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商务印书馆

为什么会约我写书

《歇后语》《谚语》二书是我应商务印书馆的约请撰写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著名的老牌出版单位，当时我刚从一个“下放干部”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前身）不久，在学术上没有什么建树，他们怎么会约我写书呢？

这里有一个故事。

1978年7月，我从下放的运城县（今运城市）调到正在筹备的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上让我筹建语言研究室，同时筹建山西省语言学会。当时，我们科研的主攻方向是山西方言的调查研究。可是我对歇后语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仍情有独钟。

早在1958年7月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山西省忻县师范专科学校（今忻州师院前身），我在教学之余调查忻县方言时，就发现忻县方言有大量的歇后语，于是就开始注意收集。“文革”中，所收集的资料遗失殆尽。调到山西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后又有机会从事语言研究，重新燃起我对歇后语研究的兴趣。于是，联合两位同仁，阅读了从明清白话小说《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镜花缘》到现代小说《暴风骤雨》《保卫延安》《野火春风斗古城》等520多部文艺作品，精选4893条歇后语，编成《歇后语例释》一书。先是在《语文研究》创刊号（1980年6月）上选登了其中的12条，后又印制成上下两册，广为征求意见。

大家希望能正式出版，于是把书稿投到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的一位副总编，审阅后提出一个问题，他认为像“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一类条目是宣扬封建迷信；像“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一类条目是宣扬“四旧”，都统统得删去。我们不接受这个观点，把书稿转投给商务印书馆。经过几个月的审读，他们答复我们说同意出版。不过他们此前已经接受北京语言学院几位先生编写的同类书稿，书名也叫《歇后语例释》。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主任郭良夫先生告诉我，他们比较看好我们的书稿，让我把两本书稿合成一本，以我们的书稿为主，由我担任主编。

我接受任务后，发现两部书稿，由于作者对歇后语性质的理解不同，释义就很不相同，很难合在一起。于是我向郭良夫先生提出请求：我们的书稿退出，请他们出版北京语言学院几位先生编的。这个请求得到郭先生的理解。我们从商务印书馆退出后，书稿被北京出版社接受，改名为《歇后语词典》，于1984年2月出版。

经过这件事，郭先生才认识我。

记不清是1981年的哪一天，他约我见面，说他们要推出雅俗共赏的语文知识性读物“语文知识丛书”。这套丛书要求既有一般的汉语知识介绍，又有语言学方面的科研成果；既要体现出学术性，又要兼顾通俗性。这套丛书中有一本书，书名暂定《谚语·歇后语》，篇幅不超过10万字，希望我能承担。

TWO

一本变成两本

我听了郭先生的话后，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居然有机会在商务印书馆出书，担心的是自己的专业水平不够，没有把握写出来能达到出版要求。但是，机会难得，我决心一搏。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我向郭先生提出，把谚语和歇后语合在一起不好写，是不是可以各写一本。郭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一本就变成了两本。

我对歇后语比较熟悉，不仅参与《歇后语词典》的编写，还撰写了几篇论文，其中包括《关于“歇后语”的名称问题》（《语文研究》1980年第1辑）《引注语（歇后语）的名称和性质》（《晋阳学刊》1980年第1期）《引注语（歇后语）的来源》（《晋阳学刊》1980年第3期）《试谈引注结构》（《语文研究》1981年第2辑）《歇后语的语义》（《中国语文》1881年第6期）等。我以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为立论基础，加上选用《歇后语词典》里的语料，很快完成《歇后语》一书的初稿。全书分为七章，我把第一章“歇后语的名称和性质”、第二章“歇后语的来源”先寄给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审阅。在第一章里，我认为“歇后语”这个名称其实“名不副实”，提出“所谓歇后语，其实并不‘歇后’，也不能都‘歇后’”的论断。第一次给歇后语下了明确的定义：歇后语是汉语中由含有引注关系的两个部分组成的、结构相对固定的、具有口语特色的熟语。

在第二章里，探讨了歇后语这种语言形式是怎样产生的，是谁创造的这样两个问题，认为歇后语这种语言形式，“最初是从‘比’和‘兴’发展变化来的”，“今天汉语中丰富的歇后语汇，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行业的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语言财富”。

1982年4月20日，商务印书馆责任编辑潘逊皋先生给我来信，称：

寄来的《歇后语》稿第一、二两章已经看完，深感阁下精于鉴析语言，辨察名实，故能剖析歇后语的定名、来源，条分缕析，言之娓娓。第一章写得理周词畅，意趣横生，淋漓尽致；第二章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望继此两章，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完成以后各章，书成必能惠及社会。

这段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增加了我的自信。我针对信里所提出的一些具体意见和建议，抓紧进行修改。把全稿近8万字寄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审阅后，于1982年9月23日给我来信，认为书稿“大体上”可用，提出两个具体意见：一是谈歇后语的语法功能中，对单句、复句的划分前后要一致；二是说“歇后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提法不妥，应加以改正。信中还说，我原稿后面附有“例句来源书目”，曾被他们删去，后来考虑该书要译成日文，应日方要求予以恢复，这给我添了一些麻烦，向我表示“歉意”。最后，要求我尽快修改，把定稿寄去。

完成《歇后语》一书后，紧接着撰写《谚语》一书。我对谚语研究不像对歇后语研究那样有基础。一是资料的收集要从头做起，二是观点的提炼需要认真思考。我日以继夜地阅读了一些明清小说和现当代小说，从中收集谚语资料；还阅读了前人撰写的有关谚语的论著，从中吸取理论滋养。也按照《歇后语》一书的体例，分为七章。在第一章“谚语的名称和性质”里，提出“如果广义的谚语相当于俗语，那么，从根本上说，狭义的谚语可以看成是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俗语”的论断，指出：“内容上是否具有知识性，是否以传授知识为目的，这是谚语区别于其他俗语的关键所在。”

在《歇后语》一书里，我单写了“歇后语的语义”一章，填补了歇后语研究的一个空白。在《谚语》一书里，也把“谚语的语义”列为专章。同仁认为富有新意，提前在《中国语文》1984年第4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和《中国语文》1881年第6期发表的《歇后语的语义》，都收入《二十世纪现代汉语词汇论文精选》（周荐编，商务印书馆，2004）。

《谚语》一书完成后，我根据收集到的谚语资料编成《汉语谚语小词典》，1989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郭良夫先生写了序言。

THREE

两书影响了我的学术道路

《歇后语》《谚语》出版之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歇后语》一书第一次印刷就印了13万1千册，《谚语》一书第一次印刷也印了11万6千多册。后来又都再版重印。先后由日本学者译成译成日文，分别于1989年5月、1991年9月由株式会社光生馆在东京出版。这使我感到俗语研究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有助于国际学术交流。这极大地鼓舞我继续从事汉语俗语研究的决心。

那时，我还在职，只能以山西方言调查研究为主攻方向，而把俗语研究放在第二位，仅主编了《中国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和《古今俗语集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1993年退休之后，才倒过来，改为以俗语研究为主，主编了《汉语常用语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和《中国歇后语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参与主编《谚海》（语文出版社，1999）和编纂《忻州方言俗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合作撰写《二十世纪的汉语俗语研究》（书海出版社，2002）。

进入新世纪，则全力从事俗语研究，并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包括成语在内的汉语语汇和语典编纂研究，主编了一系列相关辞书。

在编纂辞书的同时，加强了理论研究。《汉语语汇学》（商务印书馆，2005）和作为高等学校教学用书的《汉语语汇学教程》（主编，商务印书馆，2006）的出版，被认为汉语语汇学作为语言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开始建立。后来又出版了《汉语语汇研究史》（合作，商务印书馆，2009）《语典编纂的理论与实践》（合作，商务印书馆，2014）等，扩大了理论研究的成果。从2007开始，全国性的语汇学学术研讨会已经召开过四届，宣读论文数百篇。每次会议，语言学界的重要刊物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商务印书馆都出版了“论文集”。汉语语汇学的影响越来越大，超过预期。

《温州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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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昉

END

本文原载于《温州读书报》五版“文讯”

来源：古籍地方文献部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