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冠:起义激烈之冠。

1911年10月10日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云南即于同年同月27日、30日及11月1日先后爆发了腾越、昆明、滇南起义，三次起义都取得了胜利，全省迅速光复。云南是全国辛亥起义的第四个省区，西南的第一个省区。

辛亥云南起义，以昆明重九起义为代表，他是由同盟会云南支部直接领导和发动的，这种领导是通过蔡锷、李根源来实现的。云南同盟会的革命志士，为响应辛亥武昌起义，从10月16日至10月28日，连续召开五次秘密会议，以及若干小型碰头会议，进行策划。会议认真分析了形势，细致安排了兵力，推举军阶较高，又支持革命的爱国志士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随后又以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李根源为副总司令，分工负责，共同配合。这次昆明起义，准备充分，策划周密，是各省省城起义中罕见的。如果说武昌起义是“计划外”的革命的话，昆明起义显然是“计划内”的革命活动。

辛亥昆明起义爆发于10月30日晚(这天恰巧是农历九月初九日，故称为昆明重九起义)，以云贵总督李经羲为首的清方势力，进行顽固的抵抗。重九之夜，昆明的战斗异常激烈。仅以同盟会员、新军排长文鸿揆为例。文鸿揆率队进攻昆明城内制高点五华山时，英勇当先，破哨前进，露出半截身子，勇猛射击敌人;为敌人机枪扫射，胸部中弹如蜂窝，壮烈牺牲。据说，其所受枪弹，在“万粒以上”。正如李根源所说:“是役也，同人一心，将士用命，而人心思汉，大势已成。”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昆明起义终于取得了成功。据蔡锷之子蔡端回忆，10月31日上午，当战斗即将结束时，蔡锷与李根源在翠湖公园碰面，翠湖边用湖水洗手洗脸，两人都笑了，感到了无比愉快和轻松。

昆明重九起义战斗过程中，革命志士牺牲150余人，负伤300余人;敌方死者200余人，伤者100余人。因而有学者认为:“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因此，对于辛亥牺牲的烈士们，昆明民众举行了庞大的哀悼仪式，发丧之日，灵榇之多，为世罕见，延长六七里，送葬者达万人以上。

辛亥昆明起义战斗的激烈程度，为响应辛亥武昌起义各省省城之冠。这是辛亥昆明起义的第一个“冠军”。

第二冠:改革成效之冠。

辛亥昆明起义成功后，全省迅速光复。起义后建立的新政权———云南军都督府(云南军政府)的主要领导权，掌握在革命党人和起义军人手中。军政府都督为蔡锷(一把手)，军政府军政部总长兼参议院院长为李根源(二把手)，但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李根源成了一把手。李根源说:“蔡都督虽主军政，(然)一切事均由源主持。”李根源作为同盟会云南支部长，掌握新政府的实权，体现了同盟会作为政党的领导作用。这种情况，在当时全国各省中是罕见的。

云南军政府成立后，推行了一系列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措施。其改革涉及内政、经济、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等多方面。

在内政方面，军政府编制了云南省五年政治大纲，这实际上是五年建设计划;军政府还定期召开政务会议，讨论本省一切重大问题，凡讨论决定之事项，由都督下令各机关各单位，限期办理。“前清官吏敷衍因循之习，廓除殆尽矣”。在内政改革中，大量更新官员是重要一环。军政府从都督到各部、司、局的主要负责人，基本上都是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撤换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所以说，辛亥起义后，云南军政府所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更换重要各地行政官”。这就保证了军政府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进。

在财政方面，其改革尤引人注目。在清代末年，云南岁入不过300余万两，而岁出需600余万两，相差一半。那时每年除中央政府拨款和四川、湖南、广东等邻省协济共160余万两外，尚差100余万两。可见财政困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云南军政府积极开源节流，其中特别要提及的是蔡锷两次带头减薪，都督月薪由600(两)元，减至60元，仅为原薪之10%，与营长月薪相等，以下依次递减，但士兵、工匠不减。这样，“此时都督薪俸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朱德回忆说，这使云南“廉洁成为一时风尚”。

民国元年(1912年)，由于全省安定，措施得力，使云南财政在没有中央和邻省协济的条件下，不仅没有发生赤字，反而节余滇币近20万元。更有甚者，这一年云南还主动接济贵州5万元，向中央财政提供20万元的资助。这在云南财政史上是奇迹，也是这时云南一省独秀的奇观。

由于财政情况好转，使云南各方面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行，为辛亥时期云南政局的稳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时天下纷纷，或苦兵，或苦匪，而滇中宴然。”甚至，法国驻越南总督向其政府报告中也说:“是非姑勿论，若蔡公者，余衷心钦其为人。”英国人也说:“若蔡公者，当今第一。”蔡锷也承认，辛亥后云南做到了“财政不甚困难，金融机关甚为活跃。”“一切善后布置，俱能井井有条，秩序上严整，实为南北各省之冠。”

改革成效成为“南北各省之冠”，这是辛亥昆明起义后的第二个“冠军”。

第三冠:滇军精锐之冠。

辛亥武昌起义后20日，昆明响应武昌起义，全省迅速光复。而同一时期，西南地区乃至全国各省，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川、黔、藏等有关方面，先后给云南来电，请求云南军政府支援，为此云南军政府决定派出滇军支援川、黔、藏相邻地区。

滇军援川组织了一个师，以云南军政府军务部总长韩国饶(建铎)为师长(又称滇军援川军总司令)，下辖谢汝翼、李鸿祥两梯团，从1911年11月中旬出发入川，到1912年5月初返滇，完成了任务。曾参与援川的朱德，后来所写《辛亥革命杂咏》组诗中说:“忆曾率队到宜宾，高举红旗援兄弟。前军到达自流井，已报成都敌肃清。”滇军援川，支援兄弟，在境外首次显示了自己的威风。

滇军援黔，是云南军政府组织北伐军，以声援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形势，最初称为北伐第三梯团，以云南军政、参谋两部次长唐继尧为司令。原并不打算入黔，后因形势变化，滇军才进入贵州，并于1912年3月3日突袭贵阳，一举成功。唐继尧被推为临时都督，后被北京政府正式任命为贵州都督。滇军北伐及其入黔，其初衷是难以否定的，但是唐继尧入黔后的大屠杀及夺取贵州政权，却有负面影响。

滇军入藏，是经北京政府批准，派兵入藏，协助川军抵御英国的侵略与平定藏军的叛乱。云南军政府任命参谋部总长殷承瓛为西征军司令官，于1912年8月派兵入藏，连续取得了胜利，受到北京政府的嘉奖。后因形势变化，滇军西征军于同年12月返回昆明。滇军入藏反对侵略，平定叛乱，功不可没。

辛亥之际，经过革命洗礼的滇军，全省光复后，经历援川、援黔、援藏的军事行动，所向披靡，大显威风，成为人们所注目的一支新型滇军。所以舆论认为:“滇军精锐，冠于全国。”[16]这是辛亥昆明起义后的第三个“冠军”。

云南辛亥起义后创造的“三连冠”，凸显了云南辛亥起义在全国辛亥革命史上的地位。“三连冠”使云南成为民国初年全国最安定的省区，得到了普遍的赞许。

二、护国战争时期，云南以一隅而“抗”于全国

1915~1916年间发生的，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维护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护国战争，是继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的又一次革命运动。这个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被孙中山称作“第三次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于1912年元旦建立了以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然而不久，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窃踞了民国大总统的高位，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民国政府。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革命派控制的南方七、八省区的地盘，几乎全为北洋军阀所吞并，革命派原有的十几万军队也被取消得差不多了。北洋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张到长江流域，袁世凯统一了南北，气焰更为嚣张，并于1913年10月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逐渐集中全部权力，扫除政治障碍，为复辟帝制开辟道路。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8月，又组织了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名的“筹安会”，公开打出了复辟帝制的旗号，并于同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制。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广大人民群众决不允许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因而讨伐袁世凯成了举国一致的目标。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小撮封建余孽和死心塌地追随袁世凯的人以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这里包括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以蔡锷为代表的民初政界人士，以唐继尧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以白朗为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等。然而，对于掌握全国军政大权、控制了北洋军阀军事实力的袁世凯来说，要打倒他谈何容易。正如蔡锷所说:“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各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17]因此，在袁世凯公开复辟帝制的过程中，蔡锷暗中加强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协商、策划，并决定回到他曾经担任过都督的云南，串联各方面爱国人士，发动反袁护国战争。

为什么选择云南，作为反袁护国战争的发动地呢?这不仅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反袁意志，而且云南有自己的特殊条件。第一，云南地处中国西南偏僻的山区，在军事上扼险要之势。第二，云南陆军素质较好，中下级军官差不多都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或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曾受过较严格的训练和教育;而上级军官中士官生所占的比重尤多。第三，云南陆军军械大多系德国克虏伯厂的产品，枪炮火力较强，是清末以重金购买来的。第四，云南当时好几位重要当权人物，原来多是同盟会员或倾向革命的人，受过比较深厚的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共和观念的熏陶。第五，此时的云南，北洋军阀的势力尚未达到，北京政府对云南有“鞭长莫及”之感。由于这些条件，使云南可能成为反袁护国战争最理想的地方。

然而，此时云南全部军事力量仅约有二万人，与控制全国的数十万北洋军队相比，悬殊的实力仍然是令人担忧的。没有敢为人先的担当精神、追求正义事业的毅力和信心，是难以做到的。

1915年12月19日，蔡锷从北京出逃后辗转到达云南昆明，与云南将军唐继尧、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及省内外聚集的爱国人士商议，决定破釜沉舟，以一隅而抗全国，发动反袁护国战争，维护共和国体。1915年12月25日，反袁护国战争从云南开始正式爆发，组建了云南护国军都督府和讨袁护国军，以蔡锷为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川南，以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师广西，唐继尧以护国都督府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护国战争的主要战场在四川南部叙府(今宜宾)、泸州一线。

蔡锷率护国第一军三个梯团约7000人(几乎全部是云南儿女)，加上川军起义的一个师1500人和游击队，总数不足1万人，却面对着在川南约3万人的北军。不仅敌我悬殊较大，而且敌人有不断的增援，护国军则几乎毫无增援。在这种情况下，护国川南的战斗，打得相当艰苦，叙府得而复失，纳溪三易其手，泸州形成拉锯，在1916年的2、3月的40多天里，川南几乎全部化为战场，战争“日日夜夜毫无间歇”。蔡锷曾说，这场剧战，“实吾国有枪炮之后第一战也”。

川南护国之战，其激烈程度，在民初内战中极为罕见。蔡锷第一军朱德支队坚守纳溪城附近高地棉花坡达一个多月之久，粉碎了敌人多次进攻。敌人昼夜不断轰炸护国军阵地，阵地上落下的松针达“数寸”之厚，山上的松林全部被炸倒。

川南纳溪保卫战，鏖战数月，“日眠食于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敌军死伤尤众。“纳溪之役，逆军死伤三四千人”。总司令蔡锷虽身患重病，却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平均每日睡觉不到三小时，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虽然力量悬殊，战事危急，险象环生，护国军兵力有限，武器弹药缺乏，且以劳攻逸，但“幸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得安息，风餐露宿，不为所阻。”“我军士气百倍，无不以一当十。”因此护国军虽“屡频于危，皆能绝处逢生”。

除了川南战斗，护国战争期间川东、湘西及滇南的战斗，其程度虽不及川南激烈，但亦有相当规模和紧张气氛。

由于护国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加之部分省区独立，帝国主义各国态度变化和北洋军阀内部的分裂等因素，袁世凯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战争突然停了下来。而护国军方面继续坚持斗争，袁世凯于同年6月6日气绝身亡。反袁护国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

护国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他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的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云南人民为护国战争做出的牺牲和贡献是巨大的，这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骄傲，是以云南一隅而抗争全国，挽救中华民族命运所取得的巨大胜利。这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云南发生的首次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是云南人民敢为天下先的担当精神的又一体现。

三、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以一隅而“荷”于全国

1931~1945年的十四年抗战，特别是1937~1945年的八年抗战及其胜利，是近代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事件。

抗日战争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洗雪了百年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惨败到重新振作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

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云南人民的贡献是巨大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云南以一隅而“荷”于全国的抗战。关于这一点，抗战时期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在1945年9月3日，第一个抗战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在《云南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题目是《全面胜利与云南一隅》，特别指出，广州、武汉相继沦陷后，“云南地位骤形重要，对外通路，只此一隅。而滇缅越交通线(指滇缅公路、滇越铁路)之开辟与维护，粮秣物资之供应与输将，遂为我云南同胞血汗之荟萃。敌人欲屈服中国，非全面封锁不可。对于云南，包围、威胁不遗余力。”云南则“孤危支柱，不遗余力”。最后终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简明概括了云南的特点及其在抗战中云南以一隅而支撑(荷)全国的历程。如果没有云南的坚持抗战及其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波折。

首先，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争取下，在云南各族人民的支持下，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坚定了抗日立场，多次表示“少说废话，多负责任。身为地方行政负责者，当尽以地方所有之人力财力，贡献国家，牺牲一切，奋斗到底，俾期挽救危亡。”带领全省人民共同抗日。

1937年8月，龙云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回昆后，即拨款新滇币万元，仅用28天时间，编成约4万人的一个军，番号为陆军第六十军，以卢汉为军长，奔赴前线。1938年4月，六十军奉命赴台儿庄，参加第二阶段的徐州会战。六十军各部在台儿庄附近禹王山为中心的战斗中，坚持20多天阵地战，粉碎敌人渡过运河威胁徐州的企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这场战斗中，六十军投入了35123人，伤亡达18844人，营连排长亦伤亡过半。龙云强调“国家自由平等，只有用鲜血可以换取”。

徐州会战后，滇军名声大震。六十军先后扩编的第三十军团、第一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参加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赣南战役、滇南抗战等。据统计，抗战期间，云南出兵约40余万人，伤亡约10万，这个数字不包括民众伤亡在内。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滇军出现了众多的抗日名将和烈士，却没有出现过投降将军和伪军。

其次，修筑滇缅公路。日本于1937年8月20日宣布封锁中国沿海，阻止其他国家援华物资进入中国，企图封锁中国，困死中国。海运受阻，除了维护好滇越铁路外(该路在1940年6月亦遭封闭)，新辟对外交通线成为中国当务之急。早在龙云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时，就向蒋介石建议修筑滇缅公路，蒋亦同意，并通知交通部协助办理。其时，昆明至下关段411.6公里，已有毛路，再加工即可;下关到畹町段547.8公里，需要新修，以内联贵昆公路，外接缅甸腊戍———曼德勒———仰光铁路。畹町至木姐须新修18公里，与滇缅公路连接。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中国段全线959.4公里通车。滇缅公路通车至1942年5月被切断，以及1945年再通车，总共运送物资约50万吨。中国对外交通断绝，滇缅公路几乎成为唯一的抗战中期中国对外陆上交通线，成了抗战的输血管、生命线。如果没有滇缅公路的建成，中国抗战将更加困难。

此外，云南还为维护滇越铁路、开辟驼峰航线、修筑史迪威公路、建设中印油管，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部署滇南抗战，支持滇西抗战。滇南抗战，不战而胜，拒敌于国门之外，防止日军从越南进入云南南部，做出了重要贡献。

滇西抗战。滇西沦陷两年有余，从1944年5月11日，滇西抗战全面反攻，经过半年多的艰苦抗战，终于收复了全部滇西国土。这是抗战时期，将日寇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的地方，成为抗战胜利的先声。

滇西反攻战虽然以远征军(中央军)为主，但龙云地方政府的配合，云南人民的支持所起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例如，远征军有16万人，但支援的民工达30万之多，这就是说，在每位官兵后面有两位民工的支撑。

最后，军需民用的物资供应，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龙云政府做了精心准备。从1931~1937年，仅积谷达286万多石，既提供了军需，也为大批入滇之机关、学校、企业单位和难民提供了保障。大量迁滇的工厂，生产了多个第一。成立富滇新银行，组建经济委员会，积累了资金，保证了军需、武器之供应。在大后方中，云南向全国提供的农产品仅次于四川，居全国第二。1941年献机活动中，云南人民捐献飞机31架，在各省中，居全国第一。

抗战后期，昆明成为大后方的民主堡垒，对抗战胜利也是重要保障。

抗战时期，云南以一隅而“荷”于全国，支撑了全国的抗战，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否则，中国抗战胜利可能经历更多的曲折和牺牲。

四、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以一隅而“惊”于全国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实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国民党却要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建立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急于发动内战。而内战的第一枪，却是从云南打响的。

1945年10月3日凌晨，蒋介石指使在昆明的杜聿明，发动倒龙政变，以武力剥夺龙云为代表的云南地方实力掌握的军政权力。统治云南18年的龙云被迫离开云南，明升暗降，去重庆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实际上被软禁。

在全面内战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昆明各地积极行动起来，希望用一切办法制止内战爆发。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各校师生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大草坪举行时事晚会，约有6000人参加。著名教授钱端升、费孝通、潘大逵等应邀大会发表演说。他们讲话中要求制止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成立联合政府，却遭到特务们的破坏，枪声四起。晚会最后通过了昆明四大学(联大、云大、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全体学生致电国共两党，要求制止内战等通电。晚会在高呼反内战歌声中结束。

次日，《中央日报》(昆明报)刊登了一条题为《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1)污蔑反内战时事集会为“匪警”。为了表示抗议，联大决定即日起罢课。到11月29日，参加罢课的学校达31所(当时全市大中学校44所)。学生们的正义斗争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而以云南省代主席李宗黄、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为首的国民党地方当局，却要进行镇压，李宗黄说“必要时不惜流血!”他们派出特务组，到处殴打学生，逮捕学生。关麟征说:“学生有在校内开会的自由，我有在校外开枪的自由。”表示将以武力对付学生。

12月1日一批军警闯到联大新区，强行进门殴打学生、校警。12时左右，军警闯入联大师院，掷手榴弹，用铁器、木棍等凶器殴打学生，结果造成4人被害(李鲁连、潘琰、张华昌、于冉)、25人重伤，30余人轻伤，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

惨案发生后，斗争在继续。师生们于1946年3月17日，为四烈士举行出殡和公葬典礼，这是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开示威，标志着“一二·一”运动胜利结束，又昭示着更伟大的斗争的开始。

“一二·一”运动如同“一二·九”一样，都发生在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为解放战争时期开辟出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一二·一”运动是继护国战争之后，又一个从云南开始影响全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1946年7月11日、15日，著名进步活动家李公朴、闻一多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杀害，再度震惊全国。

1949年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宣布云南起义，宣称“人民解放，大义昭然。举国夙已归心，仁者终于无敌”，粉碎了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做最后挣扎的企图。云南全境的最终解放，促进了大陆的全面解放。

解放战争时期，云南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一次又一次地震惊全国，为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也再次显示了云南人民敢为天下先的斗争精神和担当精神。

近代云南，在不同时期，以“冠”“抗”“荷”“惊”于全国，是以一隅而荷全国之重任，反映了近代云南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丰富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内容，为中华民族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说明了近代云南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省份，云南在中国处于西南边陲，但在东亚和东南亚广阔地区又处于中心地带。云南是连接中国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西南支撑点和增长点。在今天，云南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地位。近代云南这种以一隅而荷全国重任的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美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精神，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教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这在云南精神中也包含有这样丰富的内容。近代云南各族人民为民族的救亡和振兴而努力奋斗，正是云南人民的可贵之处，也是今天云南稳定以至跨越发展的宝贵因素。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神，为云南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作者：谢本书，四川邛崃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来源：学术探索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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