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里，印度的家长宁愿在家陪孩子熬着，也不敢去公立医院。

因为医院对他们而言，成了有去无回的地方……

2008年，一则36名印度儿童离奇死亡的新闻，引发了无数印度家长的巨大不安，因为这些孩子并非死于什么致命病，只是因为一些小毛病，去了一家名为全印医学科学院的医院，就失去了性命。

经调查，这家医院，私下里承接了不少西方制药公司的药物实验业务。

到被发现之际，这家医院已经对4142名婴儿进行了临床药物试验，其中2787名婴儿甚至还不满一岁。

而像这样，在印度民众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拿去做实验的恶性事件，正广泛地发生在印度的各个角落。

它们是印度对西方药企开放临床试验的一部分，也是印度群众没被告知的一部分。

印度政府为何纵容西方药企草菅人命？

这一切还要从印度引以为豪的制药业说起……

疑点重重

如果你对印度制药业感兴趣，一定听到过印度成为世界药房的关键原因：

善用道德威慑（哭穷），一个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特效药，人家只需要修改修改自家法律，然后再在国际上展现下自家穷人们水深火热的真实状况，稍微修改一下工艺流程，三个月就能做出功效大体不差的仿制品。

奇怪的不是印度能侵权制造出药，而是西方对印度仿制药的态度，和其他国家差别太大了。

印度的仿制药身价如今已超过500亿美元，而且，仿制药的发展前景极其光明：

以印度仿制药的主要目的地美国为例，1994年，仿制药仅占美国处方药的36%，到了2021年，仿制药已经占了处方药的90%。

从2000年到2020年，20年间，以仿制药为主的药品进口数量增长了6倍，进口所需的花费从此前的第九位跃升到第二位。

如此诱人的利益，西方药企竟然让了，这是否真的可以用西方药企心怀善念来解释呢？

很遗憾，目前来看，恐怕很难给出强有力的佐证，因为有个地区曾经也这样做了，后果完全不一样：

早些年，南非也试图通过《药品及相关物质控制修正案》绕过专利保护，以比目前制药业收取费用低得多的成本，制造或进口昂贵的抗艾滋药物。

南非给出的理由也同样有说服力：

艾滋病是杀死南非人民的主要原因，南非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HIV携带者，南非的一些城市，甚至出现无法下葬，墓地不够的情况。

而且抗艾滋药物在南非的市场占比并不大，仅占2%。

但就是在南非人民如此水深火热的情况下，2000年初，欧美药企对南非各大制药厂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诉讼，称其在未获授权的前提下大量生产抗艾滋病药物。

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甚至还公开阻止向南非提供抗艾滋药物。

你看，就是这样连2%抗艾滋药物市场都不愿意割让的欧美药企，竟让印度侵权擦边了80余年。

印度不但供应了美国40%的非处方药和非专利处方药，还拥有除美国以外“数量最多”的经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验证合规的医药工厂。

天赐之物

看过美国人血那篇文章的朋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美国是连自己的穷苦大众坑起来都毫不含糊的国家，怎么对印度善良仁义起来了呢？

靠人血年赚3000亿，毒血散布全球，美国如何沦为卖血天堂？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西方药企得到了比仿制药更有价值的东西：临床试验。

以美国为例，2021年仿制药占全部处方药的90%，但其花费支出仅占了18%，创新药才是美国医药企业盈利的大头。

而新药上市过程中，最重要也最费钱的环节，便是临床试验，在整个研发中其中，费用占比甚至可以达到80%。

2005年3月，印度对国外放开临床试验后，西方的跨国医药公司，在印度进行医药合作的数量指数级增长。

但当时，这一现象并没有引起印度百姓的警惕，因为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的临床试验和别的国家一样，拥有着规范的流程和严谨的审核。

印度法律规定：只有那些已经在原产国通过第一阶段安全试验的药物，才能在印度人身上进行试验。

负责起草法律修正案的小组主席还坚定地表示，不建议对外国药物进行第一阶段试验，“因为这将使我们的人民（大多数是文盲）成为小白鼠。”

印度老牌报社——印度时报，将临床试验描述为印度穷人的天赐之物，给出的理由也让印度百姓们欢喜不已：

它表示：

“对于身患重病的穷人来说，连得到好的医生诊治的机会都没有，更别提昂贵的医药。”

“对于健康的穷人来说，参与实验一天的收入，抵得上印度穷人一个月的报酬。”

总之，在多方的报道下，西方的药物实验，成了一个有法规保护、有医药可治、有报酬奖励的极好礼物。

但很快，印度穷人们就察觉到这“天赐之物”不对劲儿了…..

劫穷济富

你们听说过博帕尔事件吗？

博帕尔事件又被称为世界上最严重的工业事故：

1984年12月，一家设立在印度穷人区附近的美国农药厂，因人为原因发生毒气泄露。

由于发生的时间是凌晨，工厂周围小镇上数十万的居民，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暴露在剧毒气体异氰酸甲酯(MIC)中。

据统计这场事故造成2.5万人直接死亡，55万人间接死亡，20余万人永久残疾。

然而痛苦的日子并没有就此打住……

2004年，博帕尔纪念医院和研究中心，竟悄悄地在灾难幸存者们身上，进行了西方药企交给它的临床试验，直到有14名幸存者先后死亡，幸存者们被实验的事情才被人们发现。

讽刺的是，这家医院当初建立的目的，是为了救治在博帕尔事件中存活的可怜人。

打着救死扶伤的幌子，谋财害命的还不止这家医院，而是广泛发生在印度的各个公立医院里。

2009年，饱受病痛的白女士终于鼓足勇气到了医院，但她对这次能就上诊并不抱希望，因为她是种姓制度的最后一级，达利特。

在任何场合，她都只能低着头，站在远离人群的最后面，排到她，可能医院早就下班了。

但这一次和白女士预想的不一样，她很快就被一名医生发现，而且这名医生还穿过人群，特地把白女士接到了就诊室。

那一天，医生先是略带为难地告诉她，她的病需要大笔花费。

见白女士露出预料之内的窘迫时，这位医生又故作吃惊的祝贺她运气好，赶上了一家专门帮助穷人的基金会，只需要不识字的她在厚厚的文件上按个手印，未来所有的就诊疗费用就免了。

然而这所谓的诊疗，其实是一次和白女士病情无关的药物实验，一个月后，白女士死于实验的不良反应：心脏骤停。

即便不在印度医院看病的人们，也同样躲不过被实验的命运。

2009年，印度安得拉邦的几所部落学校，频繁出现女生不明原因死亡事件。

调查后才发现，原来这家学校被秘密定为“宫颈癌疫苗观察研究场所”，待发现时，和学校合作的那几家美国医疗机构，已经给学校里的数千名女生，注射了有安全隐患的宫颈癌疫苗。

据统计，在印度，约有90%的被实验对象，在研究开始前没有得到有效的通知。

不光如此，有些西方药企悄悄用在印度人身上的药物，甚至连印度政府都不知道，因为他们并未在印度的相关部门申请和注册过。

你看，印度穷人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成为了实验的一部分，又谈何被救治和通过参与实验获取相关报酬呢？

2005年1月至2016年9月期间，记录在案的4534例药物实验死亡病例中，只有160例获得了制药公司的赔偿。

更可怕的是，印度穷人被拿来做活体实验的悲剧，并不会因为以上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而结束。

每当发生掩饰不住的重大事故时，印度政府做的也无非是不断地补充制度，但这一切从来没有有效落实到行动中。

对于西方药企的态度倒是十分殷勤，2007年，印度政府还取消了外企的临床试验服务税。

早在开放临床实验之时，印度政府就已经将穷人的生命，交到了西方药企手里，以换取印度医药行业的顺利发展。

无论侵权仿制世界药品，还是对外开放临床试验，印度穷人都成了印度医药行业的财富密码。

但可悲的是，这用生命换来的巨额收益，却不愿和他们有半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