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阿城缘于查建英出了一本新书《八十年代访谈录》。

傲世轻物的阿城鲜在公开场合露面，通过私人牵线，我和一位女同事有幸能登门拜访。他家位于城区北郊，出租车驶进村落，停在一栋青砖建筑前。在门口等我们的阿城穿件棉布衫，见我背个摄影包，脸色一沉：“这是干什么？除了证件照，我不拍照片。”我咽了口唾沫，无言以对。

我们被领进客厅，迎面墙上嵌着倒梯形的黑漆金属烟道，我们坐在壁炉对面的沙发上，女同事从手袋中拿出那本《八十年代访谈录》，金黄色的书皮在阿城灰冷调子的房内有些扎眼。阿城接过书，用拇指肚快速拨弄书页，一股风从翻飞的书页中冒出，整本书就这样被他看完似的放在茶几上。

同事拿出笔记本和录音笔，阿城正色道：“闲聊可以，但不许记录和录音。”我时不时瞥眼地上的摄影包，惦记着拍照的事。同事悄悄按下录音笔。

他评点人物尖锐犀利：他说某名人出的几本畅销书是无知者无畏，又批评某画家在海外四处推销自己的纪录片，某导演自以为是地乱改剧本，他称赞王朔是有大智慧的作家，侯孝贤的《童年往事》让他欣赏，他推崇画家刘小东……谈兴正浓时，阿城瞥见茶几上的录音笔在闪烁，脸突然一黑，房间内的气氛顿时尴尬起来。幸好，一个电话打了进来，陈丹青在来阿城家的路上。

陈丹青一袭黑衣走进来，身后跟着画家彭薇，阿城起身倚在墙角的沙发上。他们关系熟络，陈丹青谈论他在日本的见闻，彭薇向阿城请教轿车偶发的小故障，她开了辆崭新的红色大众甲壳虫。

我捏了几粒果盘里的瓜子嗑起来，身后的墙上挂着刘丹的纸本水墨画《触石兴云》；两台拆开的黑胶唱机零部件散落在桌案上；对面的墙角矮柜上摞着书籍和CD，其中一本外国画册吸引了我，我想过去翻，犹豫了下没敢动——很早就听说，看阿城的画册要戴白手套。

晚饭时间早过了，同事提议出去吃饭。阿城开着桑塔纳，载着我们出去找吃的，在车里他几乎没说话。车停在一家饭馆前，饭店装修简单，没有其他客人。饭桌上，大家都想听阿城说话，可他只顾吃饭，聊兴不浓。

晚饭后返回阿城家。进客厅时，我瞄了眼厨房，洗碗池坐在金属架上，能看到裸露的下水管，另一个房间里有架老式踏板织机，几乎占满整个房间，阿城用它织绢纺布。大家懒散地靠在沙发上，似乎在找合适的话题。同事突然发现手机落在饭馆，恰好陈丹青和彭薇也要起身告辞，便捎上她。

客厅里就剩我和阿城了，我拿出相机，试探着说：“阿城老师，我想拍张留个纪念。”他看着我手中的相机，既没同意，也不反对。我那天带了三台相机：禄来双反、康泰时RX2和佳能1DS。他指着佳能说，这机器他买不起，问我目前市场上什么牌子数码相机性价比高，然后转身去书房，拿出一台伤痕累累的哈苏903相机。这台相机装有一支固定38毫米广角镜头，外置旁轴取景器，坚固耐用，几乎不用对焦就能拍出锐利照片，一度受到新闻和风光摄影师的青睐。他说这台机器的上一个主人是个战地摄影师。我们就像两个手艺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摄影。

我再次恳请他让我拍照，他笑了：“拍吧。”我难掩兴奋。偏偏这时，同事回来了，手里攥着手机。她回来得太快了！

天彻底黑了，周遭出奇的寂静。聊了9个小时的阿城累了，歪在沙发上，他吐出的烟在断断续续的话语间飘散，茶几角上一尊残损的石佛首双目微阖。

临近午夜，阿城开车把我们送到能打到车的路口，夜风习习，我困意全无。

见到阿城的兴奋持续了很久。事后，我选出一张照片放大，装裱在白色相框里，总想等个合适的机会送给他。

现在照片还在我的书柜上，落满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