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历史，昆明有着多名亲历者，也不乏研究的专家学者。昆明市档案馆公布的日军空袭昆明的史料，真实还原了70多年前发生在昆明的一幕，不但让亲历者的口述有据可循，而且以铁的事实唤起更多的人关注那一段历史。

这是一张昆明市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时期原始档案，内容为“历年敌机袭滇机种架数比较图”，档案中的示意图清晰地显示，1938年至1944年间，日军飞机飞抵云南分别执行侦察、轰炸、驱逐任务的详细情况。从1938年的9架次轰炸，到1941年的上千架次轰炸。

“他们7个都是活活的被烧死，烧了被卷成一团的，尸体都无法辨认，没有办法来认尸体，谁是我奶奶，谁是我爸爸，谁是我妈妈，最后是从他们的牙齿来辨认尸体。我在大门口夹核桃，我就跟他们分开了地我就没有被炸死，后来警报解除了以后，救火队就来了，就刨，刨出来都是一些死人，邻居就说有没有刨到一个三四岁的小姑娘，说是没有刨到，讲他们家还有一个小姑娘，在大门口那里才把我刨出来，刨出来我的两只脚已经烧了，脚指头都被烧掉了，紧紧的捏着两个核桃，邻居把我抱在他们门柜上睡，我疼了以后就哭，哭了就昏死，昏死后又醒过来，醒过来一疼我又哭又昏死了。”——辛惠仙

截肢的手术一共进行了四次，历时两年半，辛惠仙保住了性命，却成了高位截肢的残疾人。辛惠仙仅仅只是昆明城成千上万受难者中的一个缩影。

“到了小西门这点开始投弹，狂轰乱炸，炸死的有190多人，轻伤和重伤的有200多人 ，仅仅在潘家湾这个地方死伤了40多个人，最惨的是有一个妇女，带着一个小孩躲避了空袭，她的头颅被这弹片削飞了，小孩也被震死在她的身旁。”——李晓明

“那炸了以后，日本人来炸很残忍，发现哪里有人哪里就想办法炸死你，那种残忍、那种狂轰乱炸，那不是炸死很多人，潘家湾那里，炸了以后当天晚上到了天亮，还不到天亮人都跑光完了，当时压力相当大的，亲眼看到的是第一次。”——王泽民

昆明市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是这样记录的：抗战八年期间，云南“遭受敌机进袭次数最多者为昆明，计四十一次，进袭机数最多者为昆明，计八百四十九次，投弹最多者亦为昆明，计两千六百零六次，被炸最多受伤者为昆明，计一千五百一十四人。”

作为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的中心城市，昆明的战略和经济政治地位是有传统的，在抗战时期多个城市遭到日军侵略，昆明是大后方、最前线和结合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当时昆明包容了很多内迁的工厂企业和高等院校，这些工业企业包括中央机器厂第22兵工厂、飞机第一制造厂等军工厂，被占地区的诸多居民也迁入了昆明，首次入缅作战的10万中国远征军也在昆明等云南各地集结待命，准备出征。

“滇缅公路已经成为了当时抗战唯一的一条运输线，外国的每一滴汽油，每一颗螺丝钉， 都要经过滇缅公路运过来。”——戈叔亚

随着战争的爆发，和云南毗邻的广西、越南等地都被日军占领，日军飞机飞抵云南的条件已经成熟。

“他们已经没有力量，所以必须要采取定期突进，进行大规模的轰炸昆明这边，压跨这边的意志，把中国人的意志彻底崩溃，彻底压跨、崩溃，这样实现它所谓挫败意志，通过最恐怖的手段来挫败当地老百姓的意志，来压跨中国人，实现它的政治目标。”——张骞

2016年，在北京的一个秋季收藏品拍卖会上，曾经出现过一件藏品，内容为昆明大轰炸的影像胶片，这段胶片是我们目前能找到的关于昆明大轰炸的唯一视频资料。面对日军飞机的来袭，居民四处逃窜，面色惊慌。

在另外一张当年日军在轰炸昆明时拍摄的照片上，直接标注了日本军机无差别轰炸昆明这样的字样。

在诸多的档案资料中，我们还找到了一些昆明遭遇大轰炸后的照片，到处都是废墟、到处都是被炸死炸伤的无辜百姓。

昆明市中心的交三桥，如今是昆明的金融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这里是昆明市郊区位置的交通道口，人流密集。1942年冬季，日军对这里接连轰炸了三天，酿造了“交三桥惨案”。档案记载，这场轰炸中共有117人死亡，85人重伤，73人轻伤。

在昆明市档案馆，我们找到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制定的空袭防范规定。这是一份1937年由当时的云南省防空协会印制的防空警报内容介绍。防空警报被分为了敌机要到时的空袭警报、敌机逼近时的紧急警报、敌机已去时的解除警报，同时还列出毒气警报和火灾警报，警报由电笛和警钟等方式构成。这份档案显示，政府对每种警报的鸣响方式、警报响起时人们应该采取的行动都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另外这份示意图中，我们还能清晰的看到当时警报分布的位置以及方式。拉起警报时，昆明和重庆一样，在城里的高处挂灯笼。当年，市中心五华山上的灯笼是不少老昆明人的记忆，不同的灯笼分别代表着日本飞机和昆明的不同距离。

“挂灯笼就是说，这个飞机每飞到一定的距离，离我们这个 地方还有多远多远，就是他挂这个灯笼，一二三三个级别不同的距离，一般来说就是日本飞机从机场起飞，就挂第一个灯笼，他进入四川省进入云南省就是挂第二个灯笼，到达昆明上空或者是到达重庆上空，就是挂第三个灯笼。”——戈叔亚

“昆明市只要一看见红灯笼挂起来的时候，不顾一切扶老携幼的跑了，所以说相当的紧张，相当的恐怖。”——胡少祖

除了警报以外，国民政府还规划了详细的疏散线路，把昆明市分为六个区，每个区的疏散路线都用红色笔迹在地图上进行详细标注。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4年，昆明城上空共响起了232次空袭警报。可是，即使人们往郊外跑去，依然避免不了日军飞机的欺凌。

档案显示，当时的昆明政府成立了空袭紧急救济联合办事处，成立了多个难民收容所。各难民收容所都有详细的报表，用以统计每日支出粮食的情况及每位难民的详细信息。

这份“1940年7月-1941年6月昆明红十字分会年度报告”有着这样的记载：“收住病患四百余人、空袭炸伤军民六百余人全免费诊疗，救护队救护空袭被炸伤军民一千余人，施棺五百八十七具，散发冬赈粮食四百五十公石”等等统计。除此之外，昆明市组织各机关、团体和昆明市空袭救济联合办事处，设置轻伤医院八处，重伤医院七处，难民收容所十二处，并事前准备医药和粮食，以供临时救济。然而，面对嚣张的日本轰炸机，却有些束手无策。

零式战斗机，96式轰炸机，这是日军当时轰炸昆明使用的最主要的机型。作家汪曾祺当时正在昆明的西南联大上学，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散文，里面曾提到：“昆明那时几乎说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飞机想什么时候来就来。有时竟至在头一天广播：明天将有二十七架飞机来昆明轰炸。日本的空军指挥部还真言而有信，说来准来！一有警报，别无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

报’。”

在云南，被轰炸的还不仅是昆明，滇缅公路、腾冲、云南驿，多个地方都有被日军飞机轰炸的记载。拉警报、挂灯笼，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飞机，当时的国民政府似乎只能进行这样的被动防空。这份名为“云南省民政厅、建筑厅训令”的档案有着这样的记载“查中日战事日渐扩大，将来敌机破坏区域到达何处，殊不可知。而本市人烟稠密，民房集中，若不设法疏开，仅以城内设备空防，危险”。这份档案提出要发动群众，开挖防空洞，由警察局和昆明市政府具体落实。同年，当时的云南省政府还发布了“关于加强防空建设的训令”。1937年8月10日，云南省防空协会成立，由龙云任主任，各机关负责人任委员。

这是一份由云南防空协会绘制的“防空地下室各种构造形式设计图”，设计图对防空地下室的入口、顶盖、通风口等各种细节都进行了详细的设计和说明。防空协会开始在防空体系建设中发挥作用。1937年11月15日云南防空司令部成立，云南防空司令部先后成立消防、防毒救护、公务、避难指导、交通管制、警备、灯火管制、警察消防、红十字会救护、浙江义用消防等共计十个大队。

同时，各高射炮部队开始在日机经过处布置。在一次空袭中，日机九架来袭昆明，被高射炮部队击落一架，云南防空初见成效，使得日机半年不敢来空袭。给嚣张的日军当头一击的远不止这一次。1938年，在日军轰炸潘家湾时，有三架正在滇池上空训练的中央空军航校的飞机发现了他们。

“中央航校有一个教官，叫姚景，他瞄准一家日本飞机，一按电钮，一串火射喷了过去，就把一架日本飞机打伤了，打伤了另外一个学员，以黎中岩为首的另外几个学员紧追着这架受伤的日本飞机不放，又打了过去，这架日本飞机拉着长烟就开始逃跑了。”——李晓明

飞机被击中后，降落在了昆明的路南县，也就是现在的石林县。一名日军飞行员被活捉，并被押往昆明。很多老人和历史学家都记得这个日本飞行员的姓氏，赤岛。这名日本飞行员和被炸毁的飞机残骸都被带到了文庙，一时间文庙人山人海，昆明市民争相前去观看。

跑警报，并没有压垮昆明人的意志。据说，当时昆明有一家餐馆，名字就直接叫做“不怕炸”。当时迁往昆明的西南联大学子大多有过跑警报的经历。在他们眼中，跑警报是一种独特经历。

作家费孝通曾这样写道：“有时我还带书在身上，可是心里总觉得有点异样，念书也念不下去，最好的消遣是找朋友闲谈。我想实在讨厌这种跑警报的人并不会太多。昆明深秋和初冬的太阳又是别样的可爱，风也温暖。有警报的日子天气也必然是特别晴朗，在这种气候里谁不愿意在郊外走走！”在历史学家看来，跑警报的过程，也让昆明城郊的一些村落，逐渐成为文化重镇。

汪曾祺在《跑警报》一文中这样描述着面对轰炸的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的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在一定程度上，文章是坚强的昆明人的真实写照。尽管国家危难，经济困难，但是日军的目的一直没能得逞。

这时，一支境外的援军进入昆明，更是给肆无忌惮的日本轰炸机以极大威慑，这就是飞虎队。

呈贡的洛龙公园存放着多个大石碾子，这些石碾子是当年用以修建呈贡机场的，飞虎队的飞机有不少就停在这个刚刚修建的机场。

飞虎队的进入，使得昆明开始以绝对优势取得制空权。

随着飞虎队的进驻，以及日军在中国战场的大势已去，1943年以后，昆明城已经难见日本飞机的踪影。昆明市档案馆档案“敌机进袭昆明市县一览表”详细记录了日军轰炸给昆明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数据。“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9月20日，昆明共遭受敌机轰炸29次，伤亡及难民人数达11479人，其中死亡人1024人，受伤1544人，房屋受损8734间。”

这里是距离昆明城近四十千米的石龙坝水电站，水电站内有一个水塘。这座水塘就来源于昆明大轰炸。石龙坝水电站水电站于1910年7月17日正式动工修建，是中国第一座水电站。这里曾经遭受过日军四次轰炸，1940年12月16日，日军飞机又在这里投下了1枚燃烧弹和8枚重型炸弹，并炸出了一个深约5米，直径约20米的弹坑。后来人们把这个弹坑改造成了水塘，并且围绕着水塘修建了亭台楼阁，为了铭记历史，这里被称为飞来池。

被毁的城市可以重建，但是在受害者的内心却存有永远无法抹去的烙印。

由于截肢位置过高，辛惠仙无法安装假肢。这把椅子就成了辛惠仙的双腿。辛惠仙一生都没有结婚，一直孤身一人，有了心事有了委屈，辛惠仙只能默默挪到父亲的遗像前，对着一张有些模糊的照片诉说。

“用木头来当脚，怎么走啊，你们的脚是血肉造成的，有知觉，而木头是没有知觉的，稍微一不注意就滑了摔倒，所以我摔的跤不计其数，摔了以后旧的伤还没有好，新的伤又出现了，身上经常都是紫一块，青一块的。作为我来说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受害者，我一生，我现在已经是80岁的人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血海深仇，而且这笔血债至今日本也没有偿还，我说我活得一天我就要斗一天。”——辛惠仙

辛惠仙曾写信寄往日本驻华大使馆，讲述自己一生的遭遇，讲述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可是，这些信件一直没有得到回应。对于昆明大轰炸，日本当局也从来没有公开表态，从来没有道歉以及赔偿。

档案不会说谎：29次轰炸、伤亡11479人，档案中的数据让日本帝国主义对昆明人民犯下的暴行成为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以翔实准确的史料作支撑，开展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结论才会更加可靠、更有说服力，从而让更多的人透过历史看到真相，形成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的强大力量｡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研究历史、铭记历史，鲜活的史实和史料也在一定程度上警钟长鸣，增强发展的使命感和紧迫感，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定力，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并且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昆明大轰炸已经过去了七十余年，尽管今天，人们并不能一一为那些冤魂树碑，但是历史铭记着：在日军企图挫败国人意志的无差别轰炸之下，昆明人并未被摧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道路上，昆明人用自己的意志力写下了不屈的一笔。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