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琵琶）

由此得知，汉至魏晋时期中国人已经在使用的这种圆体、直项、四弦，以右手的推却（类似今天的弹跳）而命名的乐器。在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中称之为“秦琵琶”（用此名以区别于当时社会上已经流行的半梨形琴体、弯曲向后的琴头、用拨子弹奏的四弦、四柱的琵琶），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秦”字并非指秦国或者秦地，而是汉代外国和外域人对于中国的称谓。汉代相和大曲的表演中，琵琶（指秦琵琶）与筝、节、笛等同是伴奏乐队的乐器。

（南朝竹林七贤画像砖中弹奏琵琶的阮咸）

后来，这种“秦琵琶”不断发展，为了有所区别，唐代文献中已将三国时期文人音乐家阮咸善于弹奏的那种直项、圆盘琴体的通品（中国琵琶的“品”是中原文化的传统。）四弦琵琶，称之为“阮咸”，后世简称“阮”。1960年江苏南京西善桥发掘的南朝墓，出土“竹林七贤”的画像砖，其中阮咸弹琵琶的形象清晰可辨。

（敦煌莫高窟112窟中反弹琵琶的伎乐天神）

由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社会上产生了形状各异的多种琵琶，“琵琶”一词几乎成为所有弹拨乐器的统称。曲项琵琶是公元四世纪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的，后来逐渐汉化。文献中将这种琵琶称之为“胡琵琶”，它最早的发源地是波斯。曲项琵琶作为龟兹乐的主要乐器，在中国影响深远、声名远播是在龟兹乐传入中原以后，尤其在唐代极受欢迎。

（明 郭诩 《琵琶行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白居易《琵琶行》的故事）

最初曲项琵琶主要用于歌舞音乐中，作为乐队的核心乐器，体现出节奏刚健、音色宏亮等特点。当在中原音乐的土壤中孕育成长后，汲取容纳了秦琵琶的演奏技巧和艺术风格，逐渐发展成为一件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独奏乐器，不仅延续着右手拨弦时对于力度、速度的娴熟运用，而且在左手指法方面也愈加细腻而精妙。白居易的《琵琶行》、《听曹纲兼示重莲》，张祜《王家琵琶》，元稹《琵琶歌》等唐代诗歌将曲项琵琶的演奏手法、艺术风格、音响效果描述得非常生动传神。

（云冈石窟第十二窟 “离垢地菩萨洞”中演奏乐器的天宫乐伎）

从敦煌莫高窟和云冈石窟留存的壁画中，能看出曲项琵琶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唐代上至宫廷乐队，下至民间演唱都少不了琵琶，成为当时非常盛行的乐器, 而且常在乐队处于领奏地位。刘再生先生曾撰文将我国琵琶艺术的高峰期总结为两个阶段：以横抱、拨弹，四弦四柱为标志的外来形态阶段（高峰时期在唐代）和以竖抱、手弹，四相多品为标志的民族形态阶段（发展高峰在明清）。

因此，琵琶的传入及其在中原的充分发展，可以说是中原乐器和西域乐器相互影响的典型例证。

（莫高窟第220窟中弹奏琵琶的乐伎）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琵琶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高手如星，名曲如云，见于记载的知名琵琶演奏家有曹妙达、贺怀智、雷海青、段善本、李管儿、康昆仑、曹保、曹善才、曹刚、裴兴奴、李士良等一大批人，他们的演奏达到出神入化，使人惊心动魄的境界。唐代的琵琶演奏常常使用移调的手法，使其艺术表现力十分丰富。移调是把同一首曲调移在不同的调高、指法或弦法上演奏，现在我们将这种手法称之为移调指法变奏或移弦指法变奏。当时的演奏家以此作为表现演奏技巧的重要手段之一。《乐府杂录》中记载了琵琶演奏家康昆仑和段善本在长安东、西两市的祈雨活动中，展现高超的演奏技艺的生动故事，他们用了不同的“新翻羽调”和“枫香调”演奏同名乐曲《绿腰》。

（日本正仓院螺钿紫檀曲项琵琶）

日本的古都奈良珍藏着许多传自中国唐朝的乐器，如古琴、箜篌、阮、琵琶等，它们成为今天了解唐代器乐艺术的重要实物资料。盛唐时期，大量唐文化和西域文化由中国传入日本，音乐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正仓院琵琶局部）

传入的乐器和乐谱被保存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其中螺钿紫檀曲项琵琶就是其中的文物精品，它是我国唐朝宫廷送给日本圣武天皇的礼物，是目前世界上仅存的五弦琵琶传世杰作。从嵌螺钿工艺，到琴身造型、图案纹样等特征都充分体现了盛唐时代华丽的气息和审美风尚。

（本文部分内容选自陈洪、徐兴无主编“中国文化二十四品”丛书《金声玉振——黄钟大吕的古乐》，司冰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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