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新时期军事发展的伟大历史贡献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

赵可铭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永远怀念的卓越领导人。他的军事生涯，在其光辉一生中占有重要位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作为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进入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时期，他作为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在以主要精力领导党和国家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努力营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稳定和统一的战略环境，努力开创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道路，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方针和原则，为当代中国军事的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江泽民同志指出，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史，是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伟大名字分不开的。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们深切怀念和追思伟人对新时期中国军事不朽的伟大业绩。

一、新时期中国军事的战略睿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军事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也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文革”给军队造成的严重内伤，面对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新特点，面对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新的战略大局，面对现代军事发展的新趋势，面对国防和军队建设所处的新环境，如何适应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开创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新局面，是新时期中国军事必须解决的紧迫任务和战略课题。在这些新情况、新问题面前，邓小平举重若轻、深谋远虑、沉着镇定、坚毅果敢，先后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领导实施了几次重大战略行动，领导我军履行了人民军队在新时期的根本职能和神圣使命，为营造一个有利于国家安全、发展、稳定和统一的战略环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这些实践活动中，邓小平的战略睿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1979年邓小平指挥我军进行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谱写了新时期中国军事服务于国家战略大局的新篇章。

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中国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不针对任何国家，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也绝不允许任何国家威胁中国的安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周边不仅面临某些超级大国的战争威胁，也受到某些地区霸权主义势力不断升级的边境挑衅，一些边疆地区的和平、安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果断决策，我边防部队于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进行了有限度的边境自卫还击作战，并于3月16日撤回全部参战部队。这一作战行动，有力地打击了地区霸权主义的嚣张气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树立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不信邪、不惧恶，反对霸权主义、志在和平发展的崭新形象，为国家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的战略环境。在这次行动中，邓小平告诉我们：靠让步和忍耐得不到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要有所作为，以小战遏制大战；打要有限度，要对我有利，要限制在边界冲突范围之内，行动快一点，时间短一点；一定要充分预计各种风险，要有多种准备，立足较大的风险，争取较小的风险。他曾说，无非打烂一些坛坛罐罐，使得我们有一个安宁的边界，可以放心地搞四个现代化。针对有人担心我军多年没有打仗的疑虑，他说，可以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锻炼一下我们的部队。如果丢丑，这个也好，可以使我们头脑清醒一下，看到自己的本事不行，激励我们更加奋发图强。

1981年邓小平领导我军举行华北大演习，翻开了新时期我军整顿和建设新的一页。

进入新时期后，我军建设百事待举。早在1975年，邓小平同志就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军委的工作，要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他指出：“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再次回到党政军领导岗位，他在领导我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紧精简整编，改革体制编制的同时，多次强调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抓紧抓好。在他的领导下，我军制订了新的战略方针，加强了适应现代战争需要的合同战役、战术训练，教育训练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为了检验新的战略方针，准备新的战役训练，也是为了检验部队的整顿和建设，我军于1981年9月13日至19日，在华北某地举行了我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实兵演习。演习准备阶段，由于经费紧张，有关单位曾准备了大规模、中等规模和小规模等三个演习方案，请示定夺。邓小平同志在听取汇报后，指示按第一方案，搞大规模的，并力求节约。他说，这样的演习对军队有鼓舞作用，经过训练再搞实兵演习，可以提高部队实战水平。他指出，演习时各军区首长、各军兵种首长要组织一些干部来看。这笔钱还是要花，要搞好一点儿，要把军队的气鼓一下，要把军队训练得像个军队的样子。在演习后举行的阅兵式上，不久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郑重提出了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新时期军队建设总目标。

1985年邓小平领导我军百万大裁军，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我军现代化建设由此步人新的轨道。

1975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回到军队工作后，即把“消肿”列为整顿军队的首要任务。1977年再次恢复军队重要职务后，他又重申“消肿”问题。此后，他领导我军进行了多次精简整编。然而，由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没有转变，重视数量规模的军队建设观念依然浓厚，军队的“消肿”一再出现缩了再胀、再缩再胀的现象。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邓小平同志深感精简整编要搞革命的办法，用改良的办法根本行不通。1984年1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泽东同志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做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就能够安安心心地搞建设，把我们的重点转到建设上来。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地搞建设？不可能安心地搞建设，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的正确原则和方向。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新判断，适应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1985年中央军委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转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注重质量，注重长远性、根本性建设上来；决定裁减军队员额100万，并在1987年顺利完成裁军任务。实践证明，我军的百万大裁军和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对于促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总体建设，增强综合国力和综合国防能力，对于塑造中国的和平形象，提高国际地位，争取国际斗争中的战略主动权，对于把握历史机遇，推进军队“三化”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一系列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构想，开创了新时期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局面。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结束海峡两岸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统一，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的崇高使命。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邓小平同志在用非凡的政治智慧解决香港、澳门回归问题的同时，一直高度重视解决台湾问题。他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关于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和插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等重要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新的战略构想。他认为，实现祖国统一是既定目标，解决台湾问题既要有耐心，又不能无限期拖下去；解决台湾问题要坚持“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方针，充分考虑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实际利益；我们绝不轻易使用武力，但决不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和平方式行不通的时候，最终用武力也必须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美国是中国统一的最大外部障碍，在台湾问题上中国不怕倒退与美国的关系；人民解放军要扎扎实实地做好以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准备，军事斗争要重视把握战略上的有利时机，重视作战方面的充分准备，而不过分强调战术上的突然性。邓小平同志曾说，中国不统一，我们这代人死了也不瞑目，见了马克思也不光彩。因此，从现在起，对解决中国统一问题，一刻也不能放松。

上述思想和实践，记录的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活动的几个主要片断。其中，伟人深邃、通达的战略睿智不能不令人折服，令人钦敬。这些思想和实践永远是我们需要深入学习、深刻领悟的宝贵思想财富。江泽民同志曾经指出：“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的建设、国家的建设、军队的建设，为谋求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创造了充分的条件。”在这个“充分的条件”中，也包含着邓小平筹划新时期中国军事的一系列战略睿智。

二、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道路设计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也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新时期中国军事的伟大历史贡献，突出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普遍原理与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一条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表现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时期中国军事的实践开拓和理论探索，表现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军事领域的贯彻和运用，并集中反映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它的根本之点，概要地说，即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

邓小平强调根据新的国际大局、国内大局确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正确原则和方向，为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找准了方向和位置。

把作为当今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进而同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联系起来，是邓小平指导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他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局势趋向缓和，但并不安宁，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工作做得好，大战可以避免，小的战争不可避免。他要求，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要从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充分利用较长时间内大仗打不起来的和平环境，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

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要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包括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问题，关键要靠我们自己把经济发展起来。为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他强调，经济建设是大局，党政军民要一心一意地服从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在相对和平时期，军队不仅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还要努力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也是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他指出，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他还说，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在大仗一个时期打不起来，国家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军队要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历史责任。他告诫我们，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在主权和安全问题上，今天的中国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中国是一个大国，没有必要的武装是不行的，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不能保证安全。他说：“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他要求我们的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关于确定什么样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中国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永远不称霸，永远不去侵略其他国家，并力争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我们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完全是为了战略防御。人民战争仍然是我军在未来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搞人民战争并不是不要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邓小平同志说，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装备的改进，使人民战争更有力量。条件不同，人民战争的表现形式也不同，现在的人民战争与过去不同，装备不同，手段也不同。他指出，要立足于用现有装备战胜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要有充分的信心。

邓小平强调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加速国防现代化，为新时期的国防和军队建设规定了总目标和总任务。

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是要建设政治上永远合格的革命化军队。我军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邓小平同志指出，军队在新时期的严峻考验面前必须政治上永远合格，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为此，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这是我军建设的根本原则，是新时期永葆人民军队性质的根本保证。他指出，我们军队的传统历来是党领导的，党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来领导军队的制度不会改变。党要管军队，军队要听党的话。必须加强和改进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通过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来实现的，是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具体落实的。邓小平同志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要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时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

要努力建设能打赢现代战争的现代化军队。现代化建设，是新时期我军建设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邓小平同志指出：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特别是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他指出，要建设现代化军队，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在现有国力下，改进军队装备，加速实现装备现代化。他要求，加强军事科学理论研究，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他强调，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人才，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他认为，军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编制体制的现代化，要搞好军队编制、体制的整顿和改革，使我军的编制、体制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他提出，要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加强后勤现代化建设。

要建设依法从严治军的正规化军队。正规化建设是搞好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随着我军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对正规化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依法治军，军队建设要制度化、法制化。制度问题更可靠，更有效。他强调，要从严治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要有高度的纪律性，要建立和健全必要而又严格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他指出，要搞好军队的科学管理，提高干部的管理能力，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加强责任制，赏罚严明。

新时期的国防建设主要是通过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同时包括其他有关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要广泛深人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活动，发展军政军民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的大好局面；要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组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预备役部队，加强民兵建设，完善国防动员体制，建立起人民解放军现役部队和预备役部队、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新时期武装力量；要改革军工体制，贯彻“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的方针，搞好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

邓小平强调坚持战斗力标准，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方针、原则、措施和道路。

提高战斗力，增强国防实力，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目的，也是检验国防和军队建设工作的根本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始终突出强调，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1988年，他主持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必须把提高战斗力作为军队改革和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军队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这是他继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生产力是检验改革成败的根本标准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新时期军事的重大举措，对于在军事领域端正思想路线，履行军队的根本职能，推动建设和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是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总方针。随着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急剧增加，对人的军政素质特别是军事科技知识和技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军队技术水平的差异使得战斗力倍增或倍减效应日益突出，军队战斗力中的质量因素显得尤为重要。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要改变过去“只讲数量不讲质量”的做法，“现在改变了，讲质量，讲真正的战斗力，搞少而精的真正顶用的。”他提出，必须把发展国防科研和加速实现武器装备现代化放在突出地位。装备建设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多研制少装备。武器要更新，方针是少而精，集中力量发展我们急需的武器装备。他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现代化的军事人才。搞好教育训练，一靠部队勤学苦练，二靠办学校。要使干部战士经过训练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必须正确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精兵之路任重道远，在前进的道路上必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和矛盾。在困难和矛盾面前，不继承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会迷失方向；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改革创新，则没有出路和希望。邓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老红军的本色；同时要贯彻改革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军队的改革，成熟一件做一件，注意保持军队的稳定，保持军队的高度集中和统一。

邓小平同志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所设计的发展道路，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可以走完的，需要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长期奋斗，需要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的历史功绩，准确地说，在于道路的总体设计和良好开端，在于找准方向和启动进程。虽然道路设计不等于实际过程，良好的开端并非走完全程、达到理想的彼岸，但前进中的当代中国军事始终不会淡忘这得来不易的总体设计，永远不应淡漠这条道路的重要指导意义。因为，这条道路的总体设计凝聚了党所领导的中国军事长期的经验结晶，代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军事领域的最新智慧，揭示了我国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对于整个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三、当代中国军事改革发展的思想奠基

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不仅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发展道路，揭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基本特点和规律，同时提供了正确认识和解决当代中国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当代中国军事的进一步改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个思想基础，从根本上说，就是邓小平研究和指导新时期中国军事的思想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既是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率领我军冲出思想僵化重重樊篱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邓小平同志赖以开创具有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的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道路的根本思想路线，也是新形势下江泽民同志带领我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法宝。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在邓小平的全部军事实践和军事思想之中，是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精髓。

早在1943年，邓小平同志就说：“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1978年，他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1980年，他又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1992年，他再次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同志不仅强调新时期军事需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同时强调运用这个思想路线指导新时期军事，要紧密结合实践，要务实管用。这既反映了我党我军的思想传统，也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风格。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精髓，蕴含着巨大的思想活力和实践活力，是我军以新举措应对新挑战，使各项工作更好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思想法宝。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争取和维护和平与履行军队根本职能的关系。他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主要根源；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的是要争取和维护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任务是以现代化为中心，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加速国防现代化；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入相对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这些思想和实践，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出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重视和平与重视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很好地统一起来。在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的年代里，这往往不成问题。那时和平更多地被看做是未来的理想，而现实是进行战争或从事军事。一个未来和现实的联系，往往就能使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一矛盾。而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和平与军事都是现实的客观存在，传统的理解遇到了新的挑战。回答这一挑战，对于新时期军事至关重要。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突出的就是要把和平与军事都置于现实之中，并加以正确处理，坚持围绕“和平”做文章，讲好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和加速国防现代化的关系。在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中，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与加速国防现代化是辩证统一的。它强调先富国后强兵，既要富国又要强兵，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当前经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局，国防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国防建设必须服从大局。另一方面，经济建设又不能离开坚强有力的安全保障，必须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把国防建设放到重要位置上，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凋一致地发展起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我国的武装力量既要当好建设者，又要当好保卫者；既要为国家两个文明建设尽心，也要为国防建设尽力；要勤俭建军，精打细算，把有限的军费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提高战斗力上。这是邓小平对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提出的根本要求。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讲真正的战斗力与走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关系。维护和平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建设自己的武装必须瞄准现实和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为此，邓小平同志一方面始终强调，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要讲真正的战斗力；一方面教育官兵，军队的发展受制于现实条件的可能，要从实际出发，要服从大局，要注重质量建设，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在需要与可能之间，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为新时期中国军事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新时期军队建设的目标是确定的，但不会一蹴而就。提高军队战斗力，需要根据具体的、历史的条件通过人的能动活动来实现。这里，既不能主观随意，也不能不负责任地急躁或消极，真正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的精神，是创新精神和科学态度的统一。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与全面增强战斗力的关系。军队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邓小平同志认为，对于新时期我军来说，革命化建设永远是根本，军队在新时期的严峻考验面前必须政治上永远合格；现代化建设是我军新时期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一定要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正规化建设是搞好革命化、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要坚持从严治军，依法治军，科学管理，不断提高军队的正规化水平。邓小平同志坚持“一个中心”，全面推进“三化”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继承了毛泽东建军思想，既强调扬长固本，又重视补短创新，为新时期军队建设绘制了宏伟的蓝图。

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战争与现代条件的关系。他指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发展我国军事科学。”这里，提出了一个对我国新时期军事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他把人民战争与现代条件相联系，实际上提出了新时期的军事斗争准备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历史和现实的统一，继承和发展的统一，发扬传统和改革创新的统一。一句话，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统一。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思想，既要理解他的军事战略思想，更要注重领会其中的精神实质。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精髓曾在20世纪上半叶引导我军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走上胜利坦途，那么，邓小平同志关于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思想，则是指引我军放下历史包袱，开动思想机器，从光辉的历史中走出来，走向现实和未来的活的灵魂。

回顾历史，瞻望未来，我们坚信，在充满挑战和希望的21世纪，有毛泽东军事思想、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的思想奠基，有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的正确指引，当代中国军事的改革发展必将迎来新的腾飞，必将走向更大辉煌。

（来源：《解放军报》2004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