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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国旗的护卫者：中国留日学生与龙旗事件》，提到了留学日本的知识青年在日本成城学校留学时，捍卫“龙旗”的事件。其实这一事件忽略了一个问题：面对甲午海战以及庚子赔款，深感国耻的清末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学生选择将日本作为留学的目的地。

一、晚清及民国知识青年为何选择留学

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国人的起义与暴动，推动了近代社会的转型。在政治上实施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在经济上出现了洋务运动，近代民族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在思想上的维新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这些变化推动了近代文化的变动，大批出国留学生在考察了西方的文化教育制度后，开始了解到本国的文化缺陷，认为是科举制阻碍了我国的文化教育发展，无法培养出近代国家需要的人才，迫切的要求废除科举制。

科举制的废除使得旧式知识分子丧失原有的社会地位。晚清时期的知识分子处于中国传统政治权利结构中心地位，他们可以直接参政，而参政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制。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地位主要来源于他们在政治权力中的位置。随着科举制被废除，受这一制度维系的对知识阶层的作用，及社会地位的认同的一切也必然随之而去。当他们不在处于政治权力的中心地位，没有合适的社会环境体现自己的精英价值。当时的山西举人刘大鹏所见“士者，无他业可为，唯有仰屋而叹无米为炊”。他不仅感慨道：“士为四民之首，坐失其业，谋生无术，生当此时，将如之何？”。

其次，科举制废除造成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科举制可以保证知识分子进入国家的政治中心，参与国家的管理。而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他们被排挤出政治中心，参政无望。而由于社会技能的不足，也无法在当时的社会立足。他们不得已在有限的社会空间里谋取生机。从当时的社会来看，知识分子有几个大方面的选择，一是进入民族资本企业但是不能尽量发展的民族资本企业并不能吸收大批的知识阶层。二是出国留学，但是出国留学需要良好的家庭条件与社会背景，并不适合所有的知识分子。三是参军，显然从当时的知识阶层接触的知识面积来看，他们的世界观和认知方式不能适应近现代化的战争。因而，无论是参与生产组织还是出国留学或者是参军，都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旧的制度刚刚被推翻，新的制度尚且没有建立，“留学教育不仅代替当时我国之高等教育，而且是一种高等之补习教育。故当时之留学生数量虽然很多，但程度参差不齐”。 因而留学成为青年知识分子重新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

二、晚清以及民国政府对知识青年外出留学的态度如何？

甲午战争后，为缓和因为战争降至“冰点”的中日关系，以及通过接受中国留学生培植日本在华势力，日本政要纷纷建议接受中国留学生。 1896年6月，日本外务次官小村寿太郎提出应怂恿张之洞、刘坤一等清政府权臣选派学生赴日留学，以此建立中日两国“长远且巩固的紧密关系”1879年底，受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委派，日本驻华使馆参谋、陆军大佐神尾光臣向湖北地方政要表示甲午战争是“彼此俱误”，“而今西洋白人日炽，中东日危。中东系同种、同文、同教之国”，希望中国派人赴日留学，作为两国联交之始。继而，日本参谋本部陆军少佐宇都宫太郎又受川上之命面见张之洞，劝说他选派中国青年入学日本“武备及各种学堂”，并保证“优待切教”敏锐地察觉中国人留日意愿的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在1898年5月7日向清政府总理衙门发出愿接受中国“多数之学生”，且提供200名学生留学费用的照会。

随后，他致函外务大臣西德二郎，解释说此举既有助于改善中日关系，又有助于索取福建省内铁路敷设权的谈判，更关键的是有助于扩大日本在华势力。西德二郎虽不赞成为中国留日学生提供费用，但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学生。矢野文雄此后不久去职，但日本政府继承了他积极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如，张之洞计划于1898年选送留日学生，后因戊戌政变而中止，日本政府为此与清政府交涉，以确保其计划顺利进行。1899年2月17日，外务大臣青木周藏致信驻英公使加藤高明，指出根据矢野文雄关于日中有关留学生事宜的协商意旨，日本政府“立即接受、训练清国派遣的武官学生”，希望清政府南北通商大臣及湖广总督等继续选派学生赴日留学 。

随之，中国留日热潮逐渐兴起。这不仅对日本刚刚开始的近代化教育，尤其是国立学校教育产生一定影响，而且留日学生问题往往涉及中日关系。鉴于此，文部大臣桦山资纪于1900年6月商之于外务大臣青木周藏，决定颁布法令，以明确入学条件和相关手续，为留日学生入学文部省直辖学校提供“方便”。1900年7月4日，文部省以省令第11号，颁布《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委托生规程》是为近代日本对外国留日学生政策的最初法令。

由此可以看出，晚清政府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达到自强的目的，日本政府则希望通过培养中国留学生形成亲日的文化团体。两国政府虽然各有各的算盘，但在本质上都赞同留学。

三、留学日本与留学欧美群体之间的差异

中国近代赴欧美 （较为特殊的赴法勤工俭学和赴苏留学除外）与赴日本留学不仅在规模上悬殊巨大，在特点上也有诸多差异。在留学意识上，早期赴欧美留学发生较早，留学意识并不强烈，派遣留学只是少数有识之士呼吁和推动的结果，由于社会风气未开，无论政府还是民间，大多数人尚存疑虑，甚至反对留学。

相比之下，留学日本由于相对较晚，留学意识较早期留学欧美要强烈得多，由于风气已开，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社会团体到民间组织，从通商口岸到穷乡僻野，中国社会对留学日本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 “学堂之出身不如出洋留学之易而优”，留学日本既是需要又是时尚。在留学形式上，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均有官费 （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形式，但比较而言，赴欧美留学由于人数较少，路途较远，故官费 （公费）留学占有较大比例，而赴日本留学，由于数量庞大，路近费省，故除官费 （公费）留学外，自费留学者比例较大，这种情况清末留日最为普遍，官费留学既有清廷出资遴选的留学生，又有各省督抚派送的文武学生，自费留学则遍及宇内，无须富豪子弟，小康之家自费留学东洋也是常见的。

赴欧美留学多采取考试方式选拔，或由派送单位或由学部 （教育部）组织考试，严格选拔，尤其是庚款留美最为严格，考试难度较大，考试除中文外，其余均用英文答卷，还须从法文或德文中选考一门或二门第二外语。相比之下，赴日本留学要宽松得多，大多未做严格的限制，官费留学或由京城各衙推荐或由各省保送即可，自费留学只要经济许可，由社会团体组织甚至自行组织的也不少见。在留学人员的构成上，赴欧美留学多以青年学生为主，尤其是在校和毕业学生，而赴日本留学除了青年学生外，社会青年、在职官员、知识分子、商人均有不同程度的参与。

在留学专业上，中国近代留学教育基本涉及现代意义划分的所有学科专业，既包括工科、理科、医科、农科等实科专业，也包括法政、经济、哲学、文史、教育、文学等文科专业。但比较而言，赴欧美留学实科比例较大，第一批留美幼童在美中学毕业后，大多进入各类大学和专科学校学习物理、机械、开矿、造船、邮电、军事、农业、医学等专业和课程，持续时间较长的庚款留美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后，主要分布在理、工、农、医、商、建筑等实科专业，文科较少。早期留欧学生多学船政、驾驶、机械、海军等专业， ２０世纪初，留欧学生重点又转向理工等专业。相对而言，赴日本留学的专业则法政、陆军、师范较为突出，尤其是清末时期，清政府出于偏练新式陆军的需要，国内修律立宪、地方自治等各项改革不断推进，以及废科举兴学堂等举措，大量需求陆军、法政、师范等专业人才。

在留学成效上，赴欧美留学由于选拔较严，起点程度较高，留学费用较有保障，因而大多能够专心求学，攻读高学位，获得高学位者比例较高。 1902 年 －1911年，中国留美学生获博士学位者6名，硕士学位者16名，哥伦比亚大学1911年即有3名中国学生获博士学位，6名学生获硕士学位，留欧学生相差不大。而留日学生，由于国内基础教育较差，数量巨大，大多并没有经过严格的选拔，再加上自费多，经济条件有限，进入高等学校较少，不少出于尽可能短的时期内获得文凭，回国谋取一官半职，也有一些出于救国心切，希望短期内学到日本的法律政治，所以速成教育尤为普遍，法政、陆军、师范速成科、速成班比比皆是，在当时留日学生中 “速成科占67% ，普遍科30%，高等专科入学者3%～4%，进入大学者仅1% ”清政府学部的上奏中也说： “习速成者居百分之六十，习普遍者居百分之三十，中学退学或辗转无成者百分之五六，入高等专门者居百分之三四，入大学者仅百分之一。”因而，能够攻读和获得高学位的十分少见。难怪社会上曾有 “东洋学生以漫无限制，流品太杂而无成效” 之说。

1906年清政府学部举办的第二次留学毕业考试，及第者中最优等悉为留学欧美的学生，赴日速成留学既是清末中国国情的使然，也是区别于欧美学位留学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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