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馍大师 夹馍星球

铜川之于陕西，就像东北之于中国。所以，它有个外号“小东北”。

作者|馍大师 出品|夹馍星球

1980年，21岁的陕北小伙子王天乐，遇到了好事：他被招工到铜川矿务局下属的鸭口煤矿。从农民，变成了一名工人。

这事得多亏他的哥哥帮忙，找关系要到了一个招工指标。因为，哥哥是作家路遥，刚刚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名气正盛。

5年后，路遥写作《平凡的世界》，书中孙少平的原型，就是王天乐，人生历程也是从农民到矿工。

看起来挖煤并不比种地轻松，甚至更累，更危险。但工人的地位、待遇，却远远高于农民。

为了写作，路遥还到铜川矿务局体验生活，去的就是他弟弟当年工作的煤矿，并亲自下井挖煤。

那时候，铜川矿务局是西北最大的煤炭企业，整个铜川市也是在矿务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路遥在鸭口煤矿

在陕西省10个地级市中，铜川市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面积仅3882平方千米，常住人口70多万，均排在全省最后。要知道，倒数第二的延安，人口也有236万。

但因为在工业上的巨大贡献，铜川的地位曾经仅次于省会西安。一个简单的例子，铜川的车牌开头为“陕B”。

它的诞生和发展，是现代社会以工业为轴心的集中映射，但受益于资源，也受困于资源。

铜川，走过了一条怎样的路？又能往何处去？

铜川市位于关中平原和陕北高原的交界地带，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著名的金锁关就位于铜川，杨家将曾在此抗击辽军。

目前，它的行政区划是三区一县：王益区、印台区、耀州区、宜君县。王益区和印台区就是以前的老城区铜川县，耀州区以前是耀县，所以铜川相当于由三个县组成。

春秋战国时期，铜川属于秦国，始皇统一中国后，建都咸阳，这里属于京畿之地，由内史管辖。

西汉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设置了祋祤（duì yǔ）县，也就是耀州区的前身。所以，铜川市三县中，耀县的建制历史最早。今天在耀州区小丘镇有祋祤宫遗址。

三国时期，原本位于甘肃庆阳的北地郡和泥阳县，向东迁徙，落脚祋祤县。祋祤县因而改名泥阳县，并作为北地郡的郡治，成为地级行政机构。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在泥阳县北边设置铜官县，因为当地是铜官水冲击出来的一片平地，叫铜官川。两座山夹一条峡谷，绵延数十里，即今天的王益区、印台区。

△ 王益区政府

同时，也在宜君水（今沮水）边设置了宜君县。所以，铜川和宜君两县建制时间相同，当时都属于北地郡。

北周武帝建德四年（575年），铜官县改名同官县。一种解释是，境内两条河流沮水河与漆水河流到一起，是为“同”。

隋朝建立后，改泥阳县为华原县。到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年），又设置了宜君郡，辖宜君、同官、华原3县，郡治设在华原。

这三个县，恰好就是今天铜川的三个县。所以，铜川在历史上曾经就是完整的地级行政建制，当然面积和今天是不同的。

唐朝时，宜君县被分出去，改属北边的坊州（今延安黄陵县），而同官县和华原县改属京兆府，和关中地区成为一体。

唐朝末年，军阀割据，公元904年，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在华原县设置耀州，延续了数百年，一直到清雍正三年（1725年）耀州升为直隶州。

耀州最风光的时候，下辖华原、同官、富平、三原等6县。铜川的历史名人，比如唐代书法家柳公权、北宋大画家范宽，都出生自华原县，也就是耀州人。

因为历史悠久的原因，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华原县以州代名，改称耀县。经历了祋祤、泥阳、华原后，耀县之名终于确定下来。

1946年，因为同官与潼关音同，容易混淆，改为铜川县。这一年距离铜川在北魏建县（446年），恰好1500年。

但这次改名，造成了另一个误解——很多人以为“铜川”产铜，其实并没有。还有人把铜川和宁夏的银川搞混，寄到铜川的快递，发到银川去了。

因为铜川的名字太年轻，作为“千年古邑”的耀县人，在介绍自己时，会说是耀县的，不会说是铜川的。

确实，在这1500年间，铜川县隶属于隔壁的宜州或耀州，只是到了现代，随着资源时代的到来，它的地位一下子跃升了。

建国初期，铜川县曾属于咸阳，后来又由省政府直接领导；耀县先是归属咸阳，后来又划给渭南；而宜君县属于延安，还曾与黄陵县合并。

1958年，国务院会议通过，撤销铜川县建制，成立铜川市，并将渭南的富平县、耀县的行政区域及宜君县的部分地方并入铜川市。

△ 铜川市成立

正是因为铜川有煤矿，对于建国初的经济发展来说太过重要，经济实力上仅次于西安，政治地位也就相应提高，成为陕西的第二个地级市。

但到了1961年，富平县、耀县又恢复建制，铜川市也改属渭南管辖，成为县级市。这段时期不长，1966年，铜川再次改为省辖市。

改革开放后，在发展经济的大趋势下，作为工业重镇的铜川市，地位突显。1980年，耀县再次划给了铜川市，并且还有渭南蒲城县的4个乡。

1983年，延安的宜君县也划归铜川市。至此，铜川市拥有了三县的格局。

2000年，铜川市城区更名为王益区，传说隋唐时期有一位益王在此生活，同时郊区更名为印台区。随后，2002年，耀县更名为耀州区。

铜川老城区受限于地理条件，两边都是山坡，城市只有两条马路，城建没法扩展，于是2003年，市政府驻地从王益区搬到了耀州区。

兜兜转转，耀州又成为了地级行政机构的治所。

为此，近年来有人倡议将铜川市改为耀州市，既契合实际，也增加文化内涵，未来也不是没有可能。

铜川因为地处渭北石炭二叠纪煤田分布带上，被称为“渭北黑腰带”。

早在北宋时期，当地在烧制瓷器时，就以煤为燃料。到清代，铜川已有煤窑30多处。但这期间属于原始采煤阶段，靠人工镐挖，柳筐装载，骡马外运，不成规模。

到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组织地质研究员，对渭北矿产情况进行勘察。随着陇海铁路的开通，一些西安的实业家，也从东部购进机器设备，在铜川建立起私营煤矿公司。

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东部省份相继沦陷，晋、冀、豫煤炭无法运入，同时大批工厂内迁，导致陕西关中遭遇能源危机，迫使政府开发本省煤炭资源。

1939年，陕西省政府和陇海铁路局决定合资兴办“同官煤矿”，矿区分布于同官县城周围、漆水河两岸。1940年，同官煤矿开始出煤。

△ 同官煤矿旧址

同时建设了铁路运煤专线“咸同铁路”，即咸阳至同官，与陇海线相连。1942年，咸同铁路全线通车，使得煤炭可以便捷地到达关中各城市，极大缓解了能源危机。

发展到1946年高峰时，同官煤矿累计共有井筒12个，机器设备20多台，年产量超过20万吨，是西北地区最大的、唯一具有现代化采矿雏形的煤矿。

随后进入解放战胜时期后，因战乱原因，煤矿管理也混乱，产量下降近一半。

解放后，同官煤矿由西北局接管。1953年，在公私合营浪潮中，同官煤矿与私营的同福、同泰两矿合并，组建成立“铜川煤矿”。

1955年，铜川煤矿改组为铜川矿务局，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企业，铜川煤炭产业开始起飞。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中，就包括在铜川建造的现代化煤矿“王石凹煤矿”。

△ 铜川矿务局成立大会

为建设铜川矿务局，从全国各地调动人力，尤其是东北，援助了大批技术人员。还有很多从清华、哈工大毕业的相关专业高材生。

1954年，铜川县仅有城镇人口2.85万人，1958年撤县改市后，市区人口增加到18.9万人。

铜川市原住人口，很多是1940年代从河南逃荒而来，成为煤矿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河南话便成了矿区的官方语言，到处弥漫着“中不中？”“中”。

有工人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

“矿工们头戴着藤条编织的配有矿灯的安全帽，身穿黑色笨重的棉袄棉裤，脚蹬黑色长筒胶鞋，腰间皮带上挂着充电的硫酸盒，站在罐笼里下井采煤。”

难怪路遥曾说：“只有在井下生活过的人，才懂得阳光的价值。”

位于红旗街的矿工俱乐部是大家在劳累之后休闲的地方，听戏、看表演、看电影……因河南人多，工人们普遍喜欢听豫剧。2015年，铜川籍相声演员苗阜、王声，曾回到矿工俱乐部演出。

但铜川不只有煤矿，还有很多其他工厂。

1957年，苏联在耀县援建了“国营耀县水泥厂”，也是“156项工程”之一。引进了东德的机械设备，1959年正式投产，年产水泥超30万吨，机械化程度居全国水泥厂之首。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实验时，建造的破坏性实验房子，用的就是耀县水泥。所以，除了煤炭外，以水泥为主的建材工业也是铜川的经济支柱。

△ 耀县水泥厂

进入1960年代，在三线建设时期，铜川的山沟沟里又建造了不少军工项目。比如，铜川新源机械厂（代号762厂），生产中波广播发射机；陕西省东风机械厂（代号337厂），生产迫击炮。

但铜川的核心还是煤炭，到1985年，经过30年建设，铜川矿区已形成一个设计年生产能力1000万吨的大型矿区，煤炭产量占全省42%，几乎一半。

全市有人口33万人，其中煤炭职工就占24万人。

1980年代中后期，是铜川的高光时刻，有人形容城市当时的情景：

“铜川市的十里长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熙熙攘攘，繁华似锦。山川原谷，井架铁塔，高耸云霄，隆隆绞车，把地层深部的煤炭提到地面……”

铜川之于陕西，就相当于东北之于中国。所以，它有个外号“小东北”。

△ 1990年的铜川街头

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其问题也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凸显，高光的面积越大，阴影就越大。

一个是产业结构单一，工业占社会总产值60%以上，重工业又占工业的80%以上，这就导致发展不平衡，年轻人就业出路少。

二是生态系统恶化，环境污染严重。1978年全国第一次环境保护展览会，铜川就是18个重点污染的城市之一。到了1990年代初，铜川污染超过国家二级标准10多倍。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中华环保世纪行》栏目称铜川为“卫星上看不见的城市”。

因为常年地下开采，造成地质环境变化，铜川还常发生滑坡、塌陷事故。

地上被煤尘覆盖，地下被掏空，铜川不得不做出改变……

虽然说铜川是一座工业之城，以资源为生，但因为建城历史悠久，其实也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其独特性不亚于陕西其他地级市。

一个是玉华宫。

位于今天铜川市印台区的玉华山麓，建于唐朝初年，最初叫仁智宫，是北镇突厥的指挥中心，也是皇家避暑胜地。

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李渊携李世民来此避暑，留守长安的太子李建成企图发动宫廷政变，但没有成功，不得已来到仁智宫请罪，被扣押。

两年后，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杀死李建成，顺利继位，是为太宗。贞观21年（647年），唐太宗将仁智宫改名为玉华宫，扩建装修，成为唐朝四大避暑胜地之首。

△ 玉华宫景区

在这里，唐太宗曾召见高僧玄奘，询问译经情况，并令上官仪宣读“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

玄奘也非常喜欢这处幽静的地方。高宗李治继位后，把玉华宫改为玉华寺，玄奘便从长安的慈恩寺搬到这里，翻译佛经，并最终在此圆寂。

玄奘一生译经1335卷，其中680多卷是在玉华寺所译，占二分之一。所以，玉华寺在佛教界有着重要地位。1999年，第二届国际玄奘学术研讨会，便选择在铜川举行。

一个是耀州青瓷。

唐代时，在铜川县创建了一处青瓷窑，是唐三彩的重要产地。北宋时，磁窑达到鼎盛，《同官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

因为同官县属于耀州，所以瓷器被称为耀州瓷，位列宋代六大窑系之一，也是北方最大的青瓷窑口。它的显著特点，就是采用了当地的煤为燃料烧制。

△ 耀州窑北宋青瓷刻花牡丹纹瓶

元末明初，因为战乱原因，耀州瓷场停烧，诸多的瓷器、工具、工场，被历史的尘土掩盖。

不过，铜川的制瓷业并未消亡，而是东移到了20公里外的陈炉镇（今铜川市印台区），延续至今，号称“千年炉火不灭”。

19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铜川市黄堡镇挖掘了一处瓷器窑址，经考证，便是著名的耀州瓷。这一考古发现，被评为20世纪陕西省十大考古发现。

经历多次挖掘，出土了各时期的陶瓷标本达到数百万件。为收藏、展示这些文物，彰显铜川悠久的瓷器文化，1994年，在遗址上建成了“耀州窑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

△ 耀州窑博物馆

耀州窑博物馆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古陶瓷遗址专题博物馆，铜川市也充分利用这独一无二的资源，曾举办“耀瓷文化旅游节”。

三是药王故里。

铜川的名人很多，比如柳公权、范宽等，但对民间来说，名气最大的是“药王”孙思邈。毕竟是上了历史课本的人。

孙思邈出生于南北朝时期的华原县（今耀州区）五台山，幼时多病，成年后立志学医，一边钻研古典医学，一边游历全国，遍寻民间药方，写成了30卷《千金要方》。

这是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总结了唐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奠定了中医伦理学基础。

孙思邈淡泊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召见他，请他做官，被他拒绝。晚年，他隐居家乡的山里，采集草药，研究药物学。

关于他的寿命，有的说是101岁，有的说是165岁，已无法考证，但也不重要，它寄寓的是民间对于医者长寿的愿望。

△ 药王山夜景

因为民间尊称孙思邈为“药王”，他家乡的五台山，长期被称为“药王山”，并在清光绪25年(1899年)载入《陕西全省舆地图》中，成为正式名。

山上建有药王大殿，塑有3米高的药王孙思邈彩像，常年香火不断。

除了这些历史人文景观外，铜川的城市也有一些有意思的现代景观。

比如，曾经作为西北地区第一个现代机械化煤矿的王石凹煤矿，2015年关停后，改造成了“王石凹煤矿工业遗址公园”。

在这里能了解到铜川矿业发展史，看到大批的苏式风格建筑群，矿井也被改造成地下探秘项目。

而在路遥体验过生活的哑口煤矿，大门上挂起了横幅“路遥名著《平凡的世界》诞生地欢迎您”，并且还修建了“鸭口路遥文化展馆”。

可见，铜川还是非常善于利用名人和历史文化做文章的。

铜川因煤而兴，但是资源总有枯竭的时候，当达到巅峰，也就要焦虑了。

早在1990年代的时候，铜川矿务局下属的一些煤矿，就因为开采殆尽，不得不关停。工人下岗，曾经热闹的矿区，变成和大山一样沉寂。

2002年后，随着煤炭黄金时代的到来，铜川看似再次迎来发展契机，但这时候它的地位，让给了陕北的榆林。

因为在神府煤田发现了巨量的优质煤，且开采难度远远低于铜川，铜川的煤炭地位极大减弱。

但铜川人自己没有就此自暴自弃，在转型的阵痛中，坚持往前走。

2008年，按照陕西煤业上市要求，铜川矿务局改组为铜川矿业有限公司，隶属陕煤集团。

△ 铜川矿务局

2009年，铜川市被确定为全国第二批资源枯竭城市，铜川煤炭的发展战略根据全省煤炭工业布局，调整为：“收缩东区，发展北区，做强非煤产业，重点向陕北转移”。

铜川市进入产业全面转型时期，关掉大量地方煤矿，退出产能，进行产业升级改造。

除了煤炭外，铜川的水泥产业，也一直在调整。

1996年，耀县水泥厂发起组建陕西秦岭水泥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600217），是陕西省首家上市建材企业。2002年组建为秦岭水泥集团。

2013年，铜川提出“全面拆除落后水泥生产线，对全市水泥企业实施脱硫脱硝改造，从当年起不再新建水泥生产线”，全市水泥企业从30家减少到6家。

在此背景下，2015年，中国再生资源开发有限公司成为秦岭水泥集团的控股股东，股票代号改成“中再资环600217”，公司业务由水泥的生产与销售变为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的回收与处理。

如今，中再资环是铜川唯一的上市企业，市值约60多亿元。

△ 绿化后的铜川

工业转型，受迫于经济趋势，也受迫于环境。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铜川就把生态保护工作作为重中之重，大量植树造林，改善环境。

新世纪后，铜川提出了“煤城产煤不烧煤”的口号，在城区推行“煤改气”“煤改电”，以清洁能源代替传统燃料。2017年铜川市实现燃煤锅炉全域“清零”。

经过大刀阔斧改造整顿，现在的铜川市，已经不是当年的工矿之城和污染之城了，而是成为生态型城市，每年的蓝天数量位居陕西前列。

在工业转型升级之时，铜川的其他产业地位上升，也有了新的发展势头。

比如在农业方面，铜川苹果和铜川大樱桃，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水果品牌。在形象设计上，结合了“药王葫芦”的概念，主打生态、养生定位，很有特色。

△ 铜川水果品牌

旅游也是铜川发展的重点产业，主推玄奘文化、煤城文化、药王文化、耀瓷文化等历史内涵，在疫情之前的2019年，铜川文化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60亿元，全年接待游客2492万人次。

1978年，铜川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9.4:67.8:22.8，工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019年，比例变化为7.6:36.8:55.6。工业减弱，第三产业提升明显，说明城市转型初见成效。

尽管如此，铜川接下来的发展命运，也不容乐观。

铜川毕竟还是一座小城，70万人口中，60岁以上人口占比21.63%（全省比例是20.5%），人口老龄化程度严重。而年轻人多选择外出工作，很难留在本地。

人口支撑不足，发展动力也就不足，再加上面积小，很难有腾挪的空间。

好在这几年，铜川的交通，正迎来新的局面。

铜川虽然通火车较早，但主要是货运，客运还是靠公路。1993年，随着咸铜高速公路建成后，咸铜铁路停止客运业务，铜川成了全省唯一不通客运火车的地级市。

2021年，在对咸铜铁路进行电气化升级改造后，西安到铜川开通了“复兴号”动车组，结束了铜川近30年不通客运火车的历史。

△ 新修的铜川车站

如今，西延高铁正在建设，开通后，铜川到西安的通勤时间仅半小时，将极大地促进两城之间的连接，便于将铜川纳入西安都市圈一体化融合发展体系中。

铜川的发展，还是需要紧密靠向西安，借助西安的政策、科研、教育等势能，配合发挥自己的优势，即“陕西制造、铜川配套”“西安研发，铜川转化”。

近年来，铜川利用制造业和铝的优势，发展精密零部件加工产业，是比亚迪的重要供货商。

铜川很小，没办法比规模，那咱就比精致，不求全，不求大，求精。

精而美，未尝不是一条好的出路。

—END—

原标题：《因煤而兴的铜川，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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