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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囹圄之灾

1967年1月8日，时任北京军区政委的廖汉生将军突然被造反派隔离了起来，他先是被关在北京西山营院的一间偏僻小平房里，一年多后又被转移到了河北邯郸的一处营房，之后又被转移到石家庄，在这五年的时间里，廖汉生与家人和社会完全隔绝。

被扣到他头上的帽子有很多，比如“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参加过“土匪武装”、“假党员”等等。在他被隔离的5年时间里，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廖汉生出来工作，但这样的指示却传达不下去。

九一三事件后，廖汉生的子女给毛主席写信申诉：父亲廖汉生自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作为子女，我们希望组织同意父亲先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的进一步结论。

毛主席收到信件后，批示道：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周总理收到毛主席的批示后，随即展开了对廖汉生的复查工作，解放军总政治部也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立刻通知北京军区派人将廖汉生接回北京。

这年7月10日，廖汉生在专案组人员的护送下，乘坐火车重回北京，总政治部派专人将他接到了京西宾馆，时任总政主任兼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和他在京西宾馆进行了一次长谈。

李德生主要讲了两点：一，毛主席说你没有罪行，有错误。第二，你从现在起解除监护，今后归总政负责管理。除此之外，李德生还简要地向廖汉生传达了九一三事件的主要情况。

73年年初，总政治部成立了“杨勇、廖汉生案件复查组”，通过层层的审查和详细的考证，最终证明了廖汉生将军的清白。

廖汉生和贺龙非同一般的关系

廖汉生在60年代曾被诬为“贺龙的亲信”、“二月兵变的黑干将”，这虽然是欲加之罪，但也能从侧面说明廖汉生和贺龙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

廖汉生的故乡是湖南桑植，和贺龙同乡，他的父亲和贺龙是故交好友，廖父早年间和贺龙一起参加过革命党。1911年廖汉生出生，这一年恰逢辛亥革命爆发，廖父取“推翻满清，恢复汉家”之意，给儿子取名廖汉生。

1916年贺龙手持菜刀砸烂了桑植的盐税局，开启了自己的革命之路，不久后他邀请廖汉生的父亲和自己一起从军，但廖父尚文轻武，拒绝了贺龙，他决心以教育振兴乡里。但在乱世之中，一个文人能做的事情实在太少，廖父在意识到这一点后，才渐渐转变了观念，加入了贺龙的军队。

当时贺龙在桑植组建桑植独立营，廖汉生的父亲是贺龙的副官，主要在贺龙所部从事一些参谋、书记之类的工作，老百姓称呼他为“廖师爷”。

廖汉生和贺龙还有一层亲戚关系，当年廖汉生还是个娃娃的时候，贺龙就把自己二姐的女儿肖艮艮说给了他，所以按辈分，廖汉生还要叫贺龙一声舅舅。（抗战时期廖汉生误以为肖艮艮在家乡已死，又娶了杨白琳为妻，杨白琳是杨尚昆的妹妹）

廖汉生10岁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不久后，在贺龙的资助下，廖汉生进入常德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附小读书，在那里，廖汉生不仅长了知识，见了世面，还接触到了大革命的风潮。1926年夏，贺龙率部离开桑植，去参加了第二次北伐战争，廖汉生失去了学费资助，只好辍学回家。

一年后，也就是1927年，风起云涌的湖南农民运动被传播到了湘西，桑植很快也成立了农民协会，廖汉生在这种大潮下渐渐也走上了革命之路。

大革命失败后，贺龙作为起义军总指挥参加了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经香港转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组织本计划派他去苏联学习，贺龙考虑到自己文化低，同时对起义失败也不服气，就申请重回家乡搞武装，他的申请被批准了。不久后，贺龙带着周逸群、卢冬生等人先后在洪湖地区和湘西组建了工农武装，廖汉生此后来便来到了贺龙的麾下。

此后的廖汉生先后担任军政治部秘书、师党委书记、师政委、军团组织部部长等职。1935年11月，他随二、六军团从桑植出发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红二方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120师，廖汉生先后在该师担任副团长、团政委等职，他参与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挺进冀中，在战争中立下了赫赫功勋。

解放战争期间，廖汉生历任历任晋北野战军副政委、晋绥军区第一纵队政委、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副政委、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政委、第一军政委。率部参加保卫延安、转战陕北、解放大西北等一系列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军政委兼青海军区政委、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副主席。领导青海人民建立人民政权，平息反革命叛乱，实现民族团结，建设新青海。

1955年廖汉生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回顾廖汉生将军的军事生涯，除了在西北解放战场上的那几年外，他一直都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作战。

毛主席批评廖汉生和杨勇：你们不要再闹了

1959年10月，时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的廖汉生接到了一份由新任国防部长林彪签署的命令，被调到北京军区出任政委。

（此时北京军区的司令员是杨勇上将，杨勇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最后一任司令员，于1958年10月率领志愿军凯旋归国，随即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兼军区党委书记。）

林彪取代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后，拟订了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战略方针，也就是著名的“南顶北放”，按照这一方针我国的国土防御重点在东北和东南地区，但北京军区并不会因此轻松一些，因为他们要准备对这些国土防御重点地区进行战略支援。为此，廖汉生和杨勇司令员一起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部署。

1964年7月，毛主席在观看北京军区、济南军区军事表演期间，对未来的战略问题重新做出了部署。当时的国际背景是美国在越南北方扩大战争，国际战争局势日益紧张。毛主席认为，未来敌人从南北两翼攻来并不可怕，从中间突破才是最危险的。它一下子搞几十个空降师，我们一下子又消灭不了，敌人打到莫斯科困难，打到北京容易。要防止这一招，要搞地方武装、基层民兵，建设三线。准备好了也可能不来，没准备好就回来。北京要好好准备，要修地下铁道，城墙不要再拆了。如果要打仗，趁着我们这些人还在时打也好嘛！

毛主席关于防止敌人“中间突破”的讲话精神实际上是否定了林彪制定的“北顶南放”防御方针，北京军区的工作突然变得繁重了起来：要保卫新中国的首都，把北京军区作为反侵略战争初期的重点。廖汉生等北京军区的领导同志对此倍感责任重大，不容忽视。

在此期间，廖汉生和杨勇团结合作，取得了很多显著的成就，但因为性格等原因，他们也“吵过一架”。

所谓的“吵架”大致是这样的：有一次，北京军区党委召开全会，听取各下级单位对党委的意见，这次会议是由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主持的。他宣布会议开始后，一位同志在发言中对军区党委提出了一些尖锐而严肃的批评，杨勇开始并没有注意，只顾埋头看着手里的文件，等他反应过来后，连忙问：“你讲的什么？”

廖汉生当场向杨勇提出了意见：“刚才别人讲话，你不注意听，现在又问讲什么。”

廖汉生、杨勇

廖汉生的快人快语让杨勇有些尴尬，他很快收起了手里的文件。廖汉生快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在不久后的一次交心通气会上，北京军区常委的同志坦率地交流了一些彼此的问题，会后，杨勇和廖汉生也作了个别交谈，彻底打开了心结。

杨勇认为，廖汉生是一个直爽、敏锐、正派的人，他提出在北京军区的第三届党代表大会上，将自己第二书记的位置让给廖汉生。但廖汉生坚决表示不同意，他自我批评说，自己常常会急躁、简单、生硬，有时 不够虚心，不如杨勇司令员稳重，考虑问题全面，作风民主。如果调换书记位置，对工作没有好处，他要求杨勇继续维持原职务，只有他外地出差时，才由自己主持。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几天，毛主席到天安门参加集会，特地把杨勇和廖汉生叫到了身边，问他们为什么吵架，杨勇和廖汉生互相看了看，不知该如何回答。

毛主席接着说：“你们两个闹过一次，不要再闹了，一定要搞好团结，把军区工作搞好。”

廖汉生对于自己在工作中的失误惊动到毛主席非常不安，他立即表态，一定认真检讨，进一步改正自己急躁的毛病，和同志们团结好，把军区工作搞好，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廖汉生将军出身戎马，性格直率，快人快语，这在部队中是出了名了，当年在西北解放战争中，他甚至曾当面顶撞过他的顶头上司彭德怀。

1948年5月，西北野战军在洛川召开了一次长达8天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气氛相当严肃，主要是总结前一段时间作战的得失和经验。在这次会中，彭德怀肯定了第一纵队（贺炳炎司令员，廖汉生政委）作战坚决勇敢迅速，但同时也批评他们在作战中有两个不足。廖汉生听到批评后很不冷静，当场就和彭德怀争辩了起来。

会议结束后，彭德怀要求第一纵队的领导同志全部留下来，继续讨论，林伯渠、贺龙等人也参与了这次讨论。在讨论中，廖汉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不能接受彭总过于严厉地批评属下和部队。

一旁德高望重的林伯渠告诉廖汉生：“中国有句古话，叫‘有威可畏，有德可怀”，彭总就是这样的人，你们不要只看到他“有威可畏”的一面，还要看到他“有德可怀”的一面。

最后一纵的干部一起挨了彭老总、贺老总和林老的一顿批。

在后来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为自己常发脾气的事向大家征求意见，廖汉生给他提了一条：“你批评人是对的，但你批评时骂人，人家就会对你敬而远之。”彭德怀接受了廖汉生的这条意见，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廖汉生是我的好同志，也是我的好诤友。”

廖汉生的性格虽然急躁，但其中也有刚正不阿，坦率真诚的一面，这让他在一些关键的工作中能发挥别人无法发挥的作用。1975年，中央任命廖汉生为 南京军区政委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特意找到廖汉生并对他说: “你过去是有角的，要保持这个角，不要磨掉了。” 这是对他履新的勉励，也是对他的品格的称赞。#图文万粉激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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