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在调查湖南传统村落保护过程中，发现湖湘大地留存的家族宗祠和名人专祠，不少是集一个时代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技艺之大成的精品。依靠民间力量传承下来的宗祠文化，虽经社会变革屡次冲击，仍然具有扑倒再起的顽强生命力。这引发了我深入调查探究个中缘由的兴趣。从2016年开始，在政协和文物部门同志的帮助、指导下，我陆续调查、采访、拍摄、记录了湖南省域70余个姓氏、110多座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宗祠、专祠。从中了解宗祠建筑遗产保护情况，观察宗祠文化传承的历史走向。

　　▲ 湘潭县白石镇尹家冲村尹氏宗祠，始建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竣工于清宣统元年(1909)

　　▲ 白石镇尹氏一族先祖从甘肃天水迁至尹家冲村，如今已传至21代，宗祠享堂供奉的牌位，最上一层是宗族先祖，中间一层是做过官员的，下面一层是老百姓，现入祠摆放一位牌位要交500元维护费

　　我把调查、关注的重点，摆在三个方面：一是宗祠建筑遗产保护现状。包括宗祠维护、修缮、防火安全、资金筹措、管理机制等方面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政府与民间力量在推动保护方面的互动。二是宗祠文化传承近代以来的遭际。包括族长、族权治理的沿袭与兴废，宗族、宗祠理事会的运作，宗祠在组织祭祖、撰修族谱、扶困助学、族人婚丧、文化娱乐、财务管控等方面的运行情况。三是社会转型对宗祠文化存续的影响。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宗祠祠产遭遇的分解、产权和用途变更、拆除损毁，族权退出乡村治理，改革开放后宗祠文化再度复活，近年来其积极因素逐渐成为乡村社会基层治理的辅佐，宗祠文化有益成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向融合。

　　▲ 宗祠前厅为戏楼，中间是天井，后进为享堂。湘潭县文物局局长赵剑锋介绍，宗祠的日常维护靠尹氏子孙，大的维修向省文物局申报，最近省里已确定拨付宗祠防雷、安防项目资金74万元，古宗祠防雷击、防白蚁、防漏雨是安保大事

　　▲ 宗祠看护人尹佑民，其父义务打理宗祠30多年，父亲去世后，尹佑民接过宗祠护理，负责打扫卫生、接待来人，宗祠理事会一个月给他补助300元

　　6年多来，我接触、采访的对象，较多的是宗祠理事会或管委会正副会长、理事会成员、宗祠守护者、乡村干部和政府文物、文旅部门、政协文史部门及关工委的同志。在这些人员里面，有一批醉心保护宗祠遗产、族产，传承宗祠文化，不惜出资出力、令人尊敬的长者。我的调查、采访、拍摄，在这些人士身上着力较多，意在记录他们执着坚守的倾心赤诚和乐于奉献的精神风貌。我采取的调查方式，主要是影像拍摄与文字记录。

　　▲ 这张清宣统元年(1909)宗祠竣工时保留下来的手书凭证，记载了木匠、雕匠齐阿芝(即齐白石)参与建造宗祠的事实

　　▲ 攸县漕泊乡新漕村东冲三斗岭程氏宗祠，始建于1840年

　　▲ 民国时期国民革命军中将攸县人丁德隆驻扎漕泊，正值程氏撰修族谱，丁德隆请湖南省省长程潜题写“程氏宗祠”，程潜回信：“万里同宗，千里同堂”，并帮题写了祠匾

　　走进这些构造壮阔、光彩夺目、文化厚重的宗祠，无不赞叹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和能工巧匠的非凡技艺。先人倾其所能，在明清、民国时期建造的精美宗祠，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时代的文化丰碑。这些耸立在乡间、城镇的旧时代礼制性建筑，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它所承载的建筑文化和礼仪文化，可使来访者和朝拜者肃然起敬，心旷神怡。

　　▲ 新漕村村支书张卫平、村支委吴雪华介绍，1930年，攸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程志道将家族祠堂腾出，给谭余保在程氏宗祠创办红军兵工厂，前后达三年，期间，宗祠还办过列宁小学

　　▲ 程氏后人程迪华介绍，程氏先祖清康熙年间从福建龙岩迁来攸县漕泊定居，这个宗祠参照福建程氏宗祠风格建造，村里程姓有300多人口，宗祠已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座落在攸县菜花坪镇大旺村的单氏宗祠，始建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建筑面积420平方米，为三间三进、硬山顶砖木结构建筑，在这个宗祠认祖的族人有2300多人，该宗祠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科院院长单扬等人才，单扬父亲单迈成(右二)，86岁，小学文化，做了32年粮站主任

　　▲ 宗祠民国时期办有单氏族人私塾，后扩办为旺田小学，20世纪50年代改为粮仓，90年代由老村支书单冬仔等人牵头筹资修缮，并续修族(房)谱，该祠为单氏候孙公房，房长单石其(前排左三)，会计单育平(前排左一)

　　历史上，民间宗祠最初是因人口聚族而居、家族祭祖睦族需要而修建的。随后，它逐渐拓展族人教化、济困助学、基层治理等功能。几经演进的宗祠文化，蕴藏了人口流动、族群迁徙、创业发迹、民间信仰、社会风尚等乡村发展变迁的诸多信息。细品湖湘宗祠文化的前世今生，可以照见中华农耕文明的凡人微光。

　　▲ 单氏宗祠长老与前来考察宗祠保护的同志合影

　　▲ 攸县黄丰桥镇万新村颜氏宗祠，始建于清咸丰二年(1852)，颜氏宗祠理事会会长颜爱平(左二)、村副支书颜飞跃(左一)、宗祠守护人颜立军(左三)出门迎客

　　▲ 颜氏宗祠在“文革”中差点被毁，因村支书极力保护，改办为学校得以完整保留。这些年，颜氏族人捐资近百万元，对宗祠进行修缮，寝堂供奉孔子弟子、先祖颜回塑像

　　宗祠在旧时代主要用于家族祭祖、教化、兴办族学，遭灾和战时用来赈灾、驻兵。一批出过先烈、先贤，承载红色基因的宗祠，在新时代成为对后人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及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有的宗祠利用起来作为村民或部分老人休闲、娱乐，举行文化、科技及非遗传承活动的场所。

　　▲ 全国颜氏有164万余人，攸县颜氏有1万余人，在这个宗祠认祖的颜氏族人有1700多人，宗祠近十年捐资奖励80多位考上二本以上的颜氏族人大学生

　　▲ 攸县黄丰桥镇阁前社区贺氏宗祠，原建于清代的老贺氏宗祠“文革”中被拆毁，建了学校，做南杂百货生意的贺小荷(左一)等族人筹资300多万元，于2014年开建新祠，2016年落成

　　▲ 贺氏宗祠收藏展示的清代族人匾额

　　从宗祠文化活态传承上观察,宗祠产权归属族人、有热心人士牵头理事、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方，宗祠活动开展得正常些。从地域上看，湘西、湘南、湘东一带的宗祠，民间保护的力度大一些。乡村宗祠相比城镇宗祠，族人参与宗祠管护及宗祠活动，要踊跃一些。乡村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乡贤、村民对文化传承和精神家园的关注，开始升温。

　　▲ 位于醴陵市枫林镇隆兴坳村的耿传公祠，始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2013年醴陵市政府在原址恢复重建，醴陵耿氏一族明崇祯年间由江苏迁来湖广，落籍在醴陵县北乡严家冲，耿氏第12代耿大传牵头修建了耿传公祠

　　▲ 从严家冲走出的老一辈革命家耿飚原名耿在忠，7岁随父母逃荒到常宁水口山，13岁当童工，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参加醴陵暴动，在人民军队身经百战，新中国建立后成为将军外交家，毛主席称赞他“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图为耿飚与夫人赵兰香

　　深入采访遇到的护祠典型告诉我们：当时代浪潮扑来时，总会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先祖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这些人或是基层干部，或是平民百姓。他们虽然身处底层，文化程度不高，但心存敬畏，敢于逆向而行，以各种方式担当起保护宗祠遗产的责任，使一批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宗祠免于破坏、拆毁。

　　▲ 将军外交家，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的耿飚，1909年8月26日出生于此，据说他从小协助父母洒扫祠堂、管理香烛，醴陵市政府将耿传公祠列为传承红色基因教育基地，开办“耿飚生平业绩陈列”等展览，用以教育年轻一代继承革命传统

　　▲ 醴陵市明月镇水口山村潘氏宗祠，始建于清雍正十年(1732)，乾隆十一年(1746)重修。新中国成立后，宗祠一直开办村小，1976年成为危房后停办。后宗祠理事会发动族人捐款100余万元，对宗祠作了3次维修，会长潘中庭带头捐款8万余元

　　▲ 潘氏宗祠理事会会长潘中庭，今年53岁，家里办有家具厂，他说：宗祠理事会设有4个副会长，还有财务总监和会计、出纳，宗祠祭祖、维修等重要事项，由理事会研究决定，开支接受族人监督

　　由于南方宗祠用材主要是砖木,不少宗祠遭遇火灾、弃管、毁损后，多次修复、修缮乃至在原址重建、扩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对宗祠文化遗产采取保护、利用的方针，加上乡贤的推动，使宗祠修复在一些地方出现活跃局面。在文物部门的指导下，宗祠遗产大的工程一般聘用专业古建队施工，按照最少干预，尽量使用原来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修缮。小的修缮主要依靠熟悉传统工艺的农村工匠。

　　▲ 潘氏宗祠每年清明节组织一次祭祖活动，留村及在附近打工的人都回来参加，一年对宗祠检修两次，大堂的左大梁近期做了更换

　　▲ 水口山村村支书潘建中(54岁，大专文化)介绍，到潘氏宗祠认祖的族人有7000多人，全村2800余村民有1000多人外出打工，其中到云南做旅游的有400多人，现在宗祠活动捐款主要靠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解囊

　　▲ 醴陵市水口山村彭氏家庙，始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彭氏家族清嘉庆十一年(1806)出过进士彭俊，家庙门庭悬挂“状元及第”牌匾予以宣扬

　　人心向善是宗祠文化得以传承的内生动力。一些宗祠理事会的会长、理事长，其父辈乃至祖辈，就有奉行忠孝、乐善好施的家族传统。他们认准为宗祠牵头捐资做事，是回报先祖和族人，付出值得。给宗祠打义工的老头、老太太，有的长年累月帮忙出力，只求个心安理得。外出打工返乡的年轻人，自愿捐款维修宗祠，参与祭祖、修谱、扶贫助学，显现了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价值的依恋和回归。

　　▲ 彭氏家庙理事会有12人，会长彭顺尧51岁，初中文化，水电工，他说：靠族人捐款20多万元，做义工维修家庙，将快要垮塌的土墙换成红砖墙，他父亲在家庙做门庭和歇山头堆画5个多月，一分钱都没收

　　▲ 醴陵市文体广旅局干部黄艳，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历史专业硕士毕业，她说，机构改革将市文物局合并后改成文物保护股，人员从原来10人减为1人，加一个分管领导做文物保护工作，财政预算一年安排保护经费5万元，如需专项经费要另外申报，负责管理142处县级以上文保单位

　　▲ 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街道高栗村蒋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建筑面积573.5平方米，宗祠布局为两进两横，为蒋氏族人捐资修缮

　　走访这些虔诚的守护者，可以感受到人间的温暖、爱心、善行与正气，体会古人“积善人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人家必有余殃”的劝导，领略先贤钟爱“诗书传家久，勤俭继世长”的深意。

　　▲ 蒋氏宗祠守护人蒋秋贵，59岁，高中文化，他抱着孙子帮来客开宗祠侧门，宗祠遇有祭祖等族务大事，才能打开大门迎客

　　▲ 衡阳市蒸湘区呆鹰岭镇鸡市村莫家湾组莫氏宗祠，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为莫氏四兄弟所建，如今莫氏后人已有11000余人

　　▲ 莫氏后人莫崇华与莫崇成展示前人撰修的族谱

　　供奉湖湘先贤的宗祠，许多祖训、家训、警言，藴含着“心系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忠诚担当”“吃得苦，霸得蛮”的湖湘精神。近代以来，湖湘大地人才辈出，三湘上空群星灿烂。先贤创立和发扬光大的湖湘文化，一度耀眼夺目，惠及苍生。在收复新疆、台湾，抗击外来侵略，致力拯救、振兴中华而掀起的革新、革命和建设浪潮中，湖湘先贤作出了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卓越贡献。这些先贤的功勋，至今在宗祠熠熠生辉，受到后人的尊崇与怀念。

　　▲ 蒸湘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陈娟介绍，莫氏宗祠是衡阳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使用手机扫二维码可查看宗祠资料

　　▲ 衡阳市珠晖区东阳渡街道沿江村黄金组黄氏宗祠，建于清光绪二年(1876)，宗祠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具有清代湘南典型的宗祠建筑特点

　　▲ 黄氏宗祠管委会部分成员，黄氏一族明代从江西迁来，宗祠在新中国成立后办过学校、做过仓库，之前宗祠修过族谱

　　在调查过程中，市县同志对宗祠文化存续价值的看法,较为客观透彻。一些同志认为：一是宗祠文化中扬善惩恶的积极因素，可为基层治理走向法治、德治、自治相结合，注入正能量。二是宗祠文化注重发挥乡村德高望重长老斡旋协调作用，有利族群、村民团结和谐，化解基层矛盾，维护现存治理秩序，促进乡风文明建设。三是就治理层级而言，新中国成立后改变了历史上皇权治理不下县的格局。现行政权力覆盖与财政供给，已经到达村主干一级。再扩大至村民小组，今后财力恐难以为继。实行村民自治，传统的宗祠文化，具有较大的拾遗补缺空间，同时辅助治理的行政成本也相对低一些。四是村组举办大型文化娱乐教育及科技培训活动，为村民、族人料理婚丧嫁娶，确需祠堂、公厅、礼堂这样的公共建筑，这是有些地方宗祠拆除重建的重要缘由。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建议，对宗祠活动应加强管理和引导，将此纳入农村基层治理轨道，防止因管理失控坐大宗族势力。

　　▲ 黄氏宗祠寝堂，寝堂神龛在“文革”中“破四旧”时，被族人分散保存，1994年宗祠维修时，族人送到宗祠复原

　　▲ 族人黄贵洪，73岁，初中文化，做过生产队会计，他1963年住进宗祠，一直守护到1994年搬出。他说，宗祠被盗3次，盗走木雕造像、石狮子、大门门厅雕花石座

　　▲ 黄氏宗祠管委会理事长黄玉华，58岁，初中文化，木工。他说，附近黄姓族人有1300多人，修缮宗祠时政府以奖代补20多万，族人筹资200多万，平常管委会请族人看护，一年补报酬3800元

　　政府和文物部门的同志，近年来一直在努力推动湖湘宗祠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国家和省级层面，对已经列入国家、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宗祠，资金投入与制度化保护的力度在加大，机制在逐步完善。这是一个可喜的势头。但尚有一些纳入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宗祠，因资金缺乏和管理滞后，毁损加快，有的已经倒塌，造成令人痛心的损失。在一些宗祠产权不明确，或族人没有实力牵头维护的地方，宗祠遗产保护现状堪忧，有的岌岌可危。一些宗祠管委会或旅游公司主持的宗祠维修不太规范，使原有建筑的历史品位衰减。前几年的市县政府机构改革，文化、文物部门与旅游、广电、新闻出版合并，基层文管部门人手减少，资金紧张，工作捉襟见肘。这些问题应该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和改进，这也是湖湘宗祠文化保护利用调查的指向所在。

　　▲ 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兴隆村中间堂组龙氏宗祠，建于清嘉庆八年(1803)，老村支书龙晓日(左三)、村妇女专干王红英(左二)、宗祠理事长龙养福(左一)在宗祠坪场迎客

　　▲ 宗祠理事长龙养福介绍，村里1048人，龙姓人口占70%，龙氏宗祠产权属于村里所有，作为村里公产使用

　　▲ 衡东县南湾村异公享祠，清顺治年间，思聪公第十世孙罗宇贵分迁南湾，1914年，罗荣桓父亲罗国理为纪念十二代先祖罗异三(曽任郴州学政)，在南湾街上修建异公享祠

　　通过这些年的调查走访，所见所闻，触发了一些引人深思的感悟与思考。

　　先贤对宗祠文化的设计，可谓博大简约，意蕴深远。宗祠建筑的庄严肃穆，宗祠建筑文化与礼仪文化的交相辉映，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忠孝廉洁、慎终追远、友邻睦族、耕读传家、扶贫济困等价值观念，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维系了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

　　▲ 罗荣桓元帅1902年出生于南湾旗杆屋场新大屋，3岁搬到南湾街上，12岁迁入异公享祠，异公享祠1985年修复，作为罗帅故居，2013年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 位于耒阳市城区水东江社区的梁氏宗祠，始建于清同治年间，在湘南起义期间，为朱德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司令部

　　▲ 在波澜壮阔的湘南起义中，朱德坐镇耒阳46天，在这里与毕业于衡阳省立女子第三师范学校、担任耒阳县苏维埃政府妇联主席的伍若兰结为夫妻，之后，朱德率湘南起义军从耒阳集结出发，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会师。这些年，来梁氏宗祠学习瞻仰的后人连绵不断

　　从宗祠文化遭受波折又再显生机的表象里，能窥见人民对美好安宁生活的不懈追求。人，总生活在希望里。故乡宗祠承载着外出打拼游子的“乡愁”，它有童年的记忆，有老一辈的期许。这些年，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型，追名逐利喧嚣声起，人与人之间关系出现裂缝、纠结，社会诚信不时退缩，而空泛的说教一时又难以匡正时弊。经过历史洗磨沉淀下来的宗祠文化，它的一些理念、价值，比较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做人做事要对得住天地良心、对得住先祖家人等朴素认识和底限要求，凝聚着人民对美好、安宁生活的追求与希望。对平民百姓来说，宗祠文化中的家训、礼仪、劝导和祠规民约，其唤醒良知的功效似乎比单纯讲大道理管用一些。从这些年来部分“五老”从事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实践看，增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仅靠传承红色基因教育还不够，还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养分。

　　▲ 建于清代的蔡侯祠，位于耒阳市城区蔡伦故居旁，原为蔡伦庙

　　▲ 蔡伦字敬仲，东汉永平末年入宫为宦官，后由小黄门升为尚方令，主管制造御用器物，他总结前人经验，创造利用树皮、麻头及破布、渔网造纸之法，通过改进技术，生产出“蔡伦纸”，被汉元帝封为龙亭侯

　　▲ 蔡伦造纸术系中国古代科技“四大发明”之一，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耒阳市依托蔡侯祠与蔡伦墓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修建了蔡伦纪念园

　　农耕文明孕育了宗祠文化，也为时人返璞归真提供了参照物。当下求学、择业、谋生竞争激烈，不想躺平者需奋勇向前。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和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升级，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城乡藩篱和朴实交往，给年轻一代带来多重挑战。接踵而来的激情与冲动，焦躁与茫然，成为躲不开的常态。宗祠先贤看开富贵荣华转眼间灰飞烟灭的悟性，在危机逼近时的淡定自若，宗祠文化所倡导的简朴生活、知足常乐、宽容息争、仁义诚信，或许可给躁动不安的年轻人一些心灵慰藉，使之能从容面对世事无常和人生起落。

　　▲ 座落在双峰县荷叶镇长塘村涓水河畔的葛氏宗祠，始建于清嘉庆十年(1805)，清光绪二十年(1894)改建，占地20亩，民国时期葛氏家族在此开办学校，宗祠办学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宗祠学校后改为上达学校，校长谭凤梧在此教书34年，担任校长26年

　　▲ 这是镶嵌在宗祠前厅墙上的捐资、献工维修学校(宗祠)功德碑，附近葛氏族人有1万多人，宗祠逢5年大祭，开饭200余桌

　　▲ 宗祠产权属于教育部门，利用宗祠办学使历史建筑遗产得到妥善保护，宗祠家训忠孝廉节成为向学生传授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

　　从中外文化比较上剖析,宗祠文化有因循守旧、不利创新的一面，但它对调节人际关系、改善乡村风气、维护治理秩序具有平衡和积极作用。儒家的进取处世、道家的崇尚简朴、外来佛教的劝善弃恶，在宗祠文化中都能找到因子。这些思想元素经过长期浸润，已深植民间。欧美维系社会治理秩序，思想道德上依靠文学、哲学、神学多元给力。欧美多数知识分子,借科学谋取生计，以神学(宗教)安放心灵。当下中国社会转型出现读书人言不由衷、官员越轨、社会诚信缺失等偏向，治理施策除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外，恐需法治、德治、自治多方协力。如需深入探究人生的价值、意义，宗祠先贤的一些古训，或许可助一臂之力。

　　▲ 桃江县武潭镇碧螺村薛氏宗祠，始建于民国十四年(1925)

　　▲ 薛氏宗祠理事会理事长薛建成，75岁，初中文化，他牵头筹资10多万元，益阳市和桃江县文物部门补助5万元，对宗祠进行维修

　　▲ 薛氏宗祠从1949年至2000年一直办学，负责宗祠日常管理的理事会成员(从左至右：理事会会计薛志林;理事会成员薛次云;理事长薛建成;原村支书、现村支委薛益协;理事会秘书长薛建春)

　　比起父辈、祖辈的生活年代，如今的衣食住行和公共服务已大为改善。先贤期盼的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景象，已经来到人世间。但物质的丰裕并不意味着烦恼的减少，发展有时比不发展面临的问题更为复杂。况且，发展本身也会遭遇周期和波折。从宗祠文化养分中，获取人生删繁就简、以丰补歉、择善而从的智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精神魅力，来化解人的彷徨和纠结，给身处社会转型期的人们奋进前行一个提醒、开导，这恐怕是当下宗祠文化触底复苏的重要起因。

　　▲ 桃江县马迹塘镇石门村刘氏宗祠，始建于明代中叶，新中国成立后办过学校、做过仓库，2009年宗祠联谊会筹资50多万元，在文物部门指导下进行修缮，村支书萧正(左二，56岁)，宗祠联谊会顾问刘益勋(左三，74岁)、宗祠看护人刘渭贤(左一，76岁)在宗祠大门口

　　▲ 刘氏宗祠一年组织3次活动，即清明、冬至祭祖，农历7月15日中元节烧包

　　▲ 宗祠寝堂两厢壁板挂有刘氏先祖、先贤画像，石门村有30%劳力外出打工，在家搞生产的，收入主要靠楠竹竹笋产业和种粮，宗祠联谊会有17个正副会长，多为中老年人，常务副会长刘亚东(右三，56岁，高中文化)是超市、加油站的老板

　　透过历史长河的人间镜像，官员贪腐、为富不仁，古来有之。一些世俗弊病久治不愈，根子出在部分社会精英对道德法纪缺乏敬畏之心,出在这些人心底甘泉枯竭。宗祠文化在浇灌心田、激活正气、改善政治生态、匡正社会风俗上，对社会精英具有一定的警戒治本作用。20世纪90年代初，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村落家族文化的何种态度，对村落家族文化如何应变。”(王沪宁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借助宗祠文化积极因素唤起世道人心，从宗祠文化中寻找治理资源，对新时代治腐防变乃至出事官员的心灵救赎,或许有着不一般的现实意义。

　　▲ 桃江县大栗港镇黄栗洑村萧氏宗祠，始建于清光绪年间，因一直办学保存下来

　　▲ 桃江县文物管理所所长李荣(右一)帮萧氏宗祠萧志刚会长联系白蚁治理，木质古建筑除防雷击、防火灾、防漏雨外，白蚁啃食危害很大，需每三年请专业人员治理一次

　　▲ 安化县江南镇茅坪村陶氏宗祠，系清代两江总督陶澍1826年首修，1862年经陶氏三房率族人扩建，扩建后又称“尚书第”，新中国建立后做过农会、乡片区办公场所、公粮转运站、学校等，2010年为发展乡村旅游，江南镇筹资200余万复修，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 陶澍就读于岳麓书院，清嘉庆七年(1802)考取进士后，曾任山西、安徽布政使，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他主张经世致用思想，勇于任事，1839年病逝于两江督署，晋太子太保衔，谥号文毅，墓地选择在安化县小淹镇资江北岸沙湾，由门楼、牌楼、陶澍墓、五个夫人墓、享堂、御碑亭组成，陵园部分建筑在“文革”中遭到毁坏，后政府出面修复，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经过五四运动百余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辨取舍和再认识，社会精英层对传统文化的认知，逐步趋向客观和理性。建立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我党可持续执政，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论述，为宗祠文化优秀基因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指引了方向。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朝着兴利除弊、辅助基层治理、建设乡风文明的正道坦途发挥作用，宗祠文化传承可以找到行稳致远的前行坐标。一个开放、包容、不断改革的社会，正在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弘扬，开辟广阔前景。

　　【作者简介】

      武吉海，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