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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5月初的台北已有几分炎热，蒋介石在官邸里来回地走动着，尽管他的头上没有半根毛显得锃亮，但略微的炎热仍然使蒋介石头上微微冒汗，也使他更加烦躁，而上海的情况更使他揪心。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上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第一任市长。

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后，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趋于稳定。

当时的上海撑起了新中国经济的半边天，上海的稳定发展使蒋介石忧心忡忡，他将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来，用他那浓厚的浙江话说道：

“真是看不出来，这个陈毅治理上海还真有一套，再这样下去，中共在经济上就站稳了脚跟，不能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

蒋介石说完做了一下手势，毛人凤对这个手势太熟悉了，他知道蒋介石的意思是派人干掉陈毅，当下说道：“属下明白，我立即安排人员刺杀陈毅！”

“你准备派谁去呀？”蒋介石看了一眼毛人凤问道。

毛人凤一听，知道蒋介石肯定已经有了人选，当下说道：“请校长明示。”

蒋介石看了一眼毛人凤：“让封企曾去干吧，确保一举成功。”

“校长英明，我这就去安排！”毛人凤说完便匆匆离开蒋介石的官邸。

封企曾是何人，他究竟有什么能耐能让蒋介石钦点去刺杀陈毅呢？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封企曾。

封企曾，于1916年出生于江苏松江县封家埭的一个地主家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松江县在当时属于苏州，后来才划给上海。

封企曾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1937年中日淞沪会战时，他中断学业决定从军，并考入国民党“军统”湖南怀化黔阳特别训练班，班主任为戴笠。

黔阳特别训练班毕业考试时，封企曾门门优秀，尤其是枪法非常好，可以说是百发百中，从而引起了戴笠的注意。

在全面抗战时期，上海是日本人经营的重点，也是国民党争夺的重点。1940年，军统局局长戴笠决定选派一批优秀的特工充实上海军统的力量，封企曾名列其中。封企曾到上海后被任命为行动大队组长，后又被提升为队长。

当时军统在上海的对手有两个，一个是汪伪的76号特工总部，其头目是丁默邨和李士群，另一个是中共安全和情报部，部长是康生。当然内部的对手还有国民党中统。从总体上看，还是76号的力量占有优势。

在这一过程中，他刺杀了八名汉奸，所以被称为军统王牌杀手。不过在1942年，他被日军逮捕，但暗中仍为军统服务，所以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有功人员仍被国民党重用。

因为封企曾对于上海并不陌生，他在上海沦陷时期，受戴笠的指派潜伏上海滩五年之久，在上海有许多关系，这是蒋介石派其执行这一任务的原因之一。

1949年，国民党在败退大陆前夕，如果按照常理，作为松江人的封企曾是要被留下来担任潜伏任务的，但是毛人凤手下像封企曾这样的王牌杀手已经不多，所以毛人凤将其带到了台湾，并任命他为“保密局苏浙特别站”少将站长。

这次毛人凤见蒋介石亲自指定封企曾担任刺杀陈毅的任务，他长长吁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刺杀成功当然好，如果刺杀失败了，蒋介石也不好怪罪，因为人是蒋介石钦点的。

毛人凤对这些活动也非常重视，亲自设宴为封企曾饯行，并给了他两个秘密的联系人，这两个人当然是潜伏下来的军统特务。并将这次行动代号命名为“萤火虫行动”。

不过毛人凤没有想到，封企曾并没有动用这两个关系，作为军统王牌杀手的封企曾非常谨慎，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他自己的感觉。

封企曾知道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公安机关已经抓捕了大量的特务，他担心毛人凤给的那两位潜伏特务已经受到了上海警方的监控，甚至早已向上海公安机关自首了，如果动用毛人凤给的关系，说不定会糊里糊涂撞上去自投罗网。所以封企曾决定动用自己的关系。

就在国民党这边调兵遣将的时候，1950年5月12日下午，中共的内线发来电报向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克农报告：

台湾保密局将于近日派遣一个名叫封企曾的“王牌杀手”赴沪执行暗杀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务，行动代号为“1243行动”。1243行动即荧火虫行动计划。

李克农收到电报后不敢耽搁，就在1950年5月12日深夜，李克农亲自向时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当即下令：

立即将该情报以特级密码发往上海市公安局。

当时上海市的公安局局长是李士英，具体主持上海市公安局日常工作的副局长是杨帆（有的资料写为扬帆），李士英一面向陈毅市长汇报，要求警卫处加强对陈毅等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另一方面，李士英命令杨帆亲自挂帅，立刻抽调力量组建“1243行动专案侦查组”,务必尽快将封企曾抓捕归案。5月12日上午，1243行动专案侦查组便成立运行，专案组组长为王得彰。

这就是当时新中国公安部门的效率和速度，即使是如今高度信息化的通信条件，也很难做到这一点。

在缴获的敌伪档案和被捕的国民党特务的交代笔录中，有不少关于封企曾情况的材料，专案组决定立刻整理封企曾的社会关系，通过查找社会关系来查出封企曾可能的落角点。就在专案组紧张工作的时候，北京很快转来中央情报部门获取的第二份情报：封企曾已于日前抵达上海。

杨帆立即下令，专案组以“查户口”的名义，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一次秘密突然的大搜查，各分局、派出所对管区内的旅馆、浴室、戏院、电影院、茶馆、书场等公共场所进行大搜查。

1950年5月20日晚8时开始到5月21日傍晚，根据上海市公安局统一部署，上海全市各街道、里弄、居民小组，都进行了人口清理工作。

就当时来看，人口检查是很常见的，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大批民警突击检查了旅馆、浴室等公共场所并没有引起什么社会波澜。

这次检查行动一共抓捕了上海本地和外埠潜逃来沪的反革命分子、恶霸、反动军官、逃亡地主、“一贯道”头子及其他盗贼、杀人犯等刑事罪犯200多人，发现线索876条。但令人遗憾的是，未能缉获封企曾,也没有获得关于封企曾的任何有效线索。

当王得彰将情况给杨帆报告时显得有点沮丧，杨帆哈哈一笑：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够抓到封企曾，那么他就不叫军统王牌杀手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杨帆分析，作为王牌特工的封企曾不一定躲在市内，有可能躲在上海周边地区，要想在大面积的普查中找到他非常困难，必须对封企曾在上海及周边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这是找到封企曾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杨帆判断得没错，封企曾就是在浦东凌家宅潜藏，当时的浦东是荒凉的农村，而凌家宅更是如此。

凌家宅是一个只有18户人家的小村庄，离浦西不远，四周都是密布河汊的开阔地带，往西可去上海市区，往东可直抵东海边，往北通江苏，往南又能去浙江。但当时交通不便，凌家宅平时没有什么人来。

在凌家宅有一户叫蒋阿成的人家，蒋阿成已经60多岁了，蒋阿成有一个儿子蒋正龙曾是军统特务，和封企曾关系特别好，但是蒋正龙在1943年2月死于汪伪76号特工总部。

蒋正龙死后，很讲义气的封企曾便代蒋正龙尽孝，对蒋阿成照顾有加，两人形如父子。尽管如此，封企曾还是非常小心，他每次看望蒋阿成，都说自己是做生意的，蒋阿成周边的邻居也不以为意，所以这次他到蒋阿成家里潜伏，并没有引起周边邻居的怀疑。

封企曾在凌家宅只在抵达时露了露脸，之后便在蒋阿成家后面竹林里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屋里呆着，他告诉蒋阿成，如果别人问起，就说自己当天就离开了。

就这样，封企曾在这里每天除了喝酒就是睡觉，凌家宅有一个农会小组，组长就住在蒋阿成隔壁。市里开展大搜查时，浦东地区也有配合行动，只不过声势没有那么厉害。

凌家宅所在乡的干部曾问这位小组长，凌家宅是否有陌生人来过或者住着，那位小组长寻思封企曾是蒋阿成家的亲戚，以前也来过，算不上陌生人，况且已经离开了，便报称“没有”。所以，封企曾就这样逃过了普查。

如何对封企曾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一是通过材料，即日伪时期和国民党时期留下来的档案资料，二是那些知晓封企曾情况的知情人，当然这些人有的被抓捕、有的自首，有的还在社会上。

杨帆命令专案组组长王得彰立即全面排查封企曾的社会关系，王得彰临时调集警员86人，连日连夜地进行紧急查摸。

这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那时全靠人工排查，没有多少可以借助的工具，86名警员有的查资料，有的对相关人员进行提审和走访。

这项工作一连进行了六天，总共获得102条线索，但是大部分都是没有现实价值的，剩下的小部分也都查不下去，侦查工作眼看陷入了僵局。

王得彰觉得是什么地方疏漏了，他让警员们重点对在押的“军统”分子再次进行提审排查，这下果然有了一条线索：

有一个名叫汪焯的人可能知晓封企曾“抗战”时期在上海的社会关系。

汪焯现在何处呢？警员很快查到汪焯已被人民政府判了刑，当时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专案组长王得彰下令：“立即提审汪焯！”

1950年5月30日上午，侦察员李蒙、滕扣根和另外一个警员去了提篮桥监狱。经了解，汪焯系“军统”特务，但认罪态度非常好，刚被判刑七年。

侦察员先翻阅了汪焯在狱中写的《个人自传》，这份材料中确实提到过1941年到1944年他曾在封企曾手下干过跑腿的角色，但未提及有关封企曾的情况。

侦察员提审汪焯时，他立功心切，做到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告诉侦察员，封企曾有一个非常好的兄弟叫蒋正龙，蒋正龙于1943年2月被76号特工总部杀害后，汪焯曾陪同封企曾去浦东凌家宅吊唁。

这是一条全新的线索，而封企曾和蒋阿成之子非同一般的关系也引起了专案组的高度重视。李蒙、滕扣根决定当天下午，他们便前往浦东凌家宅调查。另一警员回局里汇报情况。

李蒙、滕扣根首先找到了乡政府负责保卫工作的张副乡长，由张副乡长陪同去了凌家宅。

当时还没有什么生产队，凌家宅又小得算不上一个行政村，凌家宅的行政负责人就是那位农会组长，张副乡长带了李、滕两人去了农会组长的家。

农会组长是一个三十来岁的大汉，一脸憨厚相，但是说话倒很利索，几句话语就道明了侦察员要了解的内容：

前几天乡里已经来调查过了，凌家宅最近没有陌生人来过，一切都很正常。

不过李、滕两人是有备而来，便直接问道，蒋阿成最近来了什么人。农会组长这才说道：前几天他家来了一个熟人，那人中等身材，文质彬彬、脸型消瘦。

李、滕两人一听差点蹦起来，因为农会组长描述的人正是封企曾。

李蒙、滕扣根交换了意见，决定立即去蒋阿成家看看。一行四人便去了蒋阿成家，可蒋阿成说，客人已经走了。侦察员立刻决定对蒋阿成家进行搜查。

竹林里的那间草屋，乱七八糟堆放着旧农具和柴草，蒋阿成的客人就睡在柴草堆里，旁边用木板搭了个桌子，上面放着一盏煤油灯、一个瓷杯。侦察员问明哪是封企曾接触过的,马上收了起来，以便采集指纹。

需要说明的是，具有科学意义的指纹技术研究开始于16世纪后期。1903年，指纹识别技术在美国开始全面运用于监狱系统和刑侦领域。解放前，在上海的英、法等租界已广泛运用指纹技术。

解放后，上海公安局已大量运用指纹技术。不过指纹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还是在于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图片处理技术迅猛发展以后。

张副乡长让农会组长叫来几个人，把所有的东西统统搬到院子里，让侦察员一一检查。当时天色已暗，李蒙便要农会组长去邻村借了一盏汽油灯，点燃后挂在竹林边的空地上，照着检查那些柴草杂物，但并无收获。

李蒙皱了皱眉，他和滕扣根又去草屋内查看，此时里面已是一间空屋，灯光下是一片硬硬的泥地。张副乡长说：

“没什么东西了，去前面正屋看看吧。”

李蒙看了看地面，让农会组长去弄些水来。一会儿，一脸迷惘的农会组长挑了一担水来了，并按照李蒙要求将水均匀地泼在地上，一担泼完，又挑来一担。如此泼了四担水，屋内整个地面都成了湿湿的一片。

张副乡长和农会组长不明所以，过了一会儿，李蒙指了指，只见手指的地方积了一小片水。看着张副乡长和农会组长迷茫的眼神，李蒙解释道：

“竹林地势高,泥土干燥，吸水很快，但那里有积水，说明那里渗水慢，原因只有一个，地下有东西挡住了水分，也就是说可能埋有东西。”

李蒙、滕扣根两人亲自动手，用铁锹小心翼翼地挖到一尺深处，挖到了一个木盒。起出来打开一看，里边是用多层油纸包着的两支手枪、一盒子弹和两枚微型定时炸弹！

这一突破性的进展令专案人员大觉振奋。当天晚上随即举行案情分析会。会议只开了一个小时，作出了三个决定：

一是根据封企曾把行刺武器藏匿于蒋阿成处的情况，估计他还会来取，决定安排专人在凌家宅24小时守伏。

二是鉴于封企曾离开蒋阿成处已超过24小时，说明他在上海另有落脚点，这就需要继续查摸他的那些老关系。

三是立即提审蒋阿成。

蒋阿成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没见过什么世面，一被提审就来了个知无不供，其中绝大部分都是陈谷子烂芝麻的琐碎小事，只有一条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封企曾在离开凌家宅的前两天，曾向他打听去青浦的轮船码头是否有变化。

王得彰立即下令：“立刻查阅已经掌握的材料，看其中有没有和青浦有关的人或者事。”

很快，一个叫沈必渊的人跃入了侦察员的眼帘，这个人居住在青浦县城厢镇。封企曾与沈必渊的相识是在1937年春，当时的复兴社特务处曾在江苏省青浦县举办过一期短期特务训练班，而沈必渊是那期特训班的学员。

复兴社是军统局前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是戴笠，他对这个培训班非常重视，他让一些老牌特务去授课，其中封企曾教速成擒拿术，这一课堂不是一二个星期所能讲得完的，所以封企曾在青浦呆的时间比较长，大约前后一共呆了两个月。封企曾和沈必渊是师生关系。

不过沈必渊虽然参加了军统特训班，但他不想在刀口上讨生活，他给了集训班负责人一笔钱便脱离了复兴社，也不再参加复兴社的活动，抗日战争时期他还协助地下党做过一些事情，包括掩护过伤员。所以，解放后在其主动向人民政府把特训班之事讲清楚后，公安机关没有对他采取什么措施。

青浦位于上海西南侧40公里处，当时属于江苏省。李蒙小组一共5人于6月4日上午到那里，他们先去当地公安局。青浦县局高度重视,指派专人协助上海同行。一查，当地确有沈必渊其人，36岁，是开小酒馆的。

李、滕二人一商量，决定直接跟沈必渊接触，沈必渊很快被悄悄唤到了公安局。

沈必渊到公安局后知道是怎么回事，他说自己只想平平安安过日子，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告诉封企曾来过,并且直接说的是封企曾的名字。

据沈必渊说，封企曾是5月30日上午8点多钟来的，住了三夜,于6月2日上午离开了。进一步了解详情，得知封企曾赴青浦后没有进行过任何活动，甚至连门都没有出过。

沈必渊和封企曾已有八年未曾见过面，不知对方目前在干什么事情，也没问，就糊里糊涂地接待了他。封企曾也没有向他打听过任何事情，闲聊的内容都是以前的陈谷子烂芝麻事。

李蒙据此作出初步判断，认为封企曾多半是生怕在浦东蒋阿成处呆的时间过长会发生意外，所以出来避避风，同时也为以后的落脚点打个基础。

李蒙等人立即悄悄到了沈必渊家里。沈必渊的住所门面不算大,但是却很深，前后共有四进之多，后两进还是楼房。因此，他家的住房很宽裕。

沈必渊是个讲义气的人，封企曾曾是自己的老师，所以沈必渊让封企曾一个人住在后面的楼上房间。侦察员检查了他住过的房间，发现桌上的物件中有一沓信笺纸，上面压着一支钢笔，一本《三国演义》。

李蒙问了沈必渊，说那是他的笔，是封企曾向他借用的，信笺纸则是封企曾叫他的孩子去街上文具店购买的，那本《三国演义》是封企曾让他在书店买的。

滕扣根拿过钢笔看了看，没有什么异样，又看了信笺纸，都是崭新的，什么东西都没有，那本三国演义也是新的，上面没有任何涂画，于是李蒙便把钢笔、信笺纸和那本三国演义带走了。

李蒙反复翻看《三国演义》里面，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但就在他合上书的时候，发现封面上有印痕，这一发现令他非常兴奋。

他立即回到局里，让技术部门进行指纹比对和印痕辨认，这些东西上面都有封企曾的指纹，和蒋阿成家里的一样。

印痕辨认的内容是封企曾约一位被称为“老凯”的人于1950年6月4日上午9时在上海市杭州路眉州路口见面。从行文口气来看,封企曾和“老凯”似乎并不特别熟悉。信尾的落款日期为6月1日。

这个封企曾也真是狡猾，他写字时不敢用笺纸垫着怕有印痕，他用那本三国演义垫着，那本书的封面是硬纸的那种，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仍然被公安机关发觉了。

李蒙等人顺着这条线索，几经周折后找到了“老凯”，“老凯”真名叫崔镜明，此人是眉州路上一家机器修理厂的职工，原是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绰号“老凯”,由于职业关系，与三教九流的人员接触较多，其中不乏“军统”、“中统”的特务。

事关重大，专案组组长王得彰经过考虑，决定立即传讯崔镜明。当天晚上，崔镜明被带往榆林分局。榆林区位于今上海中心城区东北部的杨浦区辖区内，大抵位于原上海公共租界东区。1960年撤销建制，辖地划归杨浦区。

据崔镜明交代，他与封企曾相识于1941年2月，两人一度交往甚密。后来崔镜明离开巡捕房后，渐渐就交往得少了，直至完全断绝来往，至今已有将近六年。这次，崔镜明突然接到封企曾的信，约他见面。

6月4日上午，崔镜明如约跟封企曾见了面。但是封企曾并未给他叙旧的机会，两人见面的时间只有短短几分钟。封企曾托崔镜明给他办一件事：

在市中心借一个临街的住所，要求是二楼或者三楼，房租高些无所谓，但是房主必须是在新社会属于政治上可靠、进步的人物，最好是其社会关系中有人在共产党内当干部的，租期为半年，可以在搬进去前一次性付清租金。崔镜明答应想想办法，双方约定6月11日上午10时在杨树浦路江浦路口碰头听回音。

等崔镜明交待完时已是6月10日夜里，专案组组长王得彰让崔镜明第二天如约去和封企曾见面，同时让公安人员事先埋伏好，一举活捉封企曾，崔镜明答应好好配合。

1950年6月11日清晨6时不到，一个个身穿便衣的侦察员分别来到埋伏点，悄然进入四周的住户和商店、厂家。因为封企曾可能携带武器，所以侦察员个个都携带枪支，子弹上膛。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6月的上海天气适宜，当时这一地区并不繁华，路上行人也不多，到了上午9时50分，崔镜明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下来到了埋伏点。

几分钟后，只见从外滩方向来了一辆黄包车，车上坐着一个头戴黑色礼帽、脸上扣着大口罩的男子。6月份竟然戴着帽子和口罩，这立即引起侦察员的警觉，而崔镜明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封企曾，举手打招呼：

“来啦！”

这是公安机关和崔镜明约定的动手暗号，这说明来人正是封企曾，几乎就在同时，十几名侦察员从四面八方旋风般地扑向封企曾，还没等他作出反应，便已连人带车被掀翻在地，扣上了手铐。

封企曾在讯问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没料到你们这么快就掌握了我的线索。”

封企曾对其受命行刺陈毅供认不讳，他本来打算通过崔镜明在市中心陈毅上下班的必经之路租借一个临街的房间，借以窥测陈毅的活动规律，然后制订行刺方案，实施暗杀。

可是，封企曾没有想到，当他刚刚进行这个罪恶计划的第一步准备时，就被上海公安机关抓获。

军统王牌杀手封企曾，蒋介石钦点刺杀陈毅，却因一本三国演义露出破绽被抓获，这既体现了当时公安机关的高明，同时也说明一旦处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再高明的敌特也将无所遁形。

1951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在普陀区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万人大会，280万人收听实况转播。

会上对9名血债累累、罪恶昭著、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控诉和公审，这其中就包括曾经杀害500余名爱国人士和无辜百姓的军统王牌杀手封企曾，当场判处封企曾死刑。第二天，上海《文汇报》在第二版显著的位置作了题为《封匪企曾罪行实录》的报道。

1951年4月30日，被蒋介石和毛人凤寄予厚望的封企曾被处决于上海龙华刑场。

天择是作者的笔名，曾在国防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对历史和哲学颇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