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再版《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认明国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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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前王芸生编著“研究中日关系的里程碑”;三联书店新推重印本,王芝琛等回顾成书过程
一代报人王芸生用专栏编著出了“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上世纪80年代三联书店版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八卷1982年出版,可惜此时王芸生已经逝世。
近日推出的新版八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系重印80年代三联版。 本报讯(记者 张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931年王芸生在《大公报》上系统梳理中日关系专栏眉题中的前两句至今仍是人们的常用语。 1932年4月,这个前后连载达两年半、引起强烈反响的专栏由大公报社出版部开始结集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该书被认为是20世纪第一部深入、系统研究中日关系的名作,并成为了中日两国在70年代建交时中国方面的惟一参考书。80年代初,北京三联书店曾推出了该书的修订本。 时隔20多年之后,三联书店近日再版重印了该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沈予认为,“这本书在当下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写作 从报人变成中日关系专家 “父亲写了两年半专栏,多了个‘中日问题研究专家’的身份,连蒋介石也请他到庐山讲课。” 王芝琛是王芸生先生的小儿子,多年来一直研究《大公报》,已经出版《一代报人王芸生》、《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等著作。他介绍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写作过程。 据王芝琛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由胡政之主持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按照原《大公报》人的说法,报社一般情况下从不开会),提出“明耻”概念,“明耻”就是明确从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基本上是中国向日本屈服的历史。好多人都知道一个大概,但是,详细情况是怎样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一本书把它说清楚。所以当时决定让王芸生去写这本书。 “那时候也很巧,我父亲在天津,清宫刚刚对外开放,管理档案的单士元先生把一些压箱底的史料都给他看,使他获得很多史料。这里面包括与日本外交来往的信件,还有李鸿章的一些东西。”三个月的时间里,王芸生经常通宵达旦整理这些资料。有眉目之后,因为被张季鸾催得很紧,他就写了几篇。 每一期的专栏都有一个眉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专栏推出之后,影响非常之大。很多人来找他,满清政府的遗老遗少,袁世凯的三儿子,一些外交家也送来很多资料。 两年半的时间里,王芸生每天写一段专栏,从未中断,内容从1871年一直写到了1919年。“这个工作做完以后,父亲又多了一个身份―――中日问题研究专家。”王芝琛说。 进入1934年以后,由于王芸生是《大公报》社评的主要笔杆子,特别忙,已经没有时间往下写了,所以专栏就此中断。1932年,《大公报》开始把这个专栏整理成册,虽然只写了48年的内容,但出版时书名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书出来后,评论家说我父亲‘一炮打红,名声鹊起’。连蒋介石也请我父亲到庐山给他讲课。范文澜曾对人讲,要写外交史的话,这本书必须作为参考。”按照张篷舟的说法,日本人也很重视这套书,很快就有了两种译本。《大公报》原编辑戴文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其中一个译本是日本翻译家波多野鼎的译笔。 修改 在病房中背着妻儿工作 “他背着我们偷偷工作,没想到他这么玩命。可能他自知来日无多,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完。”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要求王芸生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并说这本书非常重要,要重新出版。 1958年,王芸生全身心投入到《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修订工作中,由于还有12年未写,父亲想把它补齐,就让张篷舟帮助他编第八卷。 此时,日本外务省已经出版了档案《日本外交文书》。但是,政治运动迫使他中断了这项工作。在“文革”中,他把自己的日记、文存等东西都烧了,就留下这本书没有烧,他认为这个东西不会让人“抓辫子”。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提起这本书,王芸生又重新被重视,并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这段时间,他就酝酿再度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当他开始动笔的时候,身体已经垮了。1979年,王芸生病重,他想再版这套书,便重新让张篷舟帮他编了第八卷即1920年至1931年的大事记,按照编年体的体例完成。 后来,王芸生住进了东单的北京医院,在那里边养病边修改书稿。 王芝琛称,父亲以前就记录了一些别人提出的疏漏的地方,然后反复核对,觉得是对的,应该改过来。“父亲住院的时候,我和母亲经常去看他,但看不到他在那里工作。医生、护士后来告诉我,原来他把资料都放在病房套间里,背着我们偷偷工作。虽然我也知道他在修改这个书,但没想到他这么玩命。可能他还是有一种紧迫感,自知来日无多,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做完。” “他呕心沥血地做这样的事,就是认为这本书或许可以流传下来。”王芝琛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最初从写作到出版都比较仓促,没有经过反复的核对。有极个别的地方是按一些人的说法写的,但这种地方不多。 有些日本人就抓住这些地方不放,攻击我父亲。所以这次修订他又找了很多资料,一方面修正原书,另一方面做了很多补充。 在今年重版的时候,本书责任编辑之一孙晓林在总编室发现了80年代初三联书店重版的一些资料,其中包括原稿和一些信件。她透露说,改动最大的是第一和第二卷,其中,第一卷增补了4万多字。相对而言,其他的几卷就没有大的改动。 再版 到80年代才补齐第八卷 “父亲在临终前看到第八卷出版,仍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在胡愈之、程思远、楚图南等先生建议下,初版中未写出的1920年至1931年中日关系史部分,王芸生委托张篷舟以大事记形式补足成第八卷。孙晓林说,根据她在总编室发现的资料,编辑对张篷舟引用的史料颇有微词,他引用的主要是《救亡日报》上的一些资料,大家认为,材料比较弱。 在该书再版过程中,戴文葆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原大公报的编辑,80年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再版时,又是人民出版社编辑(当时的三联为人民社副牌)。后来补齐的第八卷又与他有着直接的关系。 戴文葆说,80年代时,《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责任编辑是祝立明,他为此与编辑部主任争吵起来了,因为主任根本就不想出这书。 “我当时属于‘好事之徒’,为了缓和矛盾,就提出我来负责第八卷的资料补充和修改,”戴文葆说,“只要张先生的资料可靠,我就尽量不动。即使这样,我还是把第八卷几乎重写了一次。“ 王芝琛说,80年代,再版的第一卷拿到手没几天,王芸生说要寄给周恩来,后来一想,周恩来已经去世了。 1980年,父亲在临终前看到八卷本的第一卷出版,仍感到非常欣慰,因为这实现了他多年的心愿。 已故的历史学家刘大年1980年在该书后记中指出,该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其次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书中标举中国与日本,实际涉及中美、中、俄等更广泛的范围;第三,新改的一、二卷,史料详实,事例整齐,与旧著相比,大踏步前进了,完全是一部新书。 对于该书的再版,沈予称,本书积累了很多资料,让后人有线索可以把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即使以后研究中日关系,这本书也是一本绕不过去的著作,它是系统研究中日关系问题的第一座里程碑。孙晓林认为,这是一本真正的名家名著,“更重要的是,它没有专家的学究气,材料运用和叙述非常协调,很多情节像读故事。” ■专家访谈 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日本问题研究专家): “它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新京报:你最早读到这本书是什么时候? 沈予: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是80年代,因为我们要写《日本侵华70年史》这本书,我是主编之一,当时参与的大部分人都仔细地读完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它也是我们采用最多的参考书。 新京报:你认为这本书在当时起到了什么作用? 沈予:应该说,《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新中国成立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著,是中日关系史的第一块里程碑。我个人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鼓舞了国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专著。 新京报:那么,从历史研究方面来说,本书的特色有哪些? 沈予:从治学方面来讲,在当时的时代,它提供了研究中日关系的典范之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前七卷用的是叙述体,但是其主要方法就是大量运用第一手的原始材料(档案)。它开了一个很好的头,这也是研究历史所必需的。首先,王先生引用了日本从明治维新起大量的外交文书,有直接的依据。 其次他运用了光绪时期的中日交涉史料,这些都是第一手的中国的资料。两相对照之后,就起到了一个去伪存真的作用,把真实的事件披露出来了。我认为,他在研究中日关系的方法上,对于今天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示范和借鉴的作用。 新京报:从学术角度来说,它有哪些缺点? 沈予:本书的缺陷是资料用得太多,没有去粗取精,有堆砌之感,王芸生自己也承认该书粗糙,这也是事实。 此外,它缺乏内在规律的解释和有系统的阐述。按照现在的治学方法,应当把资料消化以后,把它内在的规律阐述出来。还有就是他有些轻信材料。我认为,在材料引用之后,应该分析它,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当然,这一点不能苛求他,因为他是一个报人而不是历史学家。 新京报:如果换一个角度,他作为一个报人,写出来的文字是否更具可读性? 沈予:这本书的确有这方面的优势。读起来让读者觉得材料很丰富,有的地方还很引人注目,因为他用的材料别人都没有。 新京报:你认为本书再版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沈予:这本书重新出版的现实意义在于,一个是日本右翼势力在翻案,否认了侵略中国,否认了战争罪行。 这本书里面把1871年- 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事实揭露出来,而且有日本的外交文书,说明我们早就揭露了他们侵略的真相,这是赖不掉的。对国人来讲,它也有现实意义。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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