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有个张校长

　　1946年6月，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美国纽约度过了他的70大寿，作家老舍和戏剧家曹禺合写了一首长长的献词，说：“知道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天下人谁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是呀，谁不知道天津南开的校长张伯苓呢！

　　张伯苓对天津、对南开的巨大贡献和他的高尚品格，足以使后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赋予张伯苓崇高威望、感召力和人格魅力，并使他成为教育家楷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他毕生不谋官，不图利，大公无私，只为南开的发展壮大，国家的富强昌盛，于平凡和诚挚中见伟大的精神，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青年时代的张伯苓，饱尝了中国的贫困和落后，以及一些不肖之徒因愚昧、自私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无穷祸害。所以在他办学之后，便把教育的宗旨归结为“公”、“能”两个字。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其次才是培育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他还说：“正人者必先正己，要教育学生，必先教育自己。”民国初年，他见到一名学生因吸烟手指被熏黄，便唤入办公室加以训斥，该生则指着办公桌上的烟袋进行反驳，张伯苓立即将烟袋折断丢入痰盂，从此不再吸烟。当年社会上的私立学校多为赚钱，南开也属私立，但是座赔钱的学校。南开能够维持正常运转，主要靠张伯苓--惶惶到国外去募集。他去美国募捐，总要带上南开饲养的金鱼，捐款一万美金以上的送金鱼一尾，他在学校账上支出十尾金鱼，补上的一定是十万以上的美金。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计，而且多属个人行为，他提留若干入私囊，别人不会知道，也不会过问；但他绝不肯、也不屑于这样做，而是分文不差地收入南开的账户。很多人就是出于对他办学毅力的敬佩和他本人纯洁高尚的品德而慷慨解囊的。

　　张伯苓从不想藉南开升官发财，他经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他痛恨腐败，他对学生的要求是“不腐化，不落伍”。因为一旦腐化，就会被社会抛弃。他说：“经不起考验的终必跌倒”。“一旦走错道路，终生后悔无穷”。他一生不蓄私产，他常说：“我用不着攒钱”。“我不能给孩子们留钱，他们钱多了，就不想做事，岂不害了他们吗？我教给他们一些德行，就够他们一生享用不尽的了。”在南开中学服务期间，董事会给他定的薪金是每月大洋180元。后来大学部成立，董事会重新给他定薪，他说：“中学部已经给我定了薪，我不能再兼薪了。”最后还是由严范孙先生出面，给他强加了100元。可是这笔加薪他从来没有领过，一直存在学校里，作为替学生作保的赔偿金。他兼任比商电车电灯公司的董事达30年，公司每月给他一笔车马费；他把这些钱全都分给为南开工作多年的老职工，他说：“他们工资低，责任重，而又忠于职守家庭困难。我要这钱没用，应该送给他们。”

　　作为校长，张伯苓的开支原则是，除非为学校办公事，其余的一律挂在自己的账上。1930年他应聘为东北大学的董事，他预感到国难即将来临，因而拒绝东北大学的任何报酬。他认为去沈阳工作不是南开的公事，差旅费应当挂在自己的账上。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亦告危急。南京国民政府为应付局面，组织了华北政务委员会，聘张伯苓为委员；两年后该会撤消，分送每位委员3000元车马费，但他不接受，并说：“无功受禄，寝食难安。没给国家、人民作任何事情，拿这3000元实不应该。”最后还是由伉乃如先生想了一个变通的办法，用这些钱抵了张伯苓欠南开财务的债。

　　张伯苓生活和他的为人一样，始终朴实无华，老舍和曹禺称赞他“不吸烟，也不喝酒，一辈子也不摸麻将和牌九”，始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他深知俭可养廉，婚后曾对夫人说：“教育清苦事业，所入无多，当量入以为出，家中事悉以累汝。”所以一切家务均由夫人亲自料理，而从无仆役。张伯苓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每次都住在一家一天一元钱，管吃管住的小店。张伯苓性喜安静，但不刻意追求居住的舒适与安逸，当时他的名气已经很大，可是仍然居住在西南角平民区的简陋住宅里。一次，张学良将军慕名来访，汽车在土路上跑了几趟也没找到“校长公寓”。事后张学良惊叹说：“偌大大学校长居此陋室，非为始料，令人敬佩！”但是，张伯苓十分注意个人仪表，衣着整洁，朴素大方，他在嘴边上常挂着一句玩笑式的“名言”，叫做：“勤梳头，勤洗脸，就是倒霉也不显。”

　　张伯苓从办学之日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为了南开的发展，他不顾一切，甚至不怕赤字，不怕超支。在南开的身边，有历史悠久的北大，有经济充裕的清华，南开是个私立学校，两者皆无。然而，南开有一位清廉刚介的张校长，他能用很少的钱，办很多的事，经济的短缺并不能阻碍他发展南开的雄心壮志。正是由于他那“清逸的风度，敏感的观察，永恒不息的热心，与毫无污点的人格”，终使南开成为名噪寰宇的学府。

　　1951年张伯苓在天津病逝，留在他身上的，只有几元准备乘电车的零用钱。至死，张伯苓一贫如洗，但在后继者的心目中他却是最富有的。在对待物质利益上，他没有丧失良知；生活在功利社会中，他没有人格的残缺，他的生命是完整的。在他的身上，时间和空间相聚得是那样和谐，过去和未来结合得是如此神圣。他的贡献，永远经得住时间的淘洗。人，所能享受的，只是短暂的一生，而能留给后人的，才叫永世不绝。

海洋化工的开拓人

　　1918年，中国第一家精盐厂―――塘沽久大精盐制造厂来了一位30多岁、面目清秀、专攻电气化学的留日生，应聘担任该厂的技师，不久又出任厂长，负责全厂的产供销工作。这位留日生，自十几岁起就立志献身中国的化工事业，第一次踏上这片白茫茫的盐滩，立即被这些宝贵的化工资源所吸引，从此矢志不渝地为发展海洋化工事业劳作奔波，终于奠定了民族海洋化工的根基。他，就是中国海洋化工的开拓者，工商界的楷模李烛尘。

　　李烛尘，字承竹，湖南永顺人。秀才出身，曾入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学习理化。回国后，经人介绍，结识了正在天津塘沽从事现代化盐碱生产的范旭东。二人本是同乡，又都是留日生，志同道合，一见如故，从此遂成莫逆，共同为发展中国的民族化工事业，并肩战斗了近30年。

　　李烛尘不但精通业务，而且很有管理才干。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久大确立了“工商并举，科研并进，分文必争，分秒必争”的综合经营方针。其次便是抓管理，他认为“大企业要有大企业的管理制度”。所以全厂从上到下，全面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实行严格管理，处处有章可寻。从此全厂一改过去的混乱面貌，不仅扩大了生产，提高了精盐产量，而且还生产出肥皂、牙膏等副产品。精盐质地洁白，不含对人体有害的杂质，但老百姓存在着消费误区，不认精盐，致使产品积压。李烛尘决定利用报纸作广告，宣传吃精盐的好处；然后生产一批小包装产品，免费供消费者品尝；最后又用政府的特许，使久大精盐进入南方市场，实现了精盐销售的各地联营。

　　李烛尘身为厂长，但作风朴实，平等待人，一言一行都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他说：“一个人对对方说一句话，作一件事，就应该首先问问自己，如果在自己身上，受得了受不了。”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议决在中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在李烛尘的建议下，久大和创办不久的永利碱厂率先实行；为改善生活条件，李烛尘还拨专款为两厂修建了职工食堂、医院和宿舍。这种做法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

　　李烛尘十分注意人才的培养，他认为事业的基础是人才，有了人才，一切事情都好办。他的人才观是“培养人才，知人善任，人尽其才”。1922年，李烛尘建议范旭东创办研究社，他说：“化工需要人才，大学生也是人才，但没有经验。我们办个研究社，培养自己的化工人才。”范旭东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李烛尘亲自为这个研究社定名为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为掌握学术动态，提高科研水平，他还倡办了《海王》旬刊，并说：“‘黄海’是永利、久大的大脑，《海王》是永、久、黄的喉舌。”

　　1931年，李烛尘的儿子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并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准备去苏区工作，行前专程来天津向李烛尘辞行。李烛尘尽管不知道儿子的身份，却支持儿子的选择，说：“要改变落后的旧社会，就得有人去斗争，你可以走自己的路。”

　　“七・七”事变前，华北的局势已很紧张，李烛尘和范旭东商议，准备将“永、久、黄”内迁，重要的图纸送到天津，并让李烛尘作内迁的总负责人。塘沽沦陷后，李烛尘坐镇天津法租界久大总管理处，指挥塘沽等地的300多名技术人员、几千名工人和几万吨设备，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内迁到四川；但这时的李烛尘却被困在了天津。日本人先是企图用“合作”形式吞并永利和久大，被李烛尘以“公司章程规定，不接受外国股份”为由，断然拒绝。后来日本人又拿出“投资合同”，让李烛尘签字，李烛尘怒斥说：“世界上哪有强盗抢东西，还要主人签字的道理！？”最后日本竟派兵将工厂占领，李烛尘正气凛然，大声呵道：“今天你们这样强夺我们的公司，今后我们一定要收回来，也一定能收回来！”

　　抗战胜利后，范旭东不幸去世，李烛尘只身担负起了塘沽、南京、青岛等地的复厂工作，他与永利制碱厂的总工程师、国际著名制碱专家侯德榜一起，向国民党政府申请派人去日本索还被拆运到日本的全套硝酸生产设备。当时国民党忙于内战，对这一正义要求置之不理。李烛尘面见蒋介石，质问道：“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强运走的设备为什么不能索回？”侯德榜同时在《大公报》上著文呼吁，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准予办理。侯德榜为此专程去日本交涉，声称：“即使是废铜烂铁也要运回！”最后美国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不得不亲自命令日本将设备归还。这是战后中国从日本索还的惟一的一套设备。

　　1946年李烛尘回到天津，被推举为天津工业协会理事长和华北工业协会会长。内战爆发后，为保护天津雄厚的工业基础，他反对国民党的“南迁”政策，并冒着生命危险劝说守将陈长捷、市长杜建时投降。警察局长李汉元在李烛尘的劝说下，命令全局干警放下武器，保护档案和物资，等待解放军的接收。

　　北京解放后，李烛尘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950年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先后成立，李烛尘当选为两会的主任委员。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李烛尘积极组织全市的工商业者参加游行示威，毛泽东主席亲自复电，对天津工商业者的爱国行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年，李烛尘以“永、久、黄”团体负责人的身份，并代表公司和董事会向中央财经委员会申请公私合营，1952年正式定名为公私合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成为天津最早的一家公私合营企业。1924年永利碱厂建成时，董事会赠李烛尘公司股票5000元，以使他有权参与管理；若干年来，李烛尘对本息丝毫未动，公私合营时全部献给了国家。

　　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五反”运动，李烛尘积极带头参加。在同年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筹备会上，陈叔通当选为主任委员，李烛尘当选为副主任委员。在民建总会常委会上，黄炎培当选为主任委员，李烛尘当选为副主任委员。1953年李烛尘被任命为华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不久毛泽东接见了他，告诉他有几位先驱不能忘：讲钢铁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纺织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1956年，经毛泽东提议，李烛尘以75岁高龄被任命为食品工业部部长。1958年食品工业部与轻工业部合并，李烛尘任轻工业部部长。1965年轻工业部改为第一轻工业部，李烛尘继续担任第一轻工业部部长。1968年，97岁的李烛尘病逝于北京。

一代报人“大公王”

　　王芸生，原名德鹏，1901年生于天津。自幼家贫，勉强读了几年私塾，便去一家茶叶铺当学徒，后来又到布店、木行打杂。因他好学上进，利用业余时间，经过艰苦努力，很快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外语。伟大的五四运动极大地启迪了王芸生的爱国之心，从此他开始给报社投稿，在五卅运动中又自办《民力报》，因此受到通缉。王芸生逃到上海，结识了共产党人秦邦宪(即博古)，共同办起了《猛进》、《和平日报》等革命报刊。1927年王芸生因母病回到天津，为《华北新闻》撰写社论，不久又接办《商报》。由于他写的文章的文字流畅，笔锋犀利，很快便在报界脱颖而出，1929年被张季鸾请入《大公报》，这一干就是20余年，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家报纸，也可以说，王芸生由此把自己的命运和《大公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他先任《大公报》地方版的编辑，抗战期间任重庆《大公报》总编辑，抗战胜利任上海《大公报》总编辑，解放后《大公报》迁京，王芸生出任社长。毛泽东主席接见他时，亲切地称他为“大公王”。

　　王芸生进入《大公报》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便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位30岁的热血青年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心头的怒火，在编辑部中慷慨陈词，指斥日本的侵略罪行。这时，主笔张季鸾提出，在《大公报》上开辟一个专栏，系统刊载近代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以帮助读者了解“九・一八”的由来。最后这一艰巨的任务就落在了来馆仅两年的王芸生身上。从此王芸生在京津道上，风尘仆仆，他几乎跑遍了两地所有的图书馆，从大量的原始资料中，细致选择，精心扒梳，凸显宏旨，探幽发微，择其关系近代中日两国交往之最要者，定名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从1932年1月起连续在《大公报》上刊登；而且在每篇篇眉上都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16个大字，用以振聋发聩。

　　这里所说的60年，指的是从1871年到1931年。因为从1871年开始，日本派岩仓使团出访欧美，修改各国与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回国后提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口号；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日本与中国缔结了《中日修好条约》，而在“修好”的背后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先后入侵了中国台湾，朝鲜江华岛，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参加了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借日俄战争侵略中国东北，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侵占中国山东，此后又三次出兵山东，直到“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全境。可以说，这60年正是日本疯狂侵略中国的60年。此栏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了两年，极大地震动了中国的朝野上下。载迄，即出版成七大册，很快成为国内外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必读手册。当年，范文澜先生在延安编写《中国近代史》时资料奇缺，涉及近代中日关系的惟一参考史料就是这部书。1972年中日恢复邦交，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主席接见田中前，特别把这部书找来作为参考；同时告诉周恩来总理，要王芸生参加接待；此后王芸生担任了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

　　王芸生是近代中国新闻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认为，报纸是现代的历史，记者就是给现代写历史的人，因此要具备坚贞的人格。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芸生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之下，为《大公报》争得了“不受辱、不投降的报格”。《大公报》迁到重庆，王芸生坚持团结抗战，仗义执言，敢于揭露国民党暗中反共、制造摩擦的倒行逆施。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毛泽东特意把《大公报》的记者拉到首席，深情地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抗战胜利后，为了中国的和平统一，毛泽东亲赴重庆，见到王芸生后，毛泽东说：“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不久毛泽东又为《大公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北平解放，王芸生应邀北上，当选为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了开国大典。为了《大公报》的新生，王芸生于1952年写信给毛主席，很快毛主席就接见了他。听完王芸生的汇报，毛主席当场指示，作为全国性的报纸，《大公报》迁京，负责报道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然后对王芸生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

　　1962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王芸生开始修订《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但直到1979年仍未修订完毕，可是这时的王芸生已病入膏肓。为使他能在病榻上看到样书，出版总署做了特殊的安排，1980年初，由著名书法家赵朴初题签，三联书店出版了这部书的首卷，并及时送到了奄奄一息的王芸生手中。同年5月，名噪一时的“大公王”，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在北京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