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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7日晚上，在西班牙南部格拉纳达市（Granada）文化中心，十九岁的大学生费特列戈·加西亚·洛尔迦，在朋友们面前朗诵了他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印象与风景》。这是他头一次在公众场合朗诵。他中等身材，黑发蓬乱，浓眉在脸上显得突兀。他对自己的处女作毫无把握，在序言中称其为“外省文学的可怜花园里又一枝花”。观众以热烈掌声打消他的疑惑。第二天两家本地报纸给予好评。

1992年底，我和多多的漂泊之路交叉，同住荷兰莱顿（Leiden）。被那儿阴冷潮湿的冬天吓坏了，我们像候鸟往南飞，去看望住在西班牙地中海边的杰曼。他是比利时人，在台湾做汽车生意发了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金盆洗手，在西班牙买房置地，专心写诗搞出版。他的庄园居高临下，俯视阳光灿烂的地中海。他家一窖好酒，令人动容。我和杰曼白天翻译赫尔南德兹（Miguel Hernández）的诗，晚上开怀畅饮。杰曼满脑袋关于诗的狂热念头，加上法国红酒助威，“新感觉主义”诗歌运动诞生了。“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来自葡萄牙诗人佩索阿（Fernando Pessoa），这正好与同时代的赫尔南德兹相呼应，后者写道：“我憎恨那些只用大脑的诗歌游戏。我要的是血的表达，而不是以思想之冰的姿态摧毁一切的理由。”

翌日晨，我们开始了文学朝圣之旅，以便确认运动的大方向。由杰曼开车，我们先去赫尔南德兹的故居。他和洛尔迦、马查多（Antonio Machaolo）被公认为自西门涅斯（Juan Ramón Jiménez）以后西班牙三大现代主义诗人。马查多是“九八一代”的代表，洛尔迦是“二七一代”的核心，赫尔南德兹是衔接“二七一代”和“二七一代”后诗歌最重要的一环。环环相扣，西班牙诗歌的精神命脉得以延伸。赫尔南德兹一生贫困，只上过两年小学。内战开始后他加入共和军，后入狱，三年后因肺结核死在佛朗哥狱中，年仅三十二岁。从赫尔南德兹的家乡出发，一路向南，直奔洛尔迦的格拉纳达。“绿啊绿，我多么爱你这绿色。/绿的风绿的树枝，/船在海上/马在山中……”

最初读到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译诗抄》是七十年代初。那伟大的禁书运动，加深了我们的精神饥渴。当时在北京地下文化圈有个流行词“跑书”，即为了找本好书你得满世界跑。为保持地下渠道的畅通，你还得拥有几本好书作交换资本。一本书的流通速度与价值高低或稀有程度有关。遇到紧急情况，大家非得泡病假开夜车，精确瓜分阅读时间。当《洛尔迦译诗抄》气喘吁吁经过我们手中，引起一阵激动。洛尔迦的阴影曾一度笼罩北京地下诗坛。方含（孙康）的诗中响彻洛尔迦的回声；芒克失传的长诗《绿色中的绿》，题目显然得自《梦游人谣》；八十年代初，我把洛尔迦介绍给顾城，于是他的诗染上洛尔迦的颜色。

戴望舒的好友施蛰存在《洛尔迦诗抄》编后记中写道：“已故诗人戴望舒曾于1933年从巴黎到西班牙去作过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收获之一便是对西班牙人民诗人费·加·洛尔迦的认识。后来望舒回国和我谈起洛尔迦的抒情谣曲怎样在西班牙全国为广大的人民所传唱，曾经说：‘广场上，小酒店里，村市上，到处都听得到美妙的歌曲，问问它们的作者，回答常常是：费特列戈，或者是：不知道。这不知道作者是谁的谣曲也往往是洛尔迦的作品。’他当时就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开始深深地爱上洛尔迦的作品并选择了一小部分抒情谣曲，附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寄回祖国来发表在一个诗的刊物上，这是国内读者第一次读到中文的洛尔迦诗歌。1936年，洛尔迦被佛朗哥匪帮谋杀之后，在全世界劳动人民和文化工作者的哀悼与愤怒中，洛尔迦的声名传遍到每一个文化角落里，从那时候开始，戴望舒就决定要把洛尔迦的诗歌更广地更系统地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这些戴望舒三十年代旅欧时的译作，于1956年才结集出版，到七十年代初的黑暗中够到我们，冥冥中似有命运的安排。时至今日，戴的译文依然光彩新鲜，使中文的洛尔迦得以昂首阔步。后看到其他译本，都无法相比。戴还先后译过不少法国西班牙现代诗歌，都未达到这一高度。也许正是洛尔迦的诗激发了他，照亮了他。由于时代隔绝等原因，戴本人的诗对我们这代人影响甚小，倒是他通过翻译，使传统以曲折的方式得以衔接。

洛尔迦出生在格拉纳达十英里外的小村庄牛郎喷泉（Fuente Vaqueros）。他父亲拥有一百公顷地，合一千五百亩，按中国阶级划分必是大地主。在第一个妻子病故后第三年，他娶了个小学女教师。婚后九个月零九天，即1898年6月5日，洛尔迦来到这个世上。

就在洛尔迦出生后两个月，西班牙在和美国的战争中惨败，不得不在和平协议书上签字。战败导致由知识分子和作家推波助澜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九八一代” 的诞生。他们试图在寻找西班牙精神的真髓。马查多是“九八一代”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后成为“二七一代”的精神导师。两代相隔近三十年，那正是洛尔迦从出生到成长的时间。

洛尔迦成年后，把童年美化成田园牧歌式的理想生活，要说不无道理：家庭富足和睦，父母重视教育，兄妹感情甚深。不过和弟弟相比，他从来不是好学生，尤其进大学后考试常不及格。很多年，这成了父母的心病。

对洛尔迦早年影响最大的是三位老师。头一位是钢琴老师梅萨（Antonio Segura Mesa），他是个谨小慎微的老先生，除了去洛尔迦家上课，极少出门。他终身侍奉音乐，作过曲写过歌剧，都不成功，歌剧首演时就被哄下了台。他常对洛尔迦说：“我没够到云彩，但并不意味云彩不存在。”他们坐在钢琴前，由梅萨分析大师和自己的作品。是他让洛尔迦领悟到，艺术并非爱好，而是死亡的召唤。

有一天，当洛尔迦在艺术中心弹贝多芬奏鸣曲时，一位年轻的法学教授路过，为其才华吸引，他上前自我介绍。洛尔迦很快成了他家的座上客。这是第二位老师里奥斯（Fernandode los Rios），后来成了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他喜爱吉卜赛音乐和斗牛，精通好几门外语。他创建左翼政党，支持工运，与地方腐败的政治势力对着干。是他唤醒了洛尔迦的社会公正意识。

十七岁那年上艺术史课时，洛尔迦被后来成了他第三位老师的伯若达（Martin Dominguez Berrueta）迷住了。他是个倔强的小个子，谁若挑战他的想法，他会发脾气。他主张全面参与学生生活，甚至包括爱情私事。他意识到格拉纳达的局限，决定每年两次带六个出色的学生去西班牙各地远游，让他们“了解和热爱西班牙”。

在两年内，洛尔迦先后参加了四次文化之旅，不仅大长见识，还通过老师结识了一些重要人物，包括马查多。基于旅行见闻，他完成了随笔集《印象与风景》。他把此书献给钢琴老师梅萨。他把新书送到伯若达家，老师打开书扫了一眼，勃然大怒，令他马上离开，两周后把书退还给他。洛尔迦不服气。在他看来，伯若达是艺术评论家，而非艺术家，而他要追随的是钢琴老师那样真正的创造者。两年后伯若达病故。洛尔迦很难过，他公开表示歉疚之意，并私下对老师的儿子说：“我永远不会原谅我自己。”

第一次旅行中，他们有幸结识了马查多。他为伯若达一行朗诵了自己和别人的诗作，洛尔迦弹了一段钢琴曲。那次见面让洛尔迦激动不已。马查多对他说，诗歌是一种忧郁的媒体，而诗人的使命是孤独的。洛尔迦从朋友那儿借来马查多的诗集，他用紫色铅笔在扉页上写了首诗，大意是，诗歌是不可能造就的可能，和音乐一样，它是看不见欲望的可见的记录，是灵魂的神秘造就的肉体，是一个艺术家所爱过的一切的悲哀遗物。

我们到格拉纳达已近黄昏，在阿尔汉布拉宫（Alhambra Palace）附近下榻。晚饭后沿围墙漫步，塔楼林立。格拉纳达先由罗马人占领，八世纪摩尔人入侵，命名格拉纳达（意思是“伟大城堡”），直到1492年落入伊萨贝尔女王手中，阿拉伯人统治达八百年之久。阿尔汉布拉宫建于十四世纪，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宫殿花园之一。当年洛尔迦逃学常来这儿闲荡。

第二天，我们前往“牛郎喷泉”，一个普通的村落。孩子们在小广场喷泉边嬉戏，老人坐在咖啡馆外抽烟。洛尔迦故居陈列着家书、明信片和几幅他的勾线画，还有老式留声机和旧唱片。墙上是与亲友的合影及当年的戏剧演出海报。

1918年6月5日，洛尔迦二十岁。生日后第三天，得知童年伙伴的死讯，他一夏天都被死亡的念头困扰。紧接着，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全世界两千万人的性命。1919 年初全国陷于混乱，到处在罢工游行。在格拉纳达，工人与雇主发生冲突，洛尔迦和朋友们加入维护工人权利的运动。里奥斯老师收到匿名恐吓信。2月11日，离洛尔迦家不远，宪警向大学生游行队伍开火，打死一个医学院学生和两个平民，当局宣布军管。虽有心支持工人运动，洛尔迦却被血腥的暴力吓坏了，他蜷缩在父母家，甚至不敢从阳台往街上看一眼。一个好朋友每天来到他家窗下，高声通报局势的进展。

1919年春，在马查多的劝告和朋友的怂恿下，他离开家乡，搬到首都马德里。在里奥斯的推荐下，他被号称“西班牙牛津剑桥”的寄宿学院（Residencia）接纳。这里设备齐全，有人打扫卫生，提供膳食。洛尔迦很快成了这里沙龙的中心人物，他朗诵诗作，即兴弹奏钢琴曲。一个崇拜者回忆：他手指带电，似乎音乐从他体内流出来，那是其权力的源泉，魔术的秘密。

在寄宿学院有个叫布努埃尔（Luis Bunuel）的小伙子，喜欢体育、恶作剧、女人和爵士乐。他特别服洛尔迦，总跟他泡在一起，听他朗诵诗。“他让我知道另一个世界，”他回忆道。他们一起狂饮，在马德里寻欢作乐。布努埃尔后来成了西班牙最著名的电影导演。

洛尔迦的戏在一家小剧场彩排。这是关于一只蟑螂为寻找爱情而死去的故事。他写信给父母说，若蟑螂成功，他能赚一大笔钱。首场演出，他订了不少座位，请朋友们来助威。开幕没几分钟，一个男人从包厢大叫大嚷：“这戏是给雅典娜神庙的！知识分子滚回去！”人们跺脚起哄，朋友们则用掌声反击。报纸反应平平。几周后，父亲勒令洛尔迦立即回家完成大学学业，否则就来马德里把他带回去。洛尔迦写了四页长信：“你不能改变我。我天生是诗人，就像那些天生的瘸子瞎子或美男子一样。”最后老父亲屈服了，答应让他待到夏天。

趁夜色，杰曼带多多和我混进格拉纳达一个小区俱乐部。舞台上载歌载舞，全体观众跟着用手掌的不同部位击出复杂多变的节奏。这就是弗拉明戈。是夜余兴未尽，我们来到郊外的一家小剧场，陈设简单但票价昂贵。当响板骤起，一男一女如旋风登场，动作粗野强劲又控制到位。

第二天下午，我们拜访了作曲家法亚（Mannel de Falla） 的故居，它坐落在阿尔汉布拉宫西北边的山坡上。那是一栋白色小房子，庭院青翠。从这里可以看见格拉纳达及远方田野。法亚曾骄傲地说：“我这儿有世界上最美的全景。”

1921年夏，洛尔迦厌倦了呆板的学校生活，常和朋友们到阿尔汉布拉宫围墙内的一家小酒馆聚会。老板的儿子是吉他手，为大家演奏“深歌”（deep song），一种古老的安达卢西亚吉卜赛民歌，十九世纪被弗拉明戈取代。在重重古塔的包围中，他们倾听深歌的哭泣。参加聚会的有个秃顶小个子，他就是法亚，著名的西班牙作曲家。洛尔迦一伙嚷嚷着要搞个音乐咖啡馆，而法亚提议举办深歌艺术节。

两年前他俩曾见过面，直到深歌之夜才成为朋友。表面上，两个人相去甚远。中年的法亚胆小古怪：他连刷牙都害怕；睡在储藏室般小屋的窄床上，头上悬着十字架；每天早上工作前他都要做弥撒。他是个工作狂，认为自己的天才是上帝的礼物。在法亚看来，深歌才是正宗的。为寻找源头，他带洛尔迦去吉卜赛人的洞穴。

1921年除夕夜，洛尔迦雇来一个街头乐队，踮着脚尖来到法亚的窗户下，在洛尔迦的指挥下，突然演奏小夜曲。法亚笑得几乎开不了门。深夜，法亚请小乐队分四次演奏他们的乐曲，由他钢琴伴奏。

他和法亚忙于筹备深歌艺术节，为寻找比赛歌手而走遍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他开始写作。1921年11月初，他在十天内写了二十三首，月底前又成八首。这组诗命名为《深歌集》。

2

吉 他

吉他的呜咽

开始了。

黎明的酒杯

碎了。

吉他的呜咽

开始了。

要止住它

没有用，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单调地哭泣，

像水在哭泣，

像风在雪上

哭泣。

要止住它

不可能。

它哭泣，是为了

远方的东西。

南方的热沙

渴望白色山茶花。

哭泣，没有鹄的箭，

没有早晨的夜晚，

于是第一只鸟

死在枝上。

啊，吉他！

心里插进

五柄利剑。

《吉他》来自洛尔迦《深歌集》（1921）。我在戴望舒的译稿上做了小小改动，主要是某些词显得过时，比如“吉他琴”、“晨晓”。仅一句改动较大，戴译稿是“要求看白茶花的 /和暖的南方的沙”。我参照英译本，并请教懂西班牙语的美国诗人，改动了语序，以求更接近原意：“南方的热沙 /渴望白色山茶花。”一首诗中最难译的部分是音乐，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译者在别的语言中再造另一种音乐。洛尔迦诗歌富于音乐性，大多数谣曲都用韵，戴望舒好就好在他不硬译，而是避开西班牙文的韵律系统，尽量在中文保持原作自然的节奏，那正是洛尔迦诗歌音乐性的精髓所在。

洛尔迦被吉卜赛人的深歌赤裸的热情所感动，他认为，那被置于短小形式中的所有生命的热情，“来自第一声哭泣和第一个吻”。他认为，深歌是他写作的源泉：爱，痛苦与死亡。他推崇其形式中异教的音调，直率的语言，泛神论，和多种文化的融合。他说自己《深歌集》中的诗，“请教了风、土地、大海、月亮，以及诸如紫罗兰、迷迭香和鸟那样简单的事物。”洛尔迦试图通过短句和单纯的词，以及主题的变奏重复，找到与深歌相对应的诗歌形式。

吉他的呜咽/开始了。/黎明的酒杯/碎了。用黎明的酒杯与吉他的呜咽并置，构成了互涉关系，使色泽与音调、情与景交融。碎了与开始了对应，呈不祥之兆。要止住它，先是没有用，继而进一步强调不可能。紧接着是五次哭泣。先是单调地哭泣，像水在哭泣，像风在雪上/哭泣，再次插入要止住它/不可能。再次否定后出现音调上的转换：它哭泣，是为了/远方的东西。

第二段音调的转换也带来意义的延展。远方的东西是什么？南方的热沙/渴望白色山茶花。然后又回到哭泣：没有鹄的箭，/没有早晨的夜晚。哭泣并非来自现实，很可能是青春的骚动，或本质上对生命的绝望。于是第一只鸟/死在枝上。死亡出场，以第一只黎明之鸟的名义。结尾与开始呼应，主角再次显现：啊，吉他！/ 心里插进/五柄利剑。结尾突兀，像琴声戛然而止。

此诗的妙处是既简单又丰富，多变而统一，意象透明但又闪烁不定，特别是回旋跌宕的效果，像音乐本身。记得纽约派的代表人物约翰·阿什伯里（John Ashbery）在一次采访中说过，对他来说，音乐是诗歌最理想的形式。

这里基本采用的是英美新批评派的细读方法。它的好处是通过形式上的阅读，通过词与词的关系，通过句式段落转折音调变换等，来把握一首诗难以捉摸的含义。说来几乎每一首现代诗都有语言密码，只有破译密码才可能进入。但由于标准混乱，也存在着大量的伪诗歌，乍看起来差不多，其实完全是乱码。在细读的检验下，一首伪诗根本经不起推敲，处处打架，捉襟见肘。故只有通过细读，才能去伪存真。但由于新批评派过分拘泥于形式分析，切断文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最后趋于僵化而衰落，被结构主义取代。新批评派虽已过去，但留下细读这份宝贵遗产。作为一种把握文本的基本方法，细读至今是必要的。

3

1922年6月7日，即二十四岁生日两天后，洛尔迦在格拉纳达一家旅馆朗诵了《深歌集》。一周后，深歌艺术节在阿尔汉布拉宫拉开序幕，吸引了近四千穿传统服装的观众。参加比赛的歌手一一登场，响板迭起，吉他悸动，从吉卜赛人中传出阵阵哭声，他们跟着沉吟起舞，如醉如痴。次日晚大雨，人们把椅子顶在头上，比赛照常进行。洛尔迦对一个本地记者说：“告诉你，亲爱的朋友，这深歌比赛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和月亮和雨比赛，正像太阳与阴影之于斗牛一样。”

1923年春，洛尔迦勉强通过大学毕业考试，一周后和弟弟去马德里。在寄宿学院，一个叫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的青年画家进入他视野。他们随即形影不离：散步、逛博物馆、泡酒吧、听爵士乐。有一回，达利把一张二流作品卖给一对南非夫妇。兴奋之余，他们叫了两辆出租车回学院，自己坐头一辆，让另一辆空车跟着。此举被马德里富家子弟效法，流行一时。由于野心的互相投射，以及被对方才能的强烈吸引，他们的关系很快从友谊发展成爱情。

1925年复活节假期，洛尔迦应邀到达利家作客，他们住在地中海边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里。达利的妹妹阿娜（Ana Maria），按洛尔迦的说法，是“那些美丽得让你发疯的姑娘之一”。他们仨沿海滨散步。达利察看光线、云和大海，洛尔迦背诵自己的新作。一天下午，他们围坐在餐桌旁，洛尔迦读了他新写的剧本，阿娜感动得哭了。达利的父亲声称，他是本世纪最伟大的诗人。

洛尔迦回到格拉纳达，他近乎绝望地怀念那段美好时光。达利在巴塞罗那附近服兵役。他们书信频繁，字里行间情谊绵绵。洛尔迦写了首诗《萨尔瓦多·达利颂歌》，达利在信中称他为“我们时代唯一的天才”。洛尔迦深知同性恋的危险，特别是在一个天主教国度。他得学会伪装，避免来自社会习俗的惩罚。

1927年5月，洛尔迦来到巴塞罗那，参加他的新戏彩排。服兵役的达利一有空就溜回来，和他在一起。他们在街头漫步，迷失在关于艺术与美学的热烈讨论中。达利为他的新戏做舞台设计。6月17日，达利和他妹妹来参加首演。演出获得巨大成功。

在西班牙文学史上，1927年无疑是重要的一年。为纪念西班牙诗人贡古拉（Luis de Góngora）逝世三百周年，洛尔迦和朋友们举办一系列活动，马查多、法亚、毕加索和达利等人都热烈响应。在马德里，年轻人焚烧了贡古拉当年的敌人的书；由于西班牙文学院对贡古拉的冷落，他们半夜在文学院围墙上撒尿。

高潮是在塞维利亚（Sevilla）举办三天的纪念活动，洛尔迦和其他几个年轻诗人在邀请之列。他们一行六人登上火车，一路喧闹，深夜到塞维利亚。迎接他们的是退休的斗牛士梅亚斯（Ignacio Sanchez Mejias），他是个文学鉴赏的行家，几乎能背诵贡古拉所有诗篇。他是那种极有魅力的男人，身材矫健，脸上是斗牛留下的伤疤。他把客人带到自己在郊外的农场，给他们披上阿拉伯长袍，打开香槟酒。梅亚斯和一个吉卜赛朋友唱深歌，洛尔迦和朋友们朗诵诗。

三天正式的纪念活动，包括演讲、朗诵和本地报纸的采访留影。此外是流水宴席，在塞尔维亚朋友的陪伴下，他们每天都喝到天明。贡古拉三百年祭，促成西班牙诗歌“二七一代”的诞生。塞维利亚之行后，洛尔迦画了一张诗歌天体图。据说，他把自己画成被卫星环绕的最大行星。

从1928年春到夏初，洛尔迦忙于整理他的《吉卜赛谣曲集》。7月此书问世，获意想不到的成功，人们甚至能背诵吟咏。后获诺贝尔奖的阿列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在贺信中写道：“我相信你那纯粹的无法模仿的诗歌。我相信你是卓越的。”其中《梦游人谣》，是洛尔迦的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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