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一是饰演“女主”的周恩来

后来，周恩来还一直牢记在南开中学求学时那段男扮女装登台演剧的经历。有一次与张伯苓校长在重庆南开中学观看话剧时，周恩来对张伯苓说:“我对校长有意见！”张伯苓不明其意何在，周恩来风趣地说:“当年你不该总让我扮演女角啊！”说得师生二人相视大笑不止。

南开新剧团的演出不仅受到本校师生的欢迎，而且得到京津许多地区观众的喜爱，可以说，其声誉已经超过了某些专业剧团。许多学校和专业剧团争相上演南开新剧团的演出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周恩来不光是到北京来看别人演南开新剧团的剧目，他自己参加演出的《一元钱》也曾来到北京演出。该戏表现的是一对青年男女不为贫富巨变所动，追求自主婚姻的感人故事，在南开中学演出以后受到好评，后来又受到北京文艺界的邀请，赴北京演出。著名京剧大师梅兰芳闻讯赶来，观看了演出，并与演员们进行了座谈。新中国成立以后，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与梅兰芳相见时，曾经高兴地回忆起这件有意义的往事。周恩来说:“30多年前，南开中学校庆，我们排演了新剧《一元钱》，北京文艺界曾邀我们来京演出。”说到这里，梅兰芳说:“我想起来了，您在《一元钱》里演一个女子。演过之后，好像我们还开了座谈会。”周恩来笑着说:“对。虽然那是青年时代的事，但我们可以说也是同行了。”说得在场的人都忍不住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左二后立者）和南开中学新剧团主要演员合影

周恩来关于发展新剧的思考是认真的、全面的、深刻的。他曾经明确地提出——

第一，旧戏流弊太多，多为导淫毁俗之作，改不胜改，较之新剧实为利少而害多，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则世风日下，损害国家之精神。为此，只有从振兴国家出发，力倡新剧。

第二，对于新剧的派别也要具体分析，趋向堕落的文明戏必须进行彻底批判。文明戏的“演者、编者，类多率尔操觚之士，数时练习，便自登场。情节之未合也，言辞之支离也，布景之未周也，动作之失措也，均无暇计及。藉一二之滑稽辞句，博观者欢迎，间复加以唱工，迎合社会心理。……以此而言新剧，与新剧之主旨，相去日远。”一句话，不改革文明戏，新剧是不可能称为新剧的。

第三，“现代写实剧者，乃最近七八十年之戏剧，其意在不加修饰而有自然实际及客观之趣味。此种剧旨，更为锐进而成空前之发达。”南开新剧“于潮流中已占有写实剧中之写实主义。”

周恩来这些理论主张，对于南开新剧的健康发展，显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于幼稚的中国话剧之成长也是十分有利的。

抗战烽火中关注话剧

曾经有人问过周恩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周恩来说:“都喜欢。”那人又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周恩来想了想:“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

走上职业革命家道路以后，周恩来自己就不便也不能再登台演戏了，但是，他的兴趣犹存，对话剧艺术、话剧团体仍然给予极大的关注。就是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也是如此。1937年10月，中国旅行剧团在汉口法租界的“天声舞台”，首演四幕抗日锄奸话剧《前夜》，这个戏由阳翰笙编剧，由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导演并主演。应阳翰笙之邀请，周恩来前往观看演出，并给剧本提出意见，进行了指导。

唐槐秋

演出结束以后，周恩来在阳翰笙的陪同下，来到后台看望演员，并微笑着和全体演职员一一握手。当与唐槐秋握手的时候，唐槐秋客气地说:“您好！请多指导。”周恩来更加客气地说:“我是来学习、受教育的。”在对演出加以肯定和鼓励之后，他还希望中国旅行剧团更多地创作演出这种振奋爱国精神、鼓舞抗日斗志的好戏。

自此以后，凡是中国旅行剧团推出新剧目的时候，周恩来都来看戏。周恩来每次到剧场看戏，都有邓颖超陪同，另外还有秘书、警卫、司机等随员参加，一共六个人。每次演出结束，周恩来都要到后台看望演职员，祝贺演出成功，并表示感谢。他们每次来看演出，都是照章购票，不肯“看白戏”。一次，唐槐秋委托田汉给周恩来送去六张戏票，请他们来看戏。周恩来见了戏票，就问田汉:“戏票要好多钱？”田汉说:“这是请你去看戏，不要钱。”周恩来说:“那不行！”又郑重地表示:“槐秋的剧团是职业剧团，全靠卖票维持生活和发展。我们怎么能"看白戏"呢？”田汉只好说:“那票钱就由我来付吧！”周恩来摆手说:“不行，不行！你不也就那么几个钱吗？”结果，田汉拗不过周恩来，还是收了六张戏票钱，才算了事。

周恩来看《风雪夜归人》，先后一共看了七次，并且是爬着200多层的台阶，到“抗建堂”去看。周恩来谈到这个戏时表示:吴祖光写这么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妇女，一个姨太太，跟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戏子，他们为了争取自由，向那么强大的黑暗势力作反抗，应不应该赞扬呢？大概是应该肯定的吧。

当时，周恩来关心话剧界人士的事数不胜数，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提。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话剧界“四大名旦”之一的张瑞芳，由于在“雾季公演”中先后演出了《棠棣之花》和《屈原》等六部大戏，已经引起国民党当局派遣的特务之注意。心细如发的周恩来看到并想到了要保护张瑞芳。事后，张瑞芳这样回忆:“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同志通知我说到新华日报会客室，我就在那儿等着。这个时候总理突然出来了，与我进行第一次也是很长的谈话。他告诉我，今后你的组织关系就在我这里，单线联系。不过我可能对不起你，就是你可能会过不了正常的组织生活了，因为我不可能每次按规定时间来跟你见面，以后有事我会通知你。”就这样，张瑞芳在周恩来的关怀下，于恶劣的情况中，得到了很好的、有效的保护。

张瑞芳

与新中国话剧同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日理万机，但是，他更没有忘记新时代的话剧艺术。可以说，周恩来是带领话剧艺术一起不断前进的。

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在1952年，周恩来亲自提议建立专业的话剧团体——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且点名让曹禺担任院长，而且批准首都剧场的兴建和交给北京人艺专门使用。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和缔造者。

1954年12月31日的夜晚，周恩来特意来到北京剧场，观看曹禺解放以后写的第一个话剧《明朗的天》，并且直接给予剧院工作以具体、细致又详尽的指导。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高兴地来到舞台上，与演职员一一亲切握手，合影留念。周总理站在舞台中央，人们把他团团围住，都想听听他的讲话。突然，周总理摆摆手说:“今天是除夕，你们谁有约会谁走，挨了骂我可不负责任！”一句话，引起人们的哄堂大笑。周总理也畅快地笑了起来。

由于来的人太多，站在后面的人很难听清周总理的话。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我们都到观众休息室去吧！”于是，人们簇拥着周总理来到了观众休息室。周总理挥着手，让大家都坐下。周总理坐下以后，满脸带笑地向身旁的曹禺说:“我看了你们的戏，总得了解一些情况，这个除夕也就没有白过。怎么样，大家谈谈吧？”周总理的调查是详细的、认真的，从演员比例，工资待遇，住房问题，以至剧院能否企业化等都作了询问，并得到了一些回答。

周总理在1961年再一次来北京人艺看《雷雨》。看戏以后，按照惯例走进休息室和演职员座谈，谈到了演员的表演艺术——“一个演员在台上，要"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不要看着观众，但是心里要有观众。眼睛老看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是只顾着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的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请看，表演艺术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这是相当内行的精辟见解，只有经过长期舞台实践的人才能说得出口，实属难能可贵。写到这里，我突发奇想——如果周恩来不是做了出色的革命家，那么，他肯定也是一个出色的话剧表演艺术家。

动乱岁月里的最后关爱

在1966年“文革”初期，曹禺的日子是很难熬的。他每天下班以后回到家里，吃不进饭睡不着觉，常常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发呆，睁着两只大眼睛，一熬就是一个夜晚。不知道为什么，他越来越感觉到，自己被“揪出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青年时代的曹禺

12月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天气格外的冷。

铁狮子3号院子里万籁俱寂，曹禺的全家都已经入睡。在一阵急促、响亮又令人揪心的敲门声以后，一队“红卫兵”破门而入闯到屋里来。曹禺从梦中惊醒，预感到大祸临头。“红卫兵”呵斥着把曹禺从床上拖下来，在凛冽的寒风中，塞进了小汽车。在茫茫的黑夜里，曹禺被押送到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屋里不准开灯，所有的人一律靠墙席地而坐。次日清晨，天渐渐亮了起来。曹禺偷偷地侧目一看，看到了彭真、刘仁等人，惊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此刻，周总理听到了有关方面的报告，马上赶到关押现场。周总理对“红卫兵”的头头说:“曹禺算什么呢？他又不是走资派嘛。你们为什么把他抓来？赶快把他放回去！”于是，曹禺才又懵懵懂懂地回到家，仿佛是做了一场噩梦。

老年时代的曹禺

最后，还要再举出一个难忘的例子。

1975年的秋天，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多年的张颖，突然来到曹禺的家里。张颖说:“前几天，总理接见外宾，我见到了他。总理特意问:曹禺近来怎么样？”曹禺听到以后，一下子忍不住地热泪盈眶了。张颖继续说:“我汇报总理，曹禺的夫人方瑞去世了，他的心情和身体都不大好。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你该去看看他才是，并请代表我和邓大姐向他问好。请他多多保重。"”曹禺连连点头，不停地说着“谢谢”。张颖还说:“曹禺同志，您要振作起来，好好保养身体，国家需要您作出贡献。”第二天，张颖又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这些同志都是中国的宝贝，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出来。这样，过几天，你给安排一下，先让曹禺出来接待一次外宾，亮亮相，看看社会反应再说。”接下来，张颖出面安排曹禺与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话剧老艺术家千田是也见面，并且进行了公开的报道。从此，已经失踪七年之久的曹禺又出来了。国外有的媒体这样写道:“中国的莎士比亚曹禺重新复活了！”

更多往期精彩，点击查看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