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Abstract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萧红的女性身份一向是理解分析其作品时独特且无法忽视的视角。在成名作《生死场》中，萧红以其“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塑造了多样且丰满的女性群像，在乡村与城市、同性与异性、个人与家国、有意与无意之间，她们的“看”与“被看”既充满大胆反叛的“越轨”，也不乏自我检束的“反身”，不仅成为文本内部情节叙事的重要一环，更折射出丰富的自我思考与情感体验。本文即以《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为中心，分析其中的反身与越轨意义。

发表于1935 年的小说《生死场》是女作家萧红的成名作，在当时以男性作家群为主体的文坛上，萧红的女性身份及其性别特征为其博得了特殊的关注，也为人们理解分析其作品提供了独特且无法忽视的女性视角。鲁迅在《序言》中这样评价：“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也在《读后记》中写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女性的纤细的感觉也看到了非女性的雄迈的胸境。”两位同时代的男性作家的评价都提及了萧红女性作家的性别立场，可见女性视角在《生死场》中的重要性。

《生死场》没有固定的叙事主人公，小说的视点仿佛游荡在广袤的乡村田野与城市之间，塑造了乡村和城市底层的人物群像。在众多的人物形象之中，丰富的女性形象在人物数量和性格丰满度上都远远超过了男性人物，而这正为女性之间的“看”与“被看”提供了必要的契机和场域，也为小说自身带来了一般男性写作所不具有的独特魅力。小说中女性的“看”与“被看”既发生在乡村，也发生在城市；既是一种有意识的审视，也是一种无意识的瞥见；既有女性之间的默契与感同身受，也有男权社会价值观下的压迫与相互中伤。小说塑造出的多样且丰满的女性群像以及她们的“看”与“被看”，不仅成为文本内部情节叙事的重要一环，更折射出丰富的自我思考与情感体验。

鲁迅以“越轨”一词揭示小说内外女性作者与女性角色共同构成的大胆、主动与反叛，但却并未点明这“越轨”背后的深层动力与无可奈何的出发点，乃是女性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反身”——从社会、家庭、道德、身体等方方面面生发的自我检束与规训。如果说“越轨”是女性的主动与行动，那么“反身”则是与这份主动相伴相随乃至“阴魂不散”的被动与束缚；如果说女性角色的“反身”是其“越轨”的底色，那么女性作家的“越轨”便是其“反身”的结果。本文即从“‘异己’之眼——透过男人看女性”“‘我’/‘她’之间、透过女人看女性”和“个/群内外、透过家国看女性”——这三个角度出发，分析《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及其所携带的反身与越轨意义。

一、“异己”之眼：透过男人看女性

探讨女性问题自然离不开对“男性”的关注。对于女性而言，男性作为性征上的“异己”和传统社会主从关系中的“主导”，不仅是女性需要观察和了解的对象，更是女性自我性别认知与定位的中介和手段。

在《生死场》所表现的女人们的聚会中，“男人”始终是其不变的中心话题，女人们既借此机会了解自己所处的女性群体对男人的认识，也透过讨论男人去观察自己与其他女性。这是一种从女性角度出发将男人作为客体对象展开的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讨论打破了传统的男性话语权威，即“唯有男性话语主体是陈述所依傍的始点和中心，唯有男性话语主体有权解释‘妻’为何意、为何物，至于女性则不过是被谈论、被规定的客体对象”。萧红在《生死场》中让长久以来淹没在男性话语权中的女人们发声，将女人作为话语主体而将男人置于客体之位，其对传统性别话语秩序的颠倒正是所谓“越轨”的体现。

小说第四章“荒山”和第十四章“到都市里去”分别书写了乡村和城市底层的两次女性集聚，其中从女性视角展开的对于“性”的表现是非常独特甚至具有开创性的，这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将男人当作女人的性对象，并透过“性”与“男人”来对女性自我和女性群体进行观照。

例如，在乡村女性聚会中，萧红借村妇间拉家常的闲谈与玩笑写出了女性对于“性”的态度：

菱芝嫂在她肚皮上摸了一下，她邪暱地浅浅地笑了：

“真没出息，整夜尽搂着男人睡吧？”

“谁说？你们新媳妇，才那样。”

“新媳妇……？哼！倒不见得！”

“像我们都老了！那不算一回事啦，你们年青，那才了不得哪！小丈夫才会新鲜哩！”

每个人为了言词的引诱，都在幻想着自己，每个人都有些心跳；或是每个人的脸发烧。就连没出嫁的五姑姑都感着神秘而不安了！她羞羞迷迷地经过厨房回家去了！只留下妇人们在一起，她们言调更无边际了！王婆也加入这一群妇人的队伍，她却不说什么，只是帮助着笑。

这是一幅充满了快慰欣喜与私密羞涩的村妇聚会图，是整部小说中为数不多的欢乐场面。从妇人们欢快的打趣中不难看出女性从“性”中得到的愉悦，这份隐秘的享受正是乡村妇女艰辛生活的调解和慰藉，而这不自觉的宽慰则在无意识中为女性化解婚姻苦难与夫权压迫提供了疏导的出口。相比于乡村妇女之间讨论性事时的羞涩与遮掩，城市底层的女工们在对“性”的讨论上更为直接和露骨：

那个全秃的亮头皮的妇人在对面的长炕上类似尖巧的呼叫，她一面走到金枝头顶，好象要去抽拔金枝的头发。弄着她的胖手指：

“唉呀！我说小寡妇，你的好运气来了！那是又来财又开心。”

别人被吵醒开始骂那个秃头：

“你该死的，有本领的野兽，一百个男人也不怕，一百个男人你也不够。”

女人骂着彼此在交谈，有人在大笑，不知谁在一边重复了好几遍：

“还怕！一百个男人还不够哩！”

从这一段描写中不难看出，这些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女工们在有关性的问题上毫无避讳与羞掩，在她们眼里，性事无关婚姻与爱情，只是一种取乐方式与谋生手段，是同性之间戏谑调笑时的话题与谈资。“一百个男人还不够”更是把女人对于性的需求和欲望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出来，突破了长久以来主流文学书写中对女性在性方面的回避、限制、压抑与隐蔽。

在传统主流文学的书写与想象中，两性关系里的女性“在被视作性对象的同时被视作物对象——客体”。在性事的表现中，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摒除了女性的主体需求，只将女性作为满足男性欲望的对象甚至工具，由此一来，“男性便可以自我想象为唯一的和通行无阻的欲望者，剥夺女性欲望自然也就可使她无条件顺从男性欲望”。而萧红对女性性欲望的书写正是对男女主客体位置进行的颠倒与重置，也是对男权话语体制压迫的反抗与突破，其笔触的直白与露骨在当时看来自然是非常大胆、叛逆以至“越轨”的。

通过对男人和性的讨论，女人之间达成了一种私密的、隐晦的默契，这种默契既来自同性间的感同身受，也来自同性之间相互窥探的好奇欲，以及女人之间敏感的嫉妒心、攀比心与虚荣心。正是在这样的交流中，女性不断地透过男人来加深对自我性别角色的认识，也在不自觉间完成对其他女性的观察和评判。同时，这样的书写也是“一个女性自身的反神秘化过程，一个使女性的隐秘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心理和生理经验，从一片话语的涂盖之下，从一片话语真空中发掘和昭示于世的过程”。于是，长久以来隐没于男权话语之中的女性心理与生理感受在萧红的笔下得到了重视、表达和强调，而这既是作家萧红的大胆突破，也是女人萧红的挣脱藩篱。

然而性带给女性的并不都是隐秘的快乐，更多的是婚姻与家庭生活中的痛苦与压抑。以金枝为例，性似乎从来没有为她带来过愉悦，相反，金枝的性经历几乎与动物交配无异：

五分钟过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男人着了疯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尽量的充涨了血管，仿佛他是在一条白的死尸上面跳动，女人赤白的圆形的腿子，不能盘结住他。于是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作出来。

萧红笔下的这一场面仿佛根本不是有灵魂的人类在做爱，而是无生命的肉团在交合。而正是在“野兽”对“小鸡”的蹂躏之下，在这充满痛楚与恐惧的性体验之中，金枝们建立起了自己对男人的认知——正如与金枝有着共同经历的成业婶婶所说，“我怕男人，男人和石块一般硬，叫我不敢触一触他”。成业婶婶将金枝看作年轻的自己，少女对爱情总充满着天真的期待。可是婚姻带来的是丈夫温情的消散，取而代之的便是压迫与凌虐。被束缚在婚姻枷锁中的女人们先是惊讶于男人的变化，又渐渐透过男人的变化认识到自己的变化，“等你娶过来，她会变样，她不和原来一样，她的脸是青白色；你也再不把她放在心上，你会打骂她呀！”婚后的自己日渐衰老憔悴，丈夫却温情不再，露出了冷漠与残暴的真面目，而女人们就是在这样的折磨中消耗着自己的青春血肉，从少女变成村妇，煎熬过一天天的时光。由此可见，透过男人，女人们看到的是自己和女性群体的不幸与恐惧，是婚姻中夫权的强硬与压迫。

《生死场》对性爱的观察与表现，“越轨”的是女性身体的反复而强烈的在场，而与此对应的灵魂的缺席，则正体现着女性作家经由对女性角色们的旁观与批评而达成的“反身”——“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换言之，尽管萧红笔下的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性，但总体而言，女人们透过男人看到的自己和女性群体仍旧是有冲动而无意识、有感觉而无理性的。由此，萧红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欲望定义为一种“物质”而非“灵魂”的需求，在赋予女性主体意义之后又消解了其主体性，再一次将女性推回客体甚至物化的深渊。透过男人看女性，看到的终究是夫权的强势压迫和女性的仓皇应对，而其间夹杂着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则更显悲凉。

二、“我”/“她”之间：透过女人看女性

在女性的交往与相处中，男人固然是其不可或缺的话题与相互了解的媒介，但女性之间的互相审视才是女性认识自我与同性的最主要方式。通过小说中女性的“看”与“被看”，萧红表现出了女性内部的复杂关系以及女性群体在男权社会中的自处方式，而这样的书写比直接表现男权的压迫更能凸显传统社会性别秩序对女性的限制与约束，以及女性自身对压迫和不平等的麻木与接受。

透过女人看女性，女性之间的冷漠、同情以及相同命运的暗喻，将男权社会为女性布下的天罗地网表现得更加凝滞厚重，身在其中的女性不仅被缚，也在不自觉中自缚，甚至成为捆缚其他女性的帮凶。她们“越轨”，因为她们看得见自己的苦难，并能够凭借这鲜明的感受预言同类的苦难；而她们与生俱来般的“反身”，却让自己看见苦难而无法表达苦难，更无法同情同类的苦难，甚至以此为乐，将“她”的受难作为“我”的某种安慰剂。

由此，女人之间的审视有时是冷漠甚至充满恶意的。萧红在《生死场》中常常用拟物的手法来表现女人眼中的女人，例如在看热闹的村妇看来，金枝像“患着传染病的小鸡”；收生婆眼中的产妇则“和一条鱼似的，她爬那里”；王婆眼中被日本兵掳走的女人“曲背和猪一般被他们牵走”；有时，女人甚至只是与坍塌的房屋一样的物件，集散在王婆眼中的小街两旁。由此可见，被苦难蒙蔽了眼睛的女性，已经习惯甚至麻木于同类的受难，就像习惯和麻木于自己的受难一样。

除了冷漠，女性之间的审视有时还带着恶意，充满了讥讽和嘲笑。例如乡村里女人们对金枝的指点议论：

“那个丫头也算完啦！”

“我早看她起了邪心，看她摘一个柿子要半天功夫；昨天把柿筐都忘在河沿！”

“河沿不是好人去的地方。”

凤姐身后，两个中年的妇人坐在那里扒胡萝卜。可是议论着，有时也说出一些淫污的话，使凤姐不大明白。

除了这样背地里的流言与议论，有些女人甚至“故意大声议论她：‘上河沿去跟男人，没羞的，男人扯开她的裤子？……’”如果说上文提到的女人间的冷漠是因为无意识的麻木与习惯，那么这里的非议与中伤则是女人之间有意识的攻击和伤害。还有金枝的母亲对成业婶婶的评价：“那是怎样的人呀？以后婆家也找不出去。她有了孩子，没法做了福发的老婆，她娘为这事羞死了似的，在村子里见人，都不能抬起头来。”当二里半来为成业提亲时，金枝母亲更是“惊恐似的，坚决的，感到羞辱一般的荡着头：‘那是不行，我的女儿不能配到那家子人家。’”语气间充满了对成业婶婶的歧视与偏见。由此可见，女人们常常站在男权社会秩序观念下对其他女性进行道德审判，并自认为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使得同性之间的攻击与伤害变得理所应当且肆无忌惮，充满了“正义感”得到满足后的沾沾自喜。这既是男权社会秩序对女性的压迫，更是女性对自我与同性的自发束缚，而后者才更加令人胆寒心惊。

与乡村里女人们的相互熟识不同，城市中女性们的相互审视与打量是建立在彼此陌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这可以看作是另一种女性之间的“看”与“被看”。在初次进城的金枝眼中，城市底层女性聚集的女工店“有一种特别不流通的气息，使金枝想到这又不是乡村，但是那一些停滞的眼睛，黄色脸……一些污秽发酵的包袱围墙堆集着。这些多样的女人，好像每个患着病似的，就在包袱上枕了头讲话。”这是金枝对女工们的“看”，而这貌似客观的审视中则蕴含着乡村女性对城市的窥探、好奇与恐惧。相比于金枝小心翼翼的“看”，金枝的“被看”则显得狼狈仓皇得多，换言之，女工们对金枝的“看”是充满了嘲笑和讽刺的，混合着城市特有的冷漠与残忍：

那个妇人没答她，丢下烟袋就去呕吐。她说吃饭吃了苍蝇。可是全屋通长的板炕，那一些城市的女人她们笑得使金枝生厌，她们是前仆后折的笑。她们为着笑这个乡下女人彼此兴奋得拍响着肩膀，笑得过甚的竟流起眼泪来。金枝却静静坐在一边。等夜晚睡觉时，她向初识那个老太太说：

“我看哈尔滨倒不如乡下好，乡下姐妹很和气，你看午间她们笑我拍着掌哩！”

在城市孤苦无依的金枝受到了其他女人不怀好意的嘲笑，竟由此产生了对乡村的诗意怀恋。冰冷无情的城市让金枝忘记了“乡下姐妹”对自己的议论纷纷和恶意中伤，忘记了自己曾经受到的来自乡间同性的欺辱与压迫——由此，女性之间的冷漠在更冷漠的现实面前变作了温情，原本的恶意也在脆弱的心灵中化为了友善。

当然，由于相同的苦难遭际，女性之间的“看”与“被看”中更多的是同情，既同情别人，也同情自己。小说对这样的双向同情在王婆服毒后有非常直接的表现，村妇们为了王婆的不幸而痛哭，更为了自己的不幸而痛哭，在这痛哭之中，女人们“无管有什么冤屈都到这里来送了”，而这些悲切痛楚，怕是只有女人之间才能相互了解相互同情了。笔者认为小说中最博人同情的形象便是月英，萧红通过前去探望的王婆和五姑姑的视角对这个美丽女人的悲惨遭际加以表现，字里行间都是触目惊心的惨状和女人之间的怜惜同情：

王婆打开她的被子时，看见那一些排泄物淹浸了那座小小的骨盆。五姑姑扶住月英的腰，但是她仍然使人心楚的在呼唤！

“唉哟！我的娘！……唉哟疼呀！”

她的腿像两只白色的竹杆平行着伸在前面。她的骨架在炕上正确的做成一个直角，这完全用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

如此惨烈的画面都是王婆眼中看到的景象，在这一组女人之间的“看”与“被看”中，再也没有什么窥探、嫉妒或恶意，只有沉痛浓重的同情、怜悯与感同身受。这样的同情在女人之间随处可见，哪怕是在充斥着嘲笑和冷漠的城市女工店里也存在着：“旁边那些女人看见金枝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人们慢慢四散，去睡觉了，对于这件事情并不表示新奇和注意。”尽管女工之间的劝慰是如此苍白无力，但女工们的“习以为常”更体现出其对共同苦难遭际的理解与默契。

在小说中，整个女性群体都无法逃避的“刑罚”是生育，这是所有女人都要面对的苦难，是世世代代生为女人所必须承受的痛苦，因此，女人之间的怜悯和同情在生育这件事上达到了巅峰。《生死场》中，“女性生育被描写成一种纯粹的肉体苦难。生育，做母亲并不带来她们精神世界的富足，这份既不是她们所能选择又不是她们所能拒绝的痛苦是无偿的、无谓的、无意义无目的的”。在《刑罚的日子》一章中，萧红写了三组女性的生育，其中以五姑姑及其姐姐之间形成的“看”与“被看”关系尤为触目。作为生育现场的旁观者，尚未出嫁的五姑姑看到的尽是女性饱受凌虐的人间惨状：

大肚子的女人，仍涨着肚皮，带着满身冷水无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在五姑姑的眼里，原本就承受着生理痛苦极限的姐姐还要忍受丈夫的暴力虐待，这样的“看”与“被看”简直就是女性之间的互相折磨。然而这一切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几年之后，五姑姑也成了大肚子的孕妇，从生育现场的旁观者变成了被看者。面对无法避免的刑罚，五姑姑们即使闭上眼睛也逃不开如此的“看”与“被看”，逃不开女性之间相同命运的暗喻。

在萧红笔下，乡村是凝滞不动的，孩子们永远唱着和十年前一样的歌谣，女人们也永远过着一成不变的苦涩生活。河沿边的金枝是成业婶婶命运的再现，同样青春美丽的少女被同样的情歌诱骗，走进同样毫无指望的婚姻之中；五姑姑也终于步上其姐姐生育苦难的后尘，甚至更加危险与恐怖。这种女性之间苦难命运的延续与重复仿佛一道无解的诅咒，循环往复地叠加着整个女性群体的枷锁与重担。香港学者林幸谦就曾指出，《老马走进屠宰场》中的王婆便是对《菜圃》中金枝命运的暗喻，“这些年老的女性在传统（宗法父权）农业社会中所面对的、类似的老马来到‘私宰场’的隐喻一样，把前一章少女金枝的花样年华过渡到老年时期，写出农乡女性一生漫长的受难图。前后两章对不同年纪女性的刻画，萧红揭示出两代人所可能共同面对的相同命运”。由此可见，女性之间相同命运的暗喻也是透过女人看女性时不可忽视的层面。

笔者认为，《生死场》中的透过女人看女性，看到的是女性在相似命运之下的同情与冷漠，同情是因为自己了解那感同身受的苦难，冷漠则是因为自身已经习惯于男权社会秩序下的要求与束缚，并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将这种压迫施加在其他同性身上。透过女人看女性，这样的“看”与“被看”既充满了相互理解的默契和温情，也存在着相互审视的苛责与中伤，其间复杂的情感内涵耐人思索寻味。

三、个/群内外：透过家国看女性

胡风在《读后记》中认为《生死场》是一本“不但写出了愚夫愚妇底悲欢苦恼而且写出了蓝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铁一样重的战斗意志的书”，由此可见，对于家国情怀和民族抗战的表现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表现着作为个体的农民在不同历史时刻对民族国家的感知与认同。因此，透过家国看女性也是探讨《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时不可忽视的角度。

上文中提到，萧红笔下的传统乡村是凝滞不动甚至一成不变的，乡民们在乡村业已习惯了的天地之间生死繁衍，循环轮回。然而日本入侵者打破了乡村的滞固，为乡村带来了强制性的变化——“年盘转动了”。民族国家命运的改变打破了乡村长久以来固化的家庭社会秩序，也打破了男权对女性的桎梏，从而迫使女性群体走出一直以来习惯的家庭与社会环境，在特定的家国历史背景下重新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认知，同时也对原有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定位做出调整、改变与“越轨”。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女性扮演的角色是女儿、妻子和母亲，丈夫和儿子是其生活的中心乃至全部，失去丈夫的女性便是无依无靠的绝对弱者。然而在民族危难面前，女人们大义凛然地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与指望：

女人们一进家屋，屋子好像空了！房屋好像修造在天空，素白的阳光在窗上，却不带来一点意义。她们不需要男人回来，只需要好消息。

尽管男人的离开对女人来说意味着空虚与无所适从，但此时的女性们已经挣脱出对夫妻子女的小家庭的焦虑，开始为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担忧。萧红一句“她们不需要男人回来，只需要好消息”写出了女性群体在对家国和自我进行观察审视之后发生的改变。在家国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女性似乎瞬间冲破了男权社会秩序的压迫和限制，“不再臣服从属于男人”，而是“与男人同样从属于这一个凌驾于一切个人之上的中性的集体或集体的象征”。然而，女性尽管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集体崇拜权，但却远未达到真正的权力/权利平等，在巨大的集体性的国族文化之下，社会家庭中的男权与夫权观念仍在一刻不停地涌动着。

《生死场》中最英勇无畏的女性当属寡妇群体，小说写她们在宣誓会上的勇敢无畏和誓死决心：

回声先从寡妇们传出：“是呀！千刀万剐也愿意！”

尖声刺心一般痛，尖声方锥一般落进每个人的胸膛。一阵强烈的悲酸掠过低垂的人头，苍苍然蓝天欲坠了！

这一段描写将寡妇们的英勇表现得淋漓尽致，却也渲染得无比悲壮苍凉。值得一提的是寡妇们大义凛然的家国情绪背后的群体特殊性——寡妇是失去了丈夫的女性，从某种层面上说，是被迫脱离夫权家庭的女性。丈夫的死亡让寡妇们无法继续隐匿于家庭关系之中，她们不得不强制性地将自己抽离出传统家庭的小天地，进而直接暴露在家国民族的危机面前。反之，那些没有失去丈夫的女性则并未出现在宣誓会上，她们仍旧囿于夫权至上的婚姻家庭之中，难以打破性别的桎梏，无法直接参与民族的救亡。而寡妇的在场，实际上只是其死去的丈夫的替身，她们代表家庭中的男性进行了宣誓，她们的发声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一如杨家将故事中代夫出征的女人们，尽管英勇无比，却始终无法摆脱其丈夫的“荫庇”。换言之，与被迫逃跑躲避的小媳妇、大姑娘相比，寡妇们的义举自然在行动上构成某种对于性别秩序的“越轨”，然而这“越轨”的动机与目的却与其“反身”之后的自我定位密切相关——此刻自己最重要的身份标签已经不再是“女人”，而是“未亡人”。由此可见，透过家国看到的女性仍旧是无法摆脱夫妇之间从属关系的女性，尽管她们在家国观察与自我审视之后做出了自己的主动应对，但其主动行为的背后仍旧有着不可忽视的被动性。

与寡妇们由弱到强的转变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一直以来都刚劲强悍的王婆的变化，王婆在对抗地主加租时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反抗精神，在民族危难面前似乎突然消失了。笔者认为，王婆的转变是小说中颇具意味的情节，其契机似乎是王婆女儿在反抗中的牺牲：

王婆往日里，她不知恐怖，常常把那一些别人带来的小本子放在厨房里。有时她竟任意丢在席子下面。今天她却减少了胆量，她想那些东西若被搜查着，日本兵的刺刀会通刺了自己。她好像觉着自己的遭遇要和女儿一样似的，尤其是手掌里的小枪。她被恫吓着慢慢颤栗起来。女儿也一定被同样的枪杀死。她终止了想，她知道当前的事情开始紧急。

表面上看，王婆的转变是因为女儿的死对其产生的巨大触动进而引起强烈的恐惧，然而细究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或许在于王婆的“觉醒”。对于家国民族而言，这是一种带有负面性质的“觉醒”，即对投身反抗事业所带来的危险与牺牲有了清醒的认识，不再被一种盲目高亢的民族情绪所左右，对反抗所带来的后果产生了明确的恐惧与担忧。这也是女性对自我的一种观察审视，只是王婆得到了与寡妇们不同的情绪、采取了不同的应对，进而完成了不同的“越轨”。

除了半路因为恐惧而退出反抗队伍的王婆，小说中另一个主要人物金枝也始终游离在反抗队伍之外，面对外族入侵和民族危机，饱受屈辱的金枝发出了“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这样的言论，可见其在民族认同与性别认知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缝。从金枝身上不难看出，对于女性而言，民族认同实际上无法跨越性别障碍，两性之间的矛盾和压迫并不能真正在大的家国民族叙事下被化解掩盖，反之，性别认知会进一步影响女性的民族认同。

在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的冲突之下，女作家“无法象男性大师那样根据一个统一的创作自我，一种完整统一的世界观和纯粹单一的话语动机来写作”，她们的创作“除去受主流意识形态控制外，还包含着来自女性自身的非主流乃至反主流的世界观、感受方式和符号化过程”。笔者认为，正是在这样主流与非主流的对抗之中，作为女作家的萧红在创作中受到民族与性别两股力量的拉扯，使其作品最终呈现出一种性别表达与家国书写割裂开来且二者都不彻底的独特风貌，进一步证明性别问题已然无法再被编织或遮蔽于民族国家的论述之中。而如此非主流的家国观本身则是女性多重“越轨”的体现，既反抗了家庭内部的性别秩序，也反抗了国族叙事下的身份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女性对自我处境与切身体验的感受与表达——性别角度的“反身”带来了家国观念的“越轨”，展现出女性在以男权为主导的民族国家、革命反抗叙事中的困惑与撕裂，以及被排挤与被剥夺的边缘感。金枝的“恨男人”，是被欺骗被伤害的家恨；“恨小日本子”，是被侵略被灭种的国仇；而“恨中国人”，恨的或许正是女性在既有的国家—性别框架之中的边缘定位与认知困境。

透过家国看女性，看到的是女性在民族危机面前的自我观察与认知，是“越轨”的无法彻底与“反身”的困惑不已——她们中间有人看到了自己对于反抗的勇气和决心，有人认清了自己对于反抗的恐惧和动摇，还有人一直游离在民族认同与性别认知之外难以决断。由此可见在家国民族面前女性“看”与“被看”的复杂性，以及萧红对女性的深入了解与细致表达。

综上可见，萧红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十分复杂，一方面提倡女性的积极反抗，揭露和批判男权的压迫，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幸生活的循环往复和毫无出路，强调着反抗的无谓，消解着女性觉醒的意义。诸如此类的矛盾现象在《生死场》中十分常见，例如乡村女性们对所谓“贞洁观”的态度——一方面她们嘲笑金枝和成业婶婶的“失节”，是男权社会秩序的捍卫者；另一方面她们又非常尊重主动改嫁过三次的王婆，从来没有人对王婆的行为进行非议，反倒纷纷聚集在王婆周围听她讲述自己的故事，这样看来，村妇们又似乎应该是男权社会秩序的反抗者。

笔者认为，正如小说中的女性角色们在性别认知、情感倾向与价值观念方面有着纠结一样，萧红在其创作过程中也经历着无数理性与感性的碰撞和冲突。时至今日，女作家们仍旧需要面临这样的难题与困境，而萧红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所作的努力和探索正是后人的榜样，值得深思。

责任编辑：张 园

* 本文刊发于《写作》2023年第3期。

原标题：《《写作》新刊︱王睿妍：反身与越轨：《生死场》中女性的“看”与“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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