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当前教育扶贫行动面临的问题依然严峻。首先，部分贫困地区的控辍保学难度很大。受到客观和主观条件的限制，教育在现阶段无法有效地转化为直接生产力。在这样的整体环境和认知局限影响下，部分家长还没有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学生也缺乏读书的意愿，导致辍学现象依然存在。其次，贫困地区教育质量的瓶颈难以突破。教师发展状况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然而部分贫困地区仍然存在教师收入上限难以打破、职称晋升机制尚不健全、年龄结构老化、学历层次较低、课程创新能力不足、人员流失严重等问题，既制约了教育质量的提升，也影响了家长和学生对依靠教育走出贫困的期待。此外，由于贫困地区进城务工人员较多，学生流动性较大，底数不实、学籍与人不匹配等现象仍未根除，进一步为教育扶贫增加了难度。

实践经验推动教育扶贫不断深入。教育各个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往往形成难以打破的闭环。在教育扶贫进行到最吃劲的时候，必须统筹考虑学生、教师和家庭各个方面的因素，促进多方协作，才能有效实现教育扶贫的目标。很多贫困地区的实践策略有效地促进了当地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教育扶贫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保障学生所需，使学习成为源自内心的动力。第一，建立精准的“一生一策”制度，实现课内辅导和课外交心相结合。部分贫困地区学校加强了对贫困家庭学生的关爱，由内而外催生了学生的学习动力，实现了课内辅导和课外交心的精准融合。“一生一策”的机制有助于及时了解贫困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状态，帮助并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和解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化解辍学的风险。第二，落实和简化资助政策，解除贫困家庭学生就学的后顾之忧。有的贫困地区针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简化了资助审批流程，缩短了审批办理时间，仅通过几个简单的步骤，学生就可以领取助学金。在考入高等学校后，贫困家庭学生凭录取通知书还可以得到一次性政府教育补贴，完全能够负担大学四年的教育支出，极大缓解了家庭的经济负担。第三，优化资金使用效率，重点聚焦有助于质量提升的环节。依托“全面改薄”工程，很多贫困地区的学校改善了寄宿生的居住环境，增加了教室数量，增加了实验设施设备和运动场地。通过补齐短板，这些学校还逐步缓解了大班额问题，保证了开齐开足各种课程。

关注教师队伍，使育人成为孜孜以求的事业。一方面，关心贫困地区教师生活保障。“越往基层、越是艰苦，地位待遇越高”，这既是政策的要求，也是教师的心声。有的贫困地区将改善教师生活作为当务之急，努力提高教师待遇，依照艰苦边远程度落实差别化补助政策，推进周转宿舍建设，解决教师住房缺口较大、住房条件较差的问题，所需资金由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统筹分担。在领取到补助并住进宽敞明亮的宿舍后，很多贫困地区的教师反映——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相比以往获得了更多的职业幸福感和身份认同感。另一方面，调整贫困地区教师数量与结构。为了解决教师不足的现实问题，有的地区在短期内实行对口帮扶和顶岗支教的方式，以省为单位组织各地选派教师支援贫困地区。在长期规划上，这些地区着力于实现教师队伍结构的“三个倾斜”，即通过调剂编制、加强人员配备等方式向人口稀少的教学点、村小倾斜，实现县域内城乡学校教师岗位结构比例向乡村教师倾斜，加大公费师范生向贫困地区倾斜。通过一系列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政策，贫困地区教师数量和结构困境得到了改善，尤其是缺少理科及音体美学科教师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

打破家长观念，使读书成为蓬勃向上的期待。在贫困地区建立家长和学校的紧密联系，逐渐淡化家校边界，形成家校融合和良性互动的氛围对于发挥教育扶贫的作用至关重要。贫困地区的一些家长教育意识淡薄，更加看重眼前的经济效益，对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发展不够重视，甚至主张学生放弃学业。针对此类情况，有的地区一方面通过学校与社会共同宣传的形式，帮助家长了解教育扶贫政策；另一方面，强化政府行为，加强指导和督查力度，依法依规对违规家长进行批评、问责和处罚。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牧区家长送幼儿入园。刘磊 摄）

“后贫困”时代的教育应对

从“脱贫攻坚”迈入“后贫困”时代，与贫困相关的诸多要素都会发生变化。第一，绝对贫困标准将被相对贫困标准取代，贫困标准以及贫困群体的规模都将随着国民整体收入的提高而动态变化。第二，相对贫困群体将长期存在，大规模和高强度的扶贫举措将不再适合，常态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的扶贫手段将是未来相当一段时期的重要趋势。第三，相对贫困群体的覆盖面更加广泛，区域性和局部性的特征将不再明显。第四，相对贫困群体的个体差异性更强，发展需求也将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贫困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将从单维度的收入贫困向多维度贫困转变。当前界定贫困的标准已经转变为“一收入、两不愁、三保障”，既要保证贫困群体的收入提高，不愁吃不愁穿，还要保证他们能够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基本医疗服务、享有住房安全的保障。

在进入“后贫困”时代后，贫困群体的基本温饱问题将得到彻底解决，发展问题将成为重中之重。上述形势对新时代的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应对更加复杂的时代变化，教育扶贫策略也应及时调整，强化稳定性、精准性和协调性，实现教育扶贫的常态化发展。

一是要保持教育扶贫政策的稳定性。教育扶贫经过了一系列的政策演变，不断向更加细化、更加完善的方向发展。贫困群体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强，敏感度较高，在面对政策调整和变化时更为脆弱。因此，在基本政策已经处于成熟稳定期的前提下，未来针对贫困群体的教育发展规划在一定时期内应保持总体相对稳定。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教育扶贫政策要提前做好研判，适时适当、循序渐进地配合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作出调整，实现政策转变的平稳过渡，确保贫困群体对政策调整的耐受性，继续且持续地释放政策红利。形象地讲，当前的教育扶贫政策已经将贫困群体“扶上了马”，在“后贫困”时代不仅要做到“再送一程”，而且要一直“保驾护航”。

二是要实现教育扶贫政策的精准性。由于相对贫困一般采用收入均值或者中位数的一定比例进行界定，因此相对贫困群体将长期存在，其特点是数量大、差异性强、地域分布广。鉴于相对贫困群体具备的上述特点，各级各类教育的应对手段也必然向多元和精准的方向发展。在学前教育阶段，幼儿园在乡镇已经达到较高的普及程度，但在村级单位的普及程度仍有待提升，因此要保证学前教育进一步下沉，实现从乡镇向村级单位的延伸。在义务教育阶段，应以区域为单位继续实现布局与保障的全面优化，进一步落实控辍保学的责任制度，同时以个人为单位实现精准帮扶，并逐步将重点落实到教育质量的提升上。在高中教育阶段，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发展差异性较大。一方面应通过优化学校布局结构、扩大教育资源、严格招生管理等方式消除大班额现象，另一方面应结合当地资源和特点，实现贫困地区普通高中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在促进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协作的基础上，应努力打造一批适合当地经济发展特色的品牌课程，推动职业教育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最直接的人才资源。在高等教育阶段，应精准对接每个贫困家庭的高中毕业生，进一步简化奖、补、助、贷的流程，减轻贫困家庭教育支出负担，保证每个学生都平等地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三是要突出教育扶贫政策的协调性。在“后贫困”时代，教育扶贫将改变政策和资金密集发力的形式，转向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或者适度超前的状态。贫困地区应按照当地实际情况，细致测算生均财政拨款标准，使之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相适应。同时，各贫困地区应积极化解前期积累的教育债务问题，实现教育扶贫、事业发展与财政支出的良性循环，逐步实现从“扶教育之贫”向“依靠教育扶贫”的过渡和转变。

四是要实现教育扶贫的长效机制。研究教育改善贫困的长效机制，既是“后贫困”时代的工作要求，也是在这个现实时间节点的理性应对。“后贫困”时代只是一个阶段性的理念，在针对贫困群体教育政策的顶层设计中，应逐渐淡化贫困群体的概念。对贫困群体的教育帮扶应与乡村振兴计划以及新型城镇化规划结合起来，以公平为最终目标，切实实现贫困群体融入城乡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体系。在具体实施层面，“后贫困”时代的教育发展理念需要改变原有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以农村为主导的思路，应立足于城乡一体化，全面实现城乡之间学校建设标准、教师编制标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以及基本装备配置标准的“四个统一”。此外，针对当下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策略，也应被纳入长效机制的考虑范畴。贫困群体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较弱，如何保证这类家庭的子女在特殊情况下仍然能够获取优质教育资源，不再“找网上课”，不再“栉风沐雨”，是建立贫困群体教育扶贫长效机制需要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作者 | 刘大伟

作者单位 |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