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大公报》迎来了自己的新生。1953年1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恢复出版。1956年9月30日，《大公报》迁往北京出版。《大公报》返乡在津出版发行的历史为三年零九个月。

　　毛主席题写“为人民服务”

　　1945年8月，毛泽东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重庆参加国共两党谈判。分别于9月5日和9月20日，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接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等人，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强调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就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发表看法。为此，王芸生亲撰社评《毛泽东先生来了！》。社评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9月20日晚，《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总编王芸生等人在重庆李子坝建设新村大公报馆 “季鸾堂”，欢迎宴请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一行。宴后，毛泽东挥毫为《大公报》职工题写“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给予厚望。

　　1945年11月，《大公报》总部迁往上海。在此期间，《大公报》抨击伪国大、主张废止钳制人民言论自由的“出版法”、同情反对内战的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中央日报》及文化掮客的打击、围剿，还扬言要三查王芸生。随后，重庆《大公报》许多记者被捕，员工感到在国统区处境险恶。1948年底，应毛泽东邀请，王芸生决定离沪赴香港转山东，去北平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他密令孔昭恺迅速到上海，并告诉他：“毛主席让我到北方去参加‘新政协’，赶快离开上海，准备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大公报》。”还激动地说：“《大公报》有救了！”

　　按照王芸生安排，孔昭恺留在上海，照料、维持编辑部，等待解放。接着，王芸生发电报指定天津、重庆、香港的大公报社派人到上海参加会议，决定由香港《大公报》首先表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彻底反对国民党政权。王芸生一到香港，11月19日《大公报》就率先发表光明磊落的文章，给国民党以极大震动。1949年5月，在解放大上海的隆隆炮声中，王芸生一身戎装回到上海。

　　改造津版《大公报》

　　抗战胜利后，《大公报》孔昭恺、曹谷冰、徐盈等人奔赴天津，一方面致函国民党当局市长张廷谔，交涉收回日商昌和洋行占据的大公报旧址，作为经理部；另一方面通过赎买方式，从《大公报》旧人张逊之手中收回哈尔滨道（原法租界30号路西头）《大公报》旧址，作为编辑部、印刷厂。1945年12月1日《大公报》（天津版）正式复刊。

　　毛泽东关心《大公报》（天津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兵临津城之际，特与周恩来等在河北省平山县主持会议，专题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的去向问题。大公报社杨刚、宦乡、孟秋江等人参加会议。会议决定：按私营企业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发动《大公报》天津馆职工，对《大公报》“拥蒋反共”的反动政治立场进行揭露和批判；在原天津《大公报》的基础上进行改组易名，继续出版；按巴黎公社原则，由全社职工普选成立临时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在揭发、批判原《大公报》的基础上，以全社同仁名义发表宣言，代发刊词公诸社会，以肃清《大公报》在读者中的思想影响。毛泽东亲自定名新报纸为《进步日报》，并说：“办报的自我检讨、自我批判就是进步，看报的也要进步。解放了，大家都要进步嘛！”

　　1949年1月15日，天津军管会命令全市旧有报纸一律停刊待命，《大公报》《益世报》停刊。毛泽东获悉此事，发电报给黄克诚，对这种简单做法提出批评。在毛泽东的关怀下，解放区的宦乡等人很快与《大公报》内的地下党取得联系，积极进行筹备。1949年2月27日，新中国第一张民营报纸《进步日报》创刊。报社临时管委会由9人组成。公推宦乡为主任，张琴南为副主任，总编辑由宦乡兼任。《进步日报》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活跃在天津的重要报纸之一。

　　《大公报》千里归故乡

　　以高级知识分子为读者的《大公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上海《大公报》1951年底发行量锐减，从销售16万份，到第二年缩水至63000份，财务亏损，薪水发不出，形势严峻，前途堪忧。

　　王芸生遂萌生了把《大公报》搬回故乡——天津的想法，他苦于不知向哪一级请示。经过反复思考，决心惊动毛泽东，并郑重地写了一封长信，托人送北京转交毛主席。仅一周时间，北京就来了长途电话，毛泽东非常重视来信，请王芸生进京商讨。1952年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接见王芸生。在听取有关《大公报》希望搬家的汇报后，当即作出指示：《大公报》北迁天津，与《进步日报》合并，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分工报道国际新闻与财经政策。毛泽东见王芸生笑容满面，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便风趣地说：“大公王，恭喜你收复失地了啊！”

　　1952年12月31日天津《进步日报》停刊，并入上海《大公报》，故而毛泽东说王芸生收复“失地”。1953年1月1日，《大公报》在天津正式出版。编辑部工作人员和家属陆续迁居天津；经理部和印刷厂人员由上海市政府妥善安置。自此《大公报》以“报道国家经济建设，宣扬保卫世界和平”为宗旨，中央宣传部门为《大公报》具体划定国内联系范围：财政部、外贸部、商业部、粮食部、供销总社、人民银行、纺织工业部、轻工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全国工商联等单位，并负责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报道任务。很快《大公报》成为全国财经干部所必读报纸，从新闻信息、评论指示到广告发行无忧无虑，报社也转亏为盈。

　　1955年《大公报》发行量达11万份。1956年9月30日，《大公报》正式迁往北京，10月1日在北京出版。《大公报》返回故乡后，在津出版发行的历史为三年零九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