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新写实”的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今天我们回眸这个文学事件，如果能够从细微之处来钩沉历史，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许这对文学史料的梳理是有益处的。

　　当“新写实主义小说”火起来以后，许多人认为这是当下中国文坛的创新，为了证伪，我们开始泼水降温，写了《“新写实主义”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一文，意在溯源与探讨其根性所在。文中提到，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上，中国“新写实主义”的倡导者们与一切传统的现实主义者的美学观念有着相异之处。在他们那里，真实性不再掺有更多的主观意念，不再有精心提炼和加工的痕迹，而更多的是对于生活原生状态的直接临摹，带有更多的那种生活中的毛茸茸的粗粝质感，创作者在创作实践中尽力使自身进入“情感的零度”。其次，在对待现实主义的典型说方面，和一切“新现实主义”的流派一样，中国的“新写实主义”亦是持反典型化美学态度的。正因为他们是生活真实的实录，是带着生活中一切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混合态走进创作内部的，所以，人物意义完全是呈中性状态的，无所谓褒贬，亦就无所谓“英雄”和“多余人”。再者，是对现实主义的悲剧美学观念的颠覆。中国的“新写实主义”在80年代经历了西方文化哲学思潮的强大冲击后，基本上摈弃了尼采悲剧中的“日神精神”而直取“酒神精神”之要义，以强大的生命意识去拥抱痛苦和灾难，以达到“形而上的慰藉”；肯定生命，连同它的痛苦和毁灭的精神内涵，与痛苦相嬉戏，从中获得悲剧的快感。在这样的悲剧美学观念的引导下，作家对悲剧人物的观照不再是倾注无限同情和怜悯的主观意念，“崇高”的英雄悲剧人物在创作中消亡。作家所关注的是人的悲剧生命意识的体验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咀嚼痛苦时的快感。

　　新写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运动，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对现代文艺思潮的借鉴和融会的浪潮中，绝非偶然。新写实主义小说在借鉴、融会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上，确实已经具备了外部和内部的条件。它发生于新时期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大背景下，是新时代的读者和历史观对文学重新选择的结果。长期以来，在怎样看待人和人的价值，又怎样对待爱情、婚姻、家庭上，都明显地存在着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在文化的价值取向上，也存在着许多“左”的简单化的政策影响。惟有改革开放的政策，方能像强劲的东风，吹散长期弥漫在这一领域里的重重的迷雾。但是，光有社会生活和文化价值的变化，光有种种新思潮的涌入，显然也不能说明新写实主义小说浪潮兴起的内在动因。在新时期的作家群体中，最为活跃且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是一批卓有才华的中青年作家。与前辈作家不同，她们在改革开放的总背景下，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现代的社会思潮、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和艺术表现方法等等。因此，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文学养料方面多了一个参照系统，有更多的机会在借鉴、融会中完成新的创造。如果我们对新写实主义小说创作的作家群体稍加考察，便不难发现，站在这面文学旗帜下的作家们大都是一些年龄在40岁以下，1987年前后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他们当中固然不乏插过队、当过兵的角色，但更多的却属于更年轻的一代。不管是从现实主义根基上逐渐走向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如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李晓），还是从新潮作家逐渐向新写实靠拢的作家（如苏童、余华、叶兆言），他们都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易从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吸收养料并借鉴、融会到自己创作中来的作家。运用现代意识，并适当借鉴现代派表现技法，以创作适合于目前中国新读者的阅读需要的作品，乃是他们共同追求的目标。这共同追求的目标，正是形成新写实主义文学浪潮的根由之一。

　　如今，围绕着“新写实”的讨论已经过去了30年，而在这30年当中，其话题在不断地延展，它也俨然成为中国近40年绕不过去的一段文学史的表述，翻开这些年来的硕士、博士论文，它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年针对它的阐释文字，今天我们回眸这个文学事件的时候，如果能够从细微之处来钩沉历史，尽量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许这对文学史料的梳理是有益处的，庶几在重新掀开它的面纱的时候，可以改变许多人对它先前的片面认知。

　　当我们重新回顾“新写实小说”发展的全过程时，站在今天的历史潮头之中，我们欣慰地看到那时候的论述至今还保有的理论生命力。当我们将其主要观点重新呈现在大家面前时，猛然意识到，这或许对文学史的重构有所裨益。

（来源：“锺山”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