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亚东

案例综述：

2008年6月28日，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因非正常死亡事件（女中学生李树芬跳河自杀）前期处置不当，引发矛盾冲突，后演变成为严重打砸抢烧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以至中央在通报中指出：瓮安事件“无论从参与和围观的人数、持续的时间，还是从冲突的剧烈程度、造成的影响看， 都是近年来最为严重的、非常典型的突发群体性事件之一。”“不仅给贵州省的工作和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还给全国工作大局和我国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

引发“瓮安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引爆”事件的直接“导火索”， 又有直接和非直接利益者相互作用、各种矛盾交织叠加、促使事件升级恶化的“催化剂”；既有应急处置、现场处置能力差等处置能力方面的原因，又有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社会建设滞后、民生欠账多、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社会管理薄弱、社会治安不好、干群关系紧张等深层次方面的原因，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教训十分深刻。

“瓮安事件”发生后，贵州上下痛定思痛，深入剖析，深刻反思，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努力把坏事变为好事，把教训变为财富。通过五年多的努力，瓮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治安变好了，民生欠账变少了，经济实力变强了，干部作风变实了，基层基础变牢了，党和政府威信变高了，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大大提升。从2008 年被贵州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票否决”到2013 年被中央综治委授予“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和“全国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先进集体”称号，当地党委政府用民生改善的实效医治了群众心灵上的“伤疤”，五年的巨变令人惊叹。

事件回放：

2008年6月22日0时10分，贵州省瓮安县初二女生李树芬（汉族，1991年生，瓮安县人，瓮安县三中学生，租住在城关雍阳镇）与同班同学汪某（化名，女，1991年生，与李树芬一同租住在城关雍阳镇）、男友陈某以及陈的朋友刘某等人在县西门河边大堰桥处玩时，趁人不备跳入河中。当时在场3人遂开展施救未果，即报警。22日0时27分，瓮安县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警后，迅速指令县公安局雍阳镇派出所和县消防大队处警。0时40分，派出所民警和县消防队官兵赶到现场一面了解情况，一面开展施救，由于天黑、水深、缺乏救援工具，施救未果。凌晨3时许，出警人员认为已无生还的可能，待天亮再说。在既未见人又未见尸的情况下，撤离了现场。凌晨4时许，死者亲属将尸体打捞上来，其父亲到派出所报称：尸体已打捞上岸，要求派出所出警。同时对李树芬死因提出疑问，要求进行尸检，并认为刘等三人有重大嫌疑，不能放了他们。

6月22日上午，镇派出所将此事移交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刑警大队开展了调查工作。当天18时50 分，由瓮安县公安局副主任法医师主持，在停尸现场（大堰桥）对李树芬进行尸表检验。死者父亲和死者干爹等亲属在场见证。尸检初步结论为：“溺水死亡”。公安机关就是否进行尸体解剖征求了死者父亲以及干爹等人的意见。二人当场均表示不需解剖，并在尸检记录上签署了“不要求解剖尸体”的意见。之后瓮安县成立了一个专门工作组负责调查处理此事。

6 月24 日，瓮安县公安局根据调查走访情况和尸检结论，认为李树芬死亡不构成刑事案件，决定不予立案。随后县工作组召开了第二次协调会。会上，正式向死者亲属下达了《鉴定结论通知书》、《尸体处理通知书》等（要求6 月24 日17 时前掩埋尸体，否则依法处置）。但死者亲属不接受此意见，认为公安局调查不负责任、处理不公等，并提出了要进行尸体解剖的要求。

6月25日，州公安局指派法医在死者亲属的见证下，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结论是溺水死亡，排除了他杀。6月26日，工作组将结论告知了死者亲属。但李树芬亲属拒不接受县工作组的调查处理意见，仍停尸不埋。

6月28日16时许，死者亲属及几十名不明真相的群众、中小学生打着横幅，以为死者“伸冤”、向政府讨说法为由，在县城游行，引来许多群众围观跟随，游行队伍规模不断扩大，很快聚集到数千人。他们先到县政府，又到县公安局，围观人员万余人。少数不法人员造谣警察打学生，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中小学生冲入县公安局，现场混乱，局势失控。一些不法之徒趁机先后冲进县公安局、县政府、县委等办公楼进行打、砸、抢、烧。他们持刀、斧、棍、石块等凶器殴打、追砍公安民警、消防队员、武警官兵及党政干部，公然放火烧毁车辆、办公楼，破坏消防设施，阻止消防队员救火，抢劫公共财物等，整个事件持续近10个小时，造成县委办公楼（50年代建造，砖木结构）被烧毁，县政府、县公安局多间办公室被烧，多台交通工具被烧毁、砸坏，200多名公安民警、武警、消防官兵不同程度受伤的严重后果，影响十分恶劣。

处置经过：

（一）接报并启动应急预案

6 月28 日19 时30 分，我接到公安厅指挥中心的电话报告，遂与在现场的瓮安县公安局副局长周国祥通了电话，感到事态十分严重，遂立即赶往公安厅指挥中心，并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立即启动《贵州省公安厅处置突发事件总体预案》；二是指派分管副厅长张宜华同志立即赶赴瓮安组织处置；三是立即成立了由公安、武警、省委宣传部等负责人组成的应急处置指挥部（相关人员很快赶到指挥中心）；四是紧急调集公安民警、武警（先期公安600 余名、武警1200 余名）赶往现场进行处置；五是相继派出现场处置组、专案调查组、法医技术组、舆论引导组赶往瓮安县开展工作；六是与州、县公安局长及现场指挥员保持不间断联系，及时掌握事态发展最新情况，要求现场每半小时报告一次情况；七是立即向省委、省政府、公安部报告。

20 时55 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接公安厅报告后，立即作出八条重要批示：（1）请省公安厅派人赴瓮安靠前掌控；（2）溺水女孩是何时的事？如何处置的？有无激化矛盾不得当做法？（3）县委、县政府对此事如何认识和行动、举措？（4）是否有人乱中作祟，蓄意制造打砸烧事件？有何背景？（5）当前不得再激化、引发新的矛盾；搞清情况后，对组织、煽动、领头者必须依法处理（要硬）；（6）搞清情况 ，在第一时间通过媒体披露事实真相，争取主动，严防别有用心的人趁机蛊惑人心，误导舆论；（7）加强信息沟通和情况汇报，不得迟报、误报、瞒报，不得错失处置时机；（8） 请即报公安部、中央综治委。

21 时20 分，时任省长林树森同志作出重要批示：动员镇、村基层干部到现场做群众工作，千方百计先让围观群众疏散。请州、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这一事件，认真分析原因，依法查处打砸烧的幕后策划者。

随后，我们陆续接到了中央、公安部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

（二）采取强制措施，控制局势，恢复秩序

6 月28 日22 时30 分，省委副书记王富玉同志到厅指挥中心，我即带相关人员紧急赶赴瓮安。29日凌晨1 时许，几经周折到达事件现场，便立即决定采取强制措施，组织警力驱散现场聚集人员，并当场抓获正在进行打砸抢烧违法犯罪嫌疑人14 人，迅速控制了局面，恢复了秩序。

    29 日凌晨4 时，我从事件现场来到县武装部（县委设立的指挥部所在地，距现场约3公里），召开了有州、县党政负责人，公安、武警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对情况进行分析，对后续处置工作作出部署：第一，公安、武警设置警戒线，组织武装巡逻，实施交通管制，控制社会面，防止反弹；第二，州、县党委、政府立即召开干部会议（州委书记表态马上开），立即组织党员干部由县领导干部带队深入一线，做好群众思想教育和稳定工作；第三，天亮后，县长要立即发布电视讲话，通过媒体公布事实真相，并要发布公告，组织强有力的宣传攻势，公开辟谣，稳定人心；第四，省、州、县三级公安机关抽调专人组织强有力的专案组，对这起严重打砸抢烧突发事件开展调查，对挑头参与打砸抢烧的为首分子和骨干分子要依法严处；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一般参与者批评教育；特别要查明幕后有无组织者、策划者；第五，省公安厅会同省检察院、法院的法医，对死者李树芬进行尸检复核，尽快查明死因；第六，尽快清理现场（争取上午能清理完）。清理街面上被烧毁的车辆，减少负面影响，对受伤公安干警、武警官兵抓紧医治。

（三）迅速公开发布信息

29 日凌晨5 时，在指挥部，经我审核，通过新华社发布了官方关于“瓮安事件”的第一条消息——《贵州省瓮安县发生一起打砸烧突发事件》（系自22 日李树芬死亡后官方发布的第一条信息）。

（四）人员再聚，局势可控

29 日上午，现场周围又出现数千人围观聚集（人员最多时有近万人）—大部分是围观看热闹人员，但也有一些与此事无关、因其他利益诉求未得到解决的人员，借机打着横幅上访，引起大量人员再次围观聚集。一些不法人员乘机故意进行破坏捣乱，他们向公安、武警执勤人员挑逗、谩骂，投掷石块、矿泉水瓶等物发泄不满，并掀翻武警部队的1 台宣传车和2 台开道车，企图冲破公安、武警的防线。

由于围观聚集人员多，并有各种利益诉求人员混杂其中，情况复杂。因此，我要求一线民警、武警要沉着冷静、坚守岗位，坚决控制好局势，防止事态反弹。我公安民警、武警官兵充分发扬了连续作战的优良传统，坚定地守卫在一线，局势虽一度紧张，但一直处于可控状态。

29 日13 时，时任武警部队副参谋长薛国强同志（后任武警部队副司令员）从北京赶到瓮安，参加联指指挥。

（五）群众工作为主，强制措施为辅，事态彻底平息

    29 日13 时50 分，我再次主持召开联指“紧急会议”，对现场局势进行分析研判，认为虽然现场围观人员较多，但局势可控，应尽可能通过做群众工作来疏导劝散围观人员，尽可能不采取强制手段（特别强调非万不得已不得使用非杀伤性武器，防止发生哄乱、踩蹋）。同时，针对凌晨四时紧急会议部署的几项工作，州、县没有落实的情况，如做群众工作、发表电视讲话、发布公告、清理现场等工作进展缓慢问题对州、县领导同志提出了严厉批评。根据现场局势，我提出要求：一是立即组织由县几大班子（县委、县政府、人大、政协）主要负责人带队，组成几个工作组，分头进入到现场中心，面对面做群众工作，疏导、疏散聚集围观人群；二是县长要立即发布电视讲话，公布事件真相，表明政府态度，稳定人心；三是县政府要立即发布通告，在现场连续播放，责令围观聚集人员迅速离开，形成强大宣传攻势；四是做好强制清场准备，并把强制清场时间确定为当天18 时。

紧急会议后，由州、县负责人带队的工作组分赴现场开展工作。通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和加大宣传力度，大部分围观聚集人员陆续散去，但仍有数千人继续聚集不散。18时45 分，联指发出清场命令，公安、武警迅速驱散聚集围观人群，控制了整个局势，秩序得以彻底恢复，事态得以完全平息。

为巩固局势，防止反弹，指挥部决定：公安、武警联合开展武装巡逻，对复杂地段实行短期交通管制，加强对重点要害部位安全防范，起到震慑犯罪、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的作用。

29 日下午18 ：00，省委从公安厅、司法厅、教育厅、卫生厅、团省委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瓮安事件”处置工作组，赴瓮安开展工作(查清死因、安葬死者；开展专案侦查和打黑行动。后很快查清了事件全过程，摧毁了5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和7个恶势力团伙，抓获了一大批违法犯罪分子，迅速扭转了当地社会治安形势)。

30 日，时任省委书记石宗源同志赴瓮安指导处置工作。

至此，一场震惊全国的群体性事件得以平息。整个事件的处置可谓惊心动魄。事态平息后，贵州省委先后召开了党员干部大会，通报事件，统一思想；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公布事实真相，引导舆论；启动问责制，选调得力干部到瓮安任职。

经过几年不懈的努力，瓮安实现了由“大乱”到“大治”的转变。“瓮安事件”的后期处置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201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批示：“贵州瓮安县吸取‘6·28’教训，大力加强党建工作的经验值得总结，建议中组部会同有关部门及省区市，对曾发生重特大群体性事件的地区进行调研，了解整改情况，巩固稳定局面”。2008 年7 月5 日，刘云山同志批示：”“贵州省委处置果断，反响很好。2008年9月20日，孟建柱同志批示：“贵州省政法委、公安厅对瓮安事件事后的处置是恰当的，对事件发生的原因及教训的反思是深刻的，善后的工作抓得也是实的。”

教训与反思：

“瓮安事件”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矛盾凸显的一个典型案例，既有引发事件的直接原因，也有深层次原因，看似偶然，偶然中存在必然。

引发“瓮安事件”的直接“导火索”是李树芬非正常死亡事件（自杀）， 由于前期处置不当，即事发前７天内没有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事发后7小时又因现场处置不力，没有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以致事件不断升级恶化，最终演变成一起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说是一起“易事拖难、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典型案例。而引发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事件发生的前7年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没有处理好，矛盾大量的积累所造成的。同时，“瓮安事件”除了具有群体性事件的一般性特点外，还有其特殊性：一是在事件前期调处过程中，发生了死者叔叔被打致伤案件，激化了矛盾；二是当地的黑恶势力积极参与，造成了严重后果；三是大批中（小）学生等未成年人，因不明真相盲目参加，增加了现场处置的难度。这些都是“瓮安事件”具有特殊性、典型性的地方，也是研究“瓮安事件”应该关注的地方。

在此，我想用7 天、7小时、7年这三个时间概念，对该事件的原因和教训进行剖析。

（一）7 天为发酵期

方法不当，调处不力，失去良机。6 月22 日至6 月28 日，从李树芬跳河自杀至事件爆发的前7 天，可以称为事件的发酵期。7 天内矛盾没有化解，以至小事拖大。李树芬非正常死亡事件发生后，死者亲属受“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思想的影响，对公安机关的尸检结论、调查结果和“不予立案”的决定不认可，拒不接受县工作组的协调处理意见，坚持停尸不埋，要求查明死因并予以高额赔偿。针对死者亲属提出的疑问及过高要求，工作组没有认真耐心地做好解惑释疑工作，没有深入细致地做好死者亲属的思想工作，加之方法简单，措施不力，使工作一直处于对立、被动状态。失去了死者亲属的信任和支持，失去了调处化解矛盾的基础，从而也就失去了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问题解决在初始阶段的良机。

权威信息失语，谣言传播泛滥。主流媒体失语，虚假信息泛滥；明真相的不说，不明真相的乱说；官方沉默不语，谣言四处传播；沉默与谣言是事件爆发的推手。

广为传播的谣言主要有：1 .李树芬是被强奸之后杀害扔进河里的； 2.当时与李树芬同在现场的汪某、刘某、陈某3人是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的亲戚，公安机关包庇袒护，不处理；3.死者的叔叔李云中（化名）到公安局上访被公安局打死，其婶婶被剪头发，关进看守所等等。

事实真相是：1.关于李树芬的死因。通过现场调查、现场勘验、尸体检验(二次尸检)，已排除了暴力致死、中毒致死、性侵害致死及现场三人加害致死等可能，确认李树芬系自己跳河溺水死亡。2. 经查，在李树芬跳河现场的三人均为瓮安农家子弟，与当地领导干部无任何关系。3.前去县公安局上访的李树芬叔叔李秀忠与刑警张明发生纠纷后，被不明身份的人打伤。此时县公安局已感到事态严重，也怀疑是张明指使，因此为了有利于事态的平息和李树芬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处理，当晚，县公安局对张明作出了停止执行职务15天（收回枪支）的决定，并成立专案组对李秀忠被打一案开展调查工作。但对这些已查明的事实和所做的工作，当地政府及公安机关在7天内却始终沉默不语，没有向社会作任何发布。由于权威信息失语，导致虚假信息泛滥；明真相的不说，导致不明真相的乱说，以至以讹传讹，谣言成了真理，使得社会上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轻信谣言，同情死者，情绪发酵后转而怨恨党委、政府、公安机关，形成一呼百应，万众聚集的局面，最终失去了先期处置的主动权。

情报失灵，身陷危机，失去主动。事件爆发前7 天，种种迹象都表明要出大事。如，7天内每天都有成百上千人围观、造谣、传播、煽动、蛊惑，特别是6月28日上午，现场人员情绪激动，制作横幅、准备游行。但当地却没有人搜集舆情动态，更谈不上应对引导；没有人搜集情报信息，更谈不上研判预警；没有人到停尸现场查看过，以致公安机关和相关部门对现场一触即发的紧急态势一无所知。

（二）7 小时为爆发期

    现场处置能力缺失，事到临头无对策，是事件升级恶化造成严重后果的重要原因。

现场处置不力，失去化解先机。事件当天16 时30 分，当死者的少数亲属（友）和一些不明真相的学生、群众游行至县政府并引来大批人聚集围观时，县政府没有领导出面接待，没有人面对面地去做死者亲属和群众工作，更谈不上疏导群众情绪，疏散聚集人群。特别是当群众在县政府门前不满情绪高涨，并已出现过激行为时，仍没有人出面及时有效作出正面反应（只有县政府一位值班人员说：“这里不是闹事的地方，要闹到公安局去闹”），以致聚集的人群又迅速转移到距县政府100 米的公安局门前。而公安局仓促集结起来的警力只有几十人，无济于事。

现场指挥不力，机会在等待中失去。6 月28 日下午16 时之后，当事件不断升级恶化、性质发生变化，情况万分紧急时，现场缺乏强有力的指挥，主要领导都不在现场（都是后来陆续赶到）。特别是一些领导同志，虽然到达了现场，但缺乏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指挥能力，缺乏直面群众做工作的胆识（不敢到群众中去），缺乏敢于担当的勇气，缺乏果断决策的魄力，在紧急关头、危机时刻，没有招数，不敢挺身而出，不敢拍板决策，不能转危为安；一些领导同志临危失态，临危不断，议而不决，请示汇报，拖延等待，致使事态恶化、局面失控——机会在等待拖延中失去。

警力不足、通信不畅、装备匮乏，形不成战斗力。当时，瓮安县共有民警290 余名，但60% 分布在乡镇派出所；武警中队也只有30 余名兵力，事发时基本无警可调。加之当天是星期六，当成千上万人围观聚集、冲击公安局、县政府、县委时，最初集结的警力仅有30 余人（后又陆续集结100 余人）。事发时县公安局仅有对讲机8 台，通讯装备严重短缺，难以形成一呼百应的通信指挥网络，加之平时不保养，战时不能用（没有充电，无法使用）。而现场围观聚集人员成千上万，手机已无法接通。由于通信不畅，指令不能到位，致使执勤民警无法接收指挥部指令，基本都是各自为战。事发时，瓮安公安个人防护装备、防爆装备皆严重缺乏（防爆盔甲服只有34 套），且没有专门的“处突”队伍。当天21 时之后，州公安局虽从邻县调集几百名警力赶赴瓮安，但因系临时从各单位抽调，平时没有受过防暴处突训练，仓促应战，加之通信、个人防护器材装备以及应急处突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形不成战斗力、威慑力，以至处置工作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三）7 年为积累期

从2001 年至2008 年事件爆发的7 年间，一方面，瓮安经济快速增长，各项指标均排在全州前列；而另一方面，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相对滞后，人民没有共享到发展的成果，社会矛盾积累，社会管理薄弱，社会治安不好，在好看的经济指标下，掩盖着大量的社会矛盾。特别是事关民生、事关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积累过多，不少问题由来已久，但因为化解不及时，解决不到位，造成群众怨气大、意见大，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当时的瓮安矛盾的凸显呈现出“触点”多，“燃点”低，一遇诱因，一触即发、一点即燃的态势。究其深层次原因，则是科学发展观不牢，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虽然经济发展较快，但民生欠账多，矛盾积累多，群众积怨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