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物立足，以史料为盾，

虎视牂牁，鹰瞵万峰，解读历史。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陈提升之前，抗战专题部分的最后一件展品，是一把日军将官佩刀。佩刀分为刀和鞘两部分。刀长101厘米，钢质刀身，微弧，中间起脊，近脊处开有血槽。刀刃锋利，侧锋刀尖。刀格为椭圆形，镂空铜镀金。为防止刀从柄部脱落，刀条根部加有方形刀鎺，中开圆孔。刀柄用鲛鱼皮包裹，两端用目钉固定。柄较长，可供双手持握，两侧嵌铜质镀金樱花图案，称为目贯。柄上用皮条编成菱形纹缠绕，称为柄卷，使刀更利于握持。刀首钻嵌雕花圆孔，孔上悬铜穗环，环上系刀穗。刀鞘为木质，外包蛇皮，上有三道加固箍，箍上挂环，称为挂穿，便于战刀悬挂。鞘两端饰铜质镀金箍套。据军博展陈研究部刘中刚老师《冈村宁次佩刀》一文，鞘首铜套刻有铭文，一面刻“273913番”，另一面刻“实用新案特许”。此外，与战刀同时展出的还有用于装刀的长方体木盒，盒身饰褐色油漆，其上刻有文字，记载了重要史实，即“日本投降代表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呈缴自佩战刀一把，谨呈委员长蒋、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中华民国卅四年九月九日于南京”。

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时呈交的战刀（来源：军博官网）

关于冈村这把“降刀”的来源，军博介绍：1945年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特派代表，主持受降仪式，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冈村的佩刀，恭敬地双手捧呈何应钦，表示侵华日军向中国正式无条件缴械投降。至于这把“降刀”如何成为军博馆藏文物，军博介绍：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并在总统府缴获了这把战刀。刀柄及护手两侧，各有日本皇花，为铜镀金。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兵器陈列室将其送交军博收藏。

关于这把冈村“降刀”，引发很多争议。主要有如下几种观点。第一，这把刀从形制看，比较像日军1934年开始配发的“九四式”将校军刀。按照常理，冈村佩刀应该为1938年开始配发的“九八式”将校军刀。第二，刀鎺上的圆孔用于装嵌家族家徽，而冈村家族仅是旗本武士，远远达不到日本拥有家徽的家族级别。第三，刀穗2010年笔者拍摄时是白色，现军博官网照片显示为红色（估计后配），但都不对，按照冈村大将的级别，刀穗应该为金色。其实，根据刀鞘铭文，也能证实这把刀不太可能是1945年冈村上缴的“降刀”。铭文“273913番”，很多人误以为是日军番号，其实不然，这是日本的“发明专利登记号”，铭文“实用新案特许”，“实用新案”指以实用为目的的小发明。“特许”指比较重要的发明。笔者通过在日本特许厅（类似我国的知识产权局）网站检索这把刀的发明专利登记号，得知这把刀申请专利的时间是1958年。

2010年3月拍摄军博展出的冈村降刀，刀穗是白色

1945年9月9日，在南京受降仪式上，无论是日军总司令官冈村，还是总参谋长小林，都没有缴械献刀的仪式。原因在《中字第十七号备忘录》有记载：“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规定。日军代表正式投降时，不得佩带军刀。凡日军所有军刀，均应与其他武器一律收缴。正式投降后，日军即不得再行佩带。以上规定，在中国战区一律适用”。《冈村宁次回忆录》也有记载：“9月7日，王武参谋来访今井武夫参谋副长，当询其9月9日签字仪式，是采取总司令官携带军刀入场，然后向对方呈交的形式，还是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时，对方回答，采取不带刀入场的形式，小林总参谋长等也参加了协商。”冈村的回忆有瑕疵，其实正式受降仪式前，陆军总部专门成立了“南京前进指挥所”和日军接洽，由副参谋长冷欣担任所长，因此负责联系接洽的是冷欣中将，王武只是负责翻译。那冈村没有带刀进入投降会场，受降仪式上自然就没有缴械献刀，那历史上到底有没有冈村这把“降刀”存在呢？答案是有。

受降仪式定在9点，日方代表的车辆到达投降地点（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时间是8﹕45，随即由中方翻译王武引导，进入专为日方安排的休息室。8﹕52，日方投降代表又在军训部次长王俊引导下，进入投降会场。满打满算，日方在休息室的时间有7分钟。据冷欣《参加抗战到目睹日军投降》一书回忆，关于日军降将佩刀问题，中方商议的最后结果，是允许日方带刀到休息室，再将佩刀解下交出。冷欣回忆了三个人佩刀的去向，按照对等原则，冈村的佩刀，交给陆总司令何应钦。小林的佩刀，交给陆总参谋长萧毅肃。今井的佩刀，则是交给冷欣自己。关于“降刀”，冈村自己也有回忆，其同年11月8日的日记记载：“今天将各自所持军刀、手枪及望远镜，集中交给中国方面”。现在问题来了，按照冷欣回忆，冈村是在9月9日投降当天在休息室交出佩刀，而冈村的回忆，则是11月8日由日方集中交出。

“南京前进指挥所”冷欣所长

两个回忆，笔者倾向冈村。原因有三。第一，南京受降，日军投降代表留下众多影像，从下车，到休息室，再到步入会场，会场上，步出会场，上车离开，没有一张带有佩刀。第二，引导日方代表进入休息室的是翻译王武，领他们出来参加仪式的是王俊中将，冷欣并未到休息室，而是在仪式会场。第三，冈村投降后半年的日记，非常详细，几乎每天都有，相对可信。但无论是哪天交出佩刀，通过上述两人回忆，都说明“降刀”的确存在。既然存在，军博那把又不是，那“降刀”到底在哪里呢？

冈村脱帽进入投降会场，没有佩刀

台北市中正区贵阳路上，有一座“国军历史文物馆”，文物馆共3层，其中一楼有4个展室。101室为“志清堂”，即蒋介石的展厅，102室为特展室，配合实施不定期展览，103室为“应钦堂”，由何应钦生前将所属私人物品捐出，成立的一个专门陈列室。在103室，陈列有一把“抗战胜利日军冈村宁次大将降刀”，文物说明：“日本无条件投降，于南京举行受降典礼，时任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代表日本政府签署降书，佩刀由何应钦将军接收。”这把“降刀”同样受到广泛质疑，原因是刀柄和刀身共刻5头精美的狮子，是一把北洋时期典型的中国五狮刀。根据1920年2月2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颁布的《大总统公布颁给狮刀规则令》第四条规定：“四狮刀至六狮刀，发交陆军部颁给上级官佐。”冈村怎么会使用一把中国上级官佐的军刀作为佩刀。因此，台北“应钦堂”展出的这把佩刀，显然也不应该是冈村的佩刀。

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陈列的“抗战胜利日军冈村宁次大将降刀”

标牌

《冈村宁次回忆录》记载，日本投降后，冈村多次致电何应钦，就日本军民如何安全集中乘船回国、尽量多带粮食等事宜进行协商，大多得到何应钦同意，唯独“允许指挥官携带刀剑返回日本”这一条，被何应钦拒绝。日本投降后，冈村领衔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改为“善后总联络部”，其中拥有佩刀的将军官佐不下百人，这些将军官佐恐怕每人还不止一把刀，除了本人的佩刀，大概率会有一些曾在中国战场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军刀。这些军刀在11月8日被打包集中交给何应钦领衔的陆军总部之后，随即被陆总人员当成战利品分享。笔者猜测，由于上缴军刀太多，搞混的可能性也是极大的。

日本投降前冈村宁次的佩刀。照片仅能看见刀柄，但和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展出的五狮刀完全不同

冈村在日记中还回忆了一件事。原文为：“据说我交出的军刀，后来何应钦将他赠送给美国‘MRA运动’的创始人李普曼博士（现多翻译为布克曼），该博士作为和平象征用以装饰自己的住宅。”“MRA运动”即臭名昭著的“道德重整运动”，何应钦自1947年赴加拿大参加“世界道德重整大会”起，就致力投身这项“运动”，和该组织创始人布克曼联系密切，因此何应钦送其一把象征战利品的军刀，并非没有可能。这样看来，在日军1945年11月8日集中上缴的军刀中，极有可能是陆总人员挑选了几把做工精湛的军刀，作为冈村的“降刀”交给何应钦。何应钦又根据这些刀的不同尺寸，安排人员制作了有纪念意义的刀盒。其中一些，也许送给了重要的关系人，剩下这把全身镶金的“五狮刀”，则连同自己其他物品，一道捐交台北“国军历史文物馆”陈列展览。而解放军当初攻克南京，在总统府发现缴获的，可能是装刀的刀盒。

何应钦与布克曼留影

今天，我们寻找冈村的“降刀”，其实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不管怎么说，日本战败投降，是铁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