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余的贵州札记》专栏继续推出新玩法。贵州学者余未人自写自录，用文字和音频立体呈现她对文化的思考。

历经了生与死的考验，陈希文终于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去处，这也是他梦寐以求之地——安吴堡西北青年训练班。那是他终身铭记的日子，1938年元月1日。

安吴堡 作者：冯东旭

一座旧式大宅，只有两名红军负责接待，简单谈几句，便发了张表让他填。填好表，由他们二人匆匆看过，就算入班。那一天，就涌来了一百多人，当即编成一个大队。大队下设三个区队，一个区队下设三个班。那时，每天都可以新编一个大队。

几次与革命者打交道的经历，已经将他想象中的繁文缛节荡涤了。如果没有这种办事效率，成天坐而论道，千头万绪的事，会成一团乱麻。这种抓大放小的工作方法，也让他受益终身。

安吴堡青训班，是一个日后载入史册之重地。

安吴堡青训班旧址

陕北的寒冬，漫天冰雪，最低气温零下10℃。一个班13个学员，住一间房，是统铺。底层铺着小米草杆，上面铺一块色泽难辨的羊毛毡。夜里，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学员，脚对脚，身贴身，挤成一团入眠。谁都没有被子，就盖棉衣和大衣，还靠彼此的体温御寒。这是陈希文从未体验过、甚至没有想过的滋味。

他扪心自语：你从前是报馆主笔，你书写过多少“平等、集体”，但其实你并没有真实地领悟过，你与身边的工人、学生、职员、商贩……都是一个层级，都是投身抗日的学员。在这个寒夜，谁也离不开谁。这种平等感和集体感，他是第一次体验。

清晨，起床号骤响，点名、出操、听课，打仗似的一天就开始了。听课没有课堂，三百多人挤在一块墓地的大柏树下听讲。

从南方初来到陕北，冬日里坐在露天听课。太阳像个明晃晃的冰球。那寒风有如妖魔，钻透棉袄，如千万根针一般扎进肌肤。教员都很年轻。多数是北平流亡的学生、文化人、民先队员。教员的每一句都往心里钻：统一战线、阶级、政党、革命、帝国主义、游击战争……大自然冰寒彻骨，思想却在迅猛飞驰，热浪汹涌。

清晨，一支运输驼队穿过延安古城的安澜门 福尔曼摄

新鲜的感受让人应接不暇。吃的是小米饭。小米饭也会“欺生”，南方人由吃小米饭而胃疼、肠炎、便秘的，大有人在。有两个福州来的日本留学生，就因为在这里吃不下，睡不着，精神开始“出岔”了。他们无奈，向连队打了个招呼，走了。有的耐不住又不好意思张扬，晚上就趁“起夜”而悄悄溜走。这是大问题吗？不，在当年的境况下，难免牛骥同槽，组织上只把这算作“自然淘汰”，并不追究。有的受不了青训班的苦，而身体太差又走不了，组织上还动员他们回大后方去。那时候雇毛驴很便宜，一天只花几角钱，主人就赶着毛驴驮客走上几十里。来去自由，呆不下来的，随时都可以雇一头毛驴离去。

一位造大炮的技术工人，带了家属，恳求去延安的兵工厂干活。见他决心很大，接待人员直接汇报到青训班职工大队的大队长、中央委员张浩（林育英）同志那里。张浩心情沉重，声音哽咽地说道：“这个口子不能开，延安太穷，还是动员他们回去吧！”

感觉是不会欺骗人的。青训班里浓郁的人情味，浸透在处理各种棘手问题的过程中。而陈希文从自己的亲历中，开阔了眼界，深深体会到，共产党人的人情味绝不是冰冷的教条。这让他更加坚定了吃苦坚持的意志力。

陈希文校长（1903-1994）贵大校友提供

陈希文在青训班放下了过去的一切，从头学起。但一个人的能力是想拔高拔不上去，想低调也掩压不住的。到青训班才一个星期，组织上就任命他当了区队长，这是陈希文特别意外的。此后，每天由他呼喊口号，带领学员们出操、学习。

青训班结业后有几个去向。大家都把延安看做最高目标，希望立即奔赴延安，但却不能人人如愿。有人就因此在行军途中不乐意、闹情绪，摇摆不定，以至开了小差。日后，有诸多的人生门槛，每到关键节点，那一念之差就会被晒出来，屡屡交代不清。一失足而成千古恨，酿就了这批人的终身苦果。

延安1938 吴印咸摄

对此，后人已经很难理解。而这正是陈希文校长后来在工作中，对贵州大学师生的一些历史和现实“问题”，能够实事求是、公正处之、宽厚待之的一个因由吧，这段不凡的经历，也让陈校长永远以一颗赤诚真心待人，温暖着整个贵大校园。

陈希文自绘的人生蓝图是：到延安进抗大，学成后奔赴前线，骑马挎枪杀敌寇。怎么实现呢？他想到了当时已在延安的老同事黄齐生先生，给他写了封信。很快收到黄先生转来的一张便条，是用一页日历写的。落名是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同志。这是一张珍贵的路条，可凭此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乘汽车赴延安，陈希文看了又看，藏在贴身的兜里。

陈希文做好了赴延安的一切准备。临行前，青训班副主任胡乔木同志找他谈话。乔木说：“青训班第四期的人数猛增，干部不足，决定你留在青训班工作。派你担任第二大队的大队长。”

当年，在决定人生命运的关头，都是不容置辩的、简简单单的几句话。这时，他有些反应不过来。他心里还想着那张路条，但不敢冒昧说出口。

短短一个月里，他就从一名普通学员来了个“三级跳”，他自己也困惑起来，一句话冲口而出：“我，能行吗？”

“你照上一期的样子办就行！红军指导员也会帮助你的。”

他不便提起那路条的事儿，无条件地留下了。此时此刻，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路条成为一个珍贵的纪念品。

当年，他感觉到了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精神的自由驰骋。他觉得，自己是人生的幸运儿。在青训班，把自己的思路从向往革命，引导到了如何革命。自己正在摸索一条康庄大道。

这条大道，就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他自大革命以来酝酿了十多年的、发自内心的要求，是一次郑重的人生选择。

革命圣地延安 图片来源：新华社

陈希文提出了入党申请。然而，形式上却再随便不过。当时纸张奇缺，他就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写了简要的自传和入党申请书，交给了职工大队的副队长董昕。青训班的组织干事史洛文与董昕一道，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不久的一个傍晚，董昕找到他，轻声说：“今晚你到大窑洞去，参加党的会议！”

他压抑着内心的激动，悄悄问：“批准了？”

“祝贺你！你是党员了！党的会议是不点灯的。到时候，你左手拿一块白毛巾作暗号，就会放你进去的。”

“左手，白毛巾！”他一遍遍地在心里念叨。

在安吴堡青训班，党的组织还未公开，入党不用支部讨论。因为不领津贴，也不交党费。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都在夜里，不点灯。所以，同一个支部的几十个同志，相互并不认识。一个大队的党员，编为一个小组。在小组里，才公开党员身份。

他终于实现了人生追求的第一愿，只想把这个喜讯立即告诉最亲爱的人。可女友音信渺无，是心中的痛。他幻想着、希冀着……望长风万里，可否吹度玉门关？

安吴堡青训班也是抗敌前线的缩影。青训班里曾经一度传说各种异象，仿佛即将天塌地陷，紧接着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这些事自有其源头。于是班里发动学员追查，顺传播渠道溯源，一步一步地，很快就水落石出——安吴堡是通往延安的门户，进来时难设门槛。于是，班里混进了一个国民党少校特务，为这事班里开了公审大会。在战时，必须特事特办——这个特务如果放回去，无异于放虎归山，会殃及一大片，造成不可弥补的巨损。于是，班里只有将他交与附近的八路军处置了。

抗战爆发后，有些无业妇女沦为娼妓。而国民党特务又从这批娼妓身上做文章，从中挑选了一些年轻、识一点字的，伪装革命青年混到青训班里，目标瞄准红军的连长、指导员、区队长，专找他们“谈恋爱”。可这些人“演技”拙劣，一动眉毛一开口就露馅，自投罗网。她们也是底层受苦人，把自己的根底全都抖落出来。

红军战士在窑洞里学习文化 福尔曼摄

1938年初，因为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的大潮滚滚滔滔，从西安到延安的道路是通畅的。一年多以后，国民党顽固派见到大批青年涌向延安，措手不及。紧急在西安设立集中营。西安是外地人投奔延安的主要道路，如若来人心中没有设防，一踏上西安地界，几经盘查，就锒铛入狱了。

最令人恐怖之地，是在国统区和边区交界处的三原镇，国民党顽固派设了关卡。那里，是人生十字路口的现实版。有些青年，原是一腔热血投奔延安的；被“关卡”查出后，就从那儿强迫押送到苏州集中营，接受特务训练。有的人，本来对革命就没有深一层的认识，从那里就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陈希文说：“在革命青年中流行一句列宁的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当年的事实就是那样，非常残酷。”

1938年4月，中央委员张浩同志要回延安开会，行前在青训班里物色一位秘书同行，点中了陈希文。陈希文虽然一心想上延安抗大学习，但绝对服从组织安排。

陈希文随张浩到了延安，还到了梦寐以求的抗大。但他万万没想到，自己没能做成抗大学员，而被派去做了几个月抗大的政治教员。求当抗大学员不得，却成抗大师长！历史，也再次与陈希文开了一个特别善意的玩笑。

对这番奇特经历，我曾经追问他：说明您当时的政治理论水平已经达到了教员一档。他却幽默地说，依我之心，还是当学员更好，可以把“半瓶水”，冲成一瓶啊。这番阴差阳错，是他一生谦虚好学的写照，令人感慨万千。

我想起在贵大念书时，周六下午经常有一个活动：全校师生聆听陈校长的时政报告。报告座无虚席，常常引起师生们热议，这与他当过延安抗大的政治教员一定有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