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僻字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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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僻字的文化意义是什么?

2024-07-02 21:55|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僻字的文化意义

想到这个题目的缘由是“汉字听写大会”的电视竞技节目,短短一年间,类似的节目就有了“汉字英雄”、“成语大会”等,成为小时尚。

该类电视节目的看点就落在那些生僻的字和词语上,中学生们写出如此艰深、笔画繁复的汉字和冷僻的词汇,让人惊羡,同时也自愧弗如。想到自己初中的读书生活,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不过,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之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也会让语文和外语都不在幼稚的学子们的视野内。“文革”后出国渐热,学外语又成为主流。母语虽然重要,只是它像水和空气,充盈在我们周围,不到匮乏时,不会感觉它的存在。如今“汉字听写”这类竞技节目,似乎让人们重新感觉到了汉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容易犯错的字在提醒着我们的疏忽和无知,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就汉语言文字而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自己年轻时的错觉,以为现代汉语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划分句子成分而已,一点也不实用。语感好,会写文章,会表达即可,何必要知道什么主谓宾补定状?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的老师更让学子敬佩一些,因为觉得他们有学问,那些难理解的古文,一经老师的指点,便豁然贯通,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幽远的历史的大门。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情形也如此,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字和词,并不受青睐,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似乎人人都会,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能不能够写出前人曾经使用过的、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溪刻”,还有“唼喋”、“觳觫”等等。这些远离我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也没机会光临。

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当然,说淘汰是相对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就比如“囧”(jiǒng)字,“槑”(méi)字,还有“烎”(yín)字,等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

经济学中有所谓长尾理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那些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市场的份额可以和那些一时热销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相等,或甚至更大。其实文字学中也有长尾。专家们制定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是五千五百个字,里面根据难度,还分成甲、乙、丙三个字表。其实,我们的常用汉字不过三四千个。与常用汉字相比,《康熙字典》中收的四万七千多字,就是很长很长的长尾。据说《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是七千七百来个,这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有学问、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但就是那没有动用的四万来字,保证着那几千常用字的意义。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和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也有人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意识和无意识,意识的部分远小于无意识,并被无意识所包围。其实,用冰山理论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须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其活力。

我以为能挥洒自如运用三四千常用字的写作者,基本了解和掌握的汉字应该在五六千字以上,不过,自从赵元任等在汉语中引进语言学概念的“词”以来(在《马氏文通》中,还是以名字、代字、动字、状字来表述的),我们似乎应该强调掌握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和词汇的拥有量相关的。虽然很难说一个掌握几千汉字的人究竟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汉语的词汇掌握和汉字的熟习是分不开的,在汉语书写中,由于汉字意义的相对稳定,组合起来容易衍生出许多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横空盘硬语”的文章大家,在一篇文章中就可创造出许多新词,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这些书面语词,阅读起来过瘾,只是不太容易进入口语。但这些不易成为口语和流行语的“文言”,虽然应用的机会不多,有时反倒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观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电视节目,人们惊奇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答案似很简单:潜心钻研,反复记诵默写。问题是为何肯花功夫在这上面,有这个必要吗?在回答有无必要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问他们有无兴趣,问题自然在于兴趣。年轻学子求知若渴,特别是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对象,怀有一种好奇,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不能直接派上用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阿基拉是黑人子弟,参加英语拼写比赛,从学区一路比拼,杀到华盛顿。最后名列前茅的竟然是她和一名亚裔学生,缘由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精神力量由此被激发,他们的才智得到认可,尊严得到维护。

我们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受到英语拼写比赛的启发,笔者没有做过比较,但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学习认知兴趣或观看兴趣,是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当然支撑兴趣的,还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营造的特定情景。这些生僻的文字,各自联系着独特的意义和被人遗忘的蕴含,翻检这些字,似找回了或者说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某种意义上也能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新激活。

单个地说,哪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者说“汉字听写大会”所光顾的那些生僻字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的发展是创造和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这一点从对汉赋的评价的转变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文学史课,从阶级论或民粹论立场出发,说到汉大赋,基本上是略过,或批判其辞藻繁缛堆砌、过分铺张扬厉而又内容空洞,或批判其讽一劝百,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后来的研究者,重新肯定了其开拓性和创造价值,以及在修辞和文学表现力方面的努力。汉赋的铺张自有汉赋的道理,一位台湾作家说得好,正如“《百年孤独》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地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地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汉赋中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当然很难说这么做,一定是好或者不好,因为许多现象不必轻易做价值判断。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读写错误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会长久流传下去。

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古董除了年代久远,也有奢侈的意味。古董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不过对于收藏者来说,还有那么一段情怀。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就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语用过程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

若干年前,笔者拜读丘成桐的一篇演讲,丘先生幼受庭训,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他用古典诗词来描述数学的意义、数学的文采、数学的意境与情感,竟是那样贴切入微,一点也没有突兀冷僻之感。他说:“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三十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自得其趣。”虽然这位数学大师申明,这只“关乎个人的感受和爱好”,但是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领域和数学领域之间奇妙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数学中低维空间和高维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启示,同时也表明,地域化的文字语言和国际化的数学语言虽不能互相取代,却能互相辉映。

在当今西方的媒介理论中,有所谓热媒介和冷媒介的说法,据说前者如拼音文字清晰度高,后者如象形、会意文字清晰度低。这种武断的划分方式,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从当下效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必为了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论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许要被人嘲笑,如鲁迅先生所比喻,一个穷人往往自炫,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不过,祖上也确实阔过。只是最近几百年来的破落,使得志士仁人在自省的过程中,进行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自我批判的三个阶段。这三步中,前两步是面对当时具体的情景,批判容易击中时弊。到了文化批判这一步,就应该谨慎和具体分析,社会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能归于单一因子(由于文化概念的误导,人们会将“文化”作为单一因子看),即不能将今天的社会积弊归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或儒家文化,更不能检讨文化的得失,而自惭形秽到了要摒弃汉语言和文字这一步。比如上世纪有汉字拼音化的讨论。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者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像“汉字听写”这类节目反映出的汉字文化,其生命力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使用者!取决于使用者的生命力和活力。

二零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作者:蒋原伦

来源:《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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