纵横……人心已死国魂亡，士气先摧军势蹙。救世谁为华盛翁，每忧同种一书空。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

“天风海潮昏白日，楚歌犹与笳声疾。惟恃同胞赤血鲜，染将十丈龙旗色。凭兹百战英雄气，先救湖南后中国。破釜沉舟期一战，求生死地成孤掷。诸君尽作国民兵，小子当为旗下卒。”

这篇二千余字的长歌，是杨度代表湖南青年对梁启超所作的《少年中国说》的呼唤之应答。通篇气势磅礴，慷慨激昂，揭露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罪行，颂扬中国人民特别是湖南人民反抗强暴的精神，号召人们起来救国，堪称一篇“湘江颂”。其中，“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和鼓舞作用。

3、“长驱西北边”，一曲是《黄河》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铙吹，观我凯旋。”

这就是堪称中国近代最早的爱国主义歌曲《黄河》的歌词。1904年，杨度作词，次年由沈心工谱曲。它的影响直到如今。

当时，沙皇俄国在我西北边陲上蹿下跳，祖国边关危急。这让以天下为己任、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心急如焚，遂创作了这首讴歌华夏儿女母亲河的歌词，以寄托对祖国命运的忧思与祝福。歌词在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上发表后，传回国内，“多位音乐家为之谱曲，而以沈心工氏所谱的最为悦耳”。慷慨悲壮的歌词，加上深沉大气的曲调，使《黄河》成为清末各学堂必唱的一首回肠荡气的爱国歌曲。

我国上世纪30年代著名作曲家、歌曲《九·一八》的作者黄自曾说：“我最爱《黄河》一首，这个调子非常的雄沉慷慨，恰切歌词的精神。”茅盾在《我的学生时代》一文中说：“少年时，对于音乐，我是喜欢的，音乐用的是沈心工编的课本，其中有一首《黄河》……曲调悲壮，我很喜欢。”直到晚年，茅盾还能诵唱此歌。

自1992年7月始，有关组织开展了“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评选，海内外音乐家推荐了五百余首作品，提名138首入选。排名第一的歌曲就是《黄河》。

4、出入颐和园，讲课王公前

杨度确实才华横溢。虽然落过第，可在1903年参加清廷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取得一等第二名的好成绩，只因被疑为是革命党，不仅被除名，还受到通缉，只好再赴日本留学，到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集中研究各国宪政。如何救国?他走上了君主立宪之路。

1906年，清政府派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这些人安知宪政，又如何写得出报告?为了交差，随员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报告，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由此博得大名——“宪政专家”。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不谈革命，只言宪政”。杨度发表了14万字巨论《金铁主义》等许多文章，宣传君主立宪，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实行宪政。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举人出身的他官为候补四品。

有学者说：“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并开设了宪法讲座。”“他在上面讲，下面那些王公大臣就使劲用手指头在桌子上敲，敲，敲，意思是要弹劾和杀掉他，但杨度不在乎，他只在乎他的宪政理念能不能得到实施。”

5、“旷代逸才”，一匾的代价

“旷代逸才”是袁世凯送给杨度的匾额。

那是1915年4月，身为参政院参政的杨度给袁世凯呈送了《君宪救国论》，其中主要观点是：“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是年，他在与孙毓筠、刘师培等人共同发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于是，袁世凯给他赐匾题字——“旷代逸才”，表达恩宠，更表达鼓励。

袁世凯登上了“洪宪皇帝”的宝座，虽然是各派实力角斗的使然，但杨度的鼓吹之“才”在其中分量不轻。

一个爱国者为何走到了这一步?

有人说，是“帝王之学”害了他，因为他在老师王闿运处修得这门学问。他认定袁就是他要找的“非常之人”，而他就是帝师。产生于君主专制土壤的“帝王之学”，岂有孙中山“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境界?

有人说，是投袁世凯所好，因为袁对他有知遇之恩。杨度与袁世凯私交颇深，又怀有知遇之感。当摄政王载沣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敢拒不草诏，冒死论救。武昌起义爆发后，他来到袁世凯的故乡，成为袁的幕僚。就在“共和”还是“保皇”——南北僵持之际，他和汪精卫发起“国事共济会”。由于他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因而作为袁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最终，“北”胜“南”衰——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虽然，其中原因复杂，可杨度终究代表袁的“北”方。

洪宪帝制一出台，他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上台，杨度自然作为帝制“复辟”的罪魁祸首遭到通缉，其所作所为也被写进了历史。不管如何，民国初年，国家弱态未变，乱象更生。救国之路何方，杨度抱定了“君主立宪”。政治理念是杨度走上复辟歧途的重要因素。

“旷代逸才”杨度的多彩人生（中）

青年杨度

上海杨度墓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记者在雨湖公园杨度塑像后，浏览着最后一幅浮雕——“周恩来批准的中共秘密党员”，脑袋里不断地浮现杨度政治色彩被颠覆过程。

“帝制余孽”，从1915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生前逝后杨度的政治帽子，而且上了历史教科书，也上过大型工具书《辞海》。可周恩来的一句话，让杨度政治帽子的色彩大变。

1.

人民日报

公开杨度入党秘闻

1978年7月30日，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杨度，一个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鞍前马后的人，怎么会跨越这么漫长的心路?

其实，王冶秋接到周恩来指示后也颇感疑惑。上世纪40年代，他曾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也没有听说杨度入党之事。于是，王冶秋让人把周恩来指示传达到承担《辞海》修订任务的中华书局，却没有把杨度入党的事情公开化，而是进行一种私人性质的历史求证。9个月后，王冶秋才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章，这一份被历史雪藏的真相才彻底公之于众。

2.

夏衍

曾是杨度单线联系人

1982年11月23日，夏衍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潘汉年同志》一文，披露了半个世纪前的一些细节：一个晚上，潘汉年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夏衍。见面之后，潘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夏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潘与这绅士似乎很熟络，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潘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潘指着夏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夏握了握手。潘又对夏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潘与这老先生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是涉及到的人的名字，夏衍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潘，潘收下后连“谢谢”也没说。夏衍也猜想，这不是什么临别的礼品了，很可能是“情报盒”。出了门，潘才告诉夏：“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

夏衍最初只知道他接手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姓杨，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这位老先生才坦然地告诉他：“我就是杨皙子(度)。”夏衍当时大吃一惊。

3.

1949，叶圣陶等

“闻者皆惊诧”

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问起夏衍：杨度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潘、夏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1949年2月底，柳亚子、叶圣陶、曹禺、宋云彬等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乘船辗转赴京。其间，宋云彬曾向众人转述说，杨度晚年曾与中共有联系，“闻者皆惊诧”，叶圣陶也在日记中表示“前所未闻”。

杨度入党的事，最初仅有周恩来、潘汉年、夏衍等少数几个人知道。以后逐渐在文化和政治圈子中流传开来，但是知道的人也并不多。杨度的后人说，杨度至死都未向人透露他的党员身份，包括他的家人。“甚至在他死后很多年，我们只知道他和共产党有联系，有往来，真正确认他的党员身份，也是在1978年之后。”

确实，入党后的杨度在表面上极力掩饰自己与共产党的关系。1930年，他的女儿、在光华大学念书的杨云慧参与主演田汉导演的进步话剧。演出后，上海的小报登载了一则新闻，说：“杨度的女公子杨云慧登台演左翼话剧，由田汉导演……”杨度看到后，大怒，把杨云慧叫回家训责了一顿，命令她即日退学。

多年后，徐粲楞向女儿解释了个中缘由，演进步话剧，又是田汉导演，亲共色彩未免太鲜明了，对杨度的工作会有影响。

4.

毛泽东：

“杨度是我们的人啊”

与叶圣陶等“前所未闻”不同，另一些人早就看出苗头。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徐天在《修订：为中共党员杨度正名》一文写道：1959年，29岁的上海师范学院(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谈宗英被借调到辞海编辑所，参与《辞海》修订工作，负责历史类词条。为了寻找关于杨度的资料，他们找来上海文史馆副馆长陶菊隐(湖南人)的书来看。陶菊隐当年是行走在上海滩的记者，他在文章中曾提及，杨度晚年与共产党人走得很近。

除了陶菊隐，当事人外准确知道杨度中共秘密党员身份的是章士钊。不过，那是杨度逝世18年后的1949年2月的事了。当时，身为民主人士的章士钊秘密访问西柏坡，和毛泽东见面。两个湖南人谈起湖南还有什么名人的时候，章士钊说，数得上的应是杨度了。“毛泽东说，杨度是我们的人啊!章士钊很惊讶。毛泽东解释说，杨度是党员，在上海秘密入党。”

杨度家一些成员也早就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关系。杨度的孙子杨友麒在接受采访时说，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就知道祖父和共产党走得很近。1949年4月，他的父亲、杨度的长子公庶忽然离开了上海的家。还在上中学的杨友麒和杨友龙询问母亲后得知，当时正在国共和谈，父亲随着国民党代表团去了北平。母亲还告诉他，是毛泽东让国民党一方的和谈代表章士钊把他父亲带去的。于是，杨公庶是以代表团“电报员”的身份去了北平。

杨云慧在其1987年出版的《从保皇派到秘密党员——我父亲杨度》中回忆，1949年，她与一些文艺工作者一起，从欧洲集体回国，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一眼就认出了她，走过来与她碰杯，还说：“让我们向杨皙子先生致敬!”走之前，周恩来说：“你以后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来找我。”

文革开始后，上海的杨家人也受到冲击。红卫兵骂杨度是卖国贼。杨的二太太徐粲楞忍不住争辩说，杨度不是卖国贼，周总理都尊重他。因为“侮辱中央首长”，红卫兵当众批斗了她。

身在北京的杨云慧听说后，立刻拜访章士钊。章士钊与杨度在1900年就相识，与杨家来往密切。章士钊明确告诉她：“你父亲的确是加入了共产党……这件事，毛主席曾亲口和我讲过，不过对党外一向没有公开。”

后来红卫兵再次来扰，杨云慧写信向章士钊求助。几天后，章士钊来信，说周恩来已经打电话给上海有关单位，叫他们放心。她家从此平静下来，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了。

5.

陈赓，

杨度入党发展人?

党史专家认为，杨度入党肯定是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领导工作的周恩来批准的。像杨度这种特殊身份的重要人物，他的入党，不经过最高层批准是不可想象的。可谁是杨度入党的发展人?

由于提起这个问题的时间太晚，当事人大多不在了，难以准确复原。现有文章已经提起的胡鄂公、陈赓、潘汉年都有可能。一般认为，陈赓的可能性很大。陈赓是湘乡人，湘乡与湘潭相邻，两个人算得上同乡。

上世纪20年代，陈赓是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特科重要成员。在电视剧《陈赓大将》第五集中，就专门讲了陈赓发展杨度入党的故事。作为艺术作品，电视剧可以“合理想象”，但确有根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杨度夫人徐粲楞向女儿杨云慧讲起1929年那个特殊的夜晚时，依然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时的忐忑和忧心。那天晚饭后，上海霞飞路巴黎大戏院附近的杨度家中，寂静无声，杨度正在看书。杨度的朋友、湖南湘乡人、中共党员王绍先带着一个人来访，杨云慧看到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徐粲楞后来告诉杨云慧，那天来访的正是陈赓。至于杨度和陈赓谈了些什么，外人当然无法知晓，一个事实是杨度在这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赓如何结识杨度的?是通过王绍先。王在上海滩是以画家身份为掩护的，齐白石的回忆中就多次出现过王绍先这位画友的名字。王时常来杨家聊天，还通过陈赓弄到一些进步书刊让杨度“关起门来阅读”。

一条心路有好长

——“旷代逸才”杨度多彩人生(下)

1920年，杨度家人在长沙。(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杨度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题写的刊头。

上海建国中路(原薛华立路155弄13号)杨度故居。

本报记者 文热心 曹辉 通讯员 刘征

看着杨度塑像后概括他人生之路的几幅浮雕，记者不由得感叹：从“帝制余孽”到中共秘密党员，杨度的心路不可谓跨度不大。

然而有关专家则认为，这是一种必然：“杨度首先是一位爱国者……他是把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和睦、国力的强盛、行政的高效作为自己事业追求的目标的。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当和平改革的手段一再碰壁之后，再找到共产主义的道路应当是一种必然。”

1. 1922认识共产党人李大钊

杨度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共产党人的?史载：1922年八九月间，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孙中山寓所，杨度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

当时，李专程由京到沪与孙中山商讨“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等问题。杨度读过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上的许多文章，对李大钊有着敬慕之情。在聆听孙、李对话中，杨度冷静地审视全国的军阀混战现状，头脑清醒了许多。

1922年秋，杨度在宣武门的胡鄂公家中再次见到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度说：“海上的雾越浓，越需要灯塔指引。你望见那光，就不会迷航了。”杨度终于说出“我决定跟你走”的话来。

2. 1924“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

接触李大钊也自然引向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这有他为《系统进化哲学》一书所作序言为证。

这书是同乡沈润身的著作。1924年10月25日，杨度在该书序言中，即主张人类社会的发展，“欲行人道主义，惟有实行平等共食制度”，“其为人道之障碍者，当一切扫除之，不问是非，与以革命”。

还有专家还说，“现在还留有一份杨度谈共产党与共产主义的手稿”，“里头明确提到了‘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些都是杨度接受马克思主义所留下的实证资料。因此，可以断言，杨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追求加入共产党是理性思考后的人生抉择”。

3. 1926与萧子升谈毛泽东

萧子升在《我与毛泽东一段奇遇》一书中，曾写到1926秋，杨度在出任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时，曾向萧子升打听过毛泽东，他知道萧与毛为同窗好友。他问毛是否有才，是否能写文章，是否全无人情味，是否有杀父之心;甚至还问及，毛的相貌是否丑陋。然后，杨度告诫萧子升：因你与毛泽东关系密切且广为人知，所以，需要小心。

此时的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也是中共中央要员，正在领导全国闹农运，名气在全国自然很响。杨度作为一个老牌政治家，关注起毛泽东这种新起的政治人物来，是颇耐人寻味的。

其实，自毛泽东登上政治舞台，许多民主人士都问过类似问题。杨度如此提问，最起码说明他看到了一个事实，中国共产党已崛起在中国政治舞台，毛泽东等人将在这个舞台演出大戏来。

4. 1927毁家营救李大钊

1927年4月4日，杨度在北京太平湖饭店一个婚宴上，从外交部的汪大燮口中得知：张作霖要向共产党开刀!

原来，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进一步想做中华民国大元帅，以“反赤”来博取外交团的同情，于是密令汪大燮等人分别同英、美、日三国公使接洽，拟征得三国公使同意，派兵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搜查苏联兵营。当时，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借苏联兵营主持党务。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警不能进入使馆界。因此，借苏联兵营为基地，自然比较安全。但外国公使架不住张作霖的“赤化”威胁论，最终允许张派兵进入。于是，张秘密训练了一批执行任务的军警，布置在京师警察厅内，准备行动。

汪大燮以为杨度是“反赤”同道，泄露了这一机密。杨度一边敷衍汪，一边推说有事，中途便退席了。

杨度回到家中，看到宾客满屋，暗暗叫苦。座中有胡鄂公，有几次都想起身告退。杨度总是说：“不急不急，再坐一会儿。”胡鄂公明白杨度是有事要同他说。好不容易等到其他客人都走了，杨度要他赶快转告李大钊。杨度又派长子杨公庶迅速赶到李大钊密友章士钊的公馆，要章火速转告李离开苏联兵营。可李大钊等人坚持留了下来。

第二天清晨，杨度又派杨公庶到东交民巷附近察看动向。果然，张作霖已经派兵包围了苏联兵营，封锁了交通。那天，奉系军阀从兵营里抓走了30多名共产党员和3个苏联人，李大钊一家四口都被捕。

得到消息，杨度立即面见张作霖，郑重提出应将李大钊等人移交地方法院审理。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李大钊等人不致被军法速决，赢得时间再做进一步营救。与此同时，杨度断然卖掉他在北京的住所——“悦庐”公馆，换得4500大洋，全部用来营救李大钊。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与进步人士都参与了营救。然而遗憾的是，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革命同志被张作霖施以绞刑杀害。

为周济遭难者的遗族，杨度花光了自己的积蓄，最后把青岛的房产都卖掉了，其夫人徐粲楞还变卖了自己的首饰。

5. 1928为中共中央机关报题刊头

我们还可以找到一张他与共产党人的“联络图”。

1927年5月，共产党人“蔡和森策动北方暴动，杨度曾资助若干费用”。

在上海，“红色牧师”董健吾就是他的学生。鲁迅、夏衍、郁达夫发起成立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杨度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他也是参加者。特别是1928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二期出版，刊头为杨度所题。

6. 1929“清客”做的秘密事

杨度在1929年2月由京入沪，以“字”营生一段时间后，经老乡和老友章士钊的引荐做了杜月笙的“清客”。这是最遭人诟病之举。

其中滋味只有杨度自知。杨度知道加入中共做情报工作的危险性，在上海定居后把家眷安置在苏州，基本上一个人独居上海。一家人要团聚就从苏州来上海。做了“清客”后，就迁居到杜提供的一栋小洋房内——上海法租界内薛华立路155弄13号。

这里具有极佳的隐蔽性和安全性，很适合杨度开展地下情报工作。当时，遇上什么问题，只要给杜月笙或他手下的头目打个电话，马上就能得到解决。各种派别和背景的人物纷纷慕名前往拜访“沪上遗老”杨度，杨度泰然自若地居间周旋，借此收集不少情报。

但是，由于中共地下工作的特殊性，杨度到底提供了哪些情报，掩护了哪些人物，现在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杨家后人也只是模糊地知道，有一次，法租界巡捕在追捕一名进步人士，那人躲进杨家。巡捕敲门询问时，徐粲楞理直气壮地回绝了，然后设法让那人改装后离开。

秘密党员杨度显然很忙。杨云慧回忆说，1930年初夏，杨度母亲病危，催促其返湘，但他有任务在身，不便行动，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见上。次年的9月17日，年仅58岁的杨度在这所房子里病逝。

7. 碰壁后，走向共产主义阵营

其实，在加入中共之前，杨度还有另一种选择。1905年，杨度与孙中山曾有著名的“永乐园之约”。时在日本留学的杨度和孙中山就各自的政治主张进行辩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在永乐园宴会上，杨度对孙中山说：“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主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陈炯明和孙中山翻脸后，杨度利用他的权谋和纵横之术，在军阀之间纵横捭阖，成功阻止了吴佩孚援陈，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1923年春，杨度特意拜访孙中山，要求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以杨度“此番倾心归来，志坚金石，幸勿以往事见疑”说服党内同志，可结果是国民党对接纳杨度有所顾虑，据说还要他作公开忏悔，取得国人谅解方可入党。杨执拗地拒绝了，从此把注意力逐渐转移到共产党方面来。

杨度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问题与主义之间挣扎、彷徨，有时候甚至改易信仰，这都属正常。据夏衍的回忆，杨度入党的事，认识他的人可能也察觉到了，于是有人说他是投机主义。杨度对夏衍自剖心迹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杨度是一个在时代剧变中更新、接受新思想，跟上时代步伐的知识分子。

责编：朱晓华

来源：湖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