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其知名度与钱玄同、刘半农的大力宣传有关。

    《新青年》创刊后，销量并不大，连交换和赠送在内，每期只印1000来册。1918年，钱玄同提出《新青年》应揭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提倡用白话文，主张用新标点符号，用阿拉伯数字记数，用公元纪年记年，中文横排等。但除了个别顽固派反对外，社会上的反应一时并不热烈。

    为了扩大《新青年》的影响力和销量，钱玄同和刘半农经过仔细讨论，决定合演一场“双簧戏”，故意制造一场论战，以便引起社会的注意，扩大《新青年》和新文学革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文白之争”。

    1918年3月，《新青年》四卷三期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扮演一个反对新文化运动、维护旧文学的卫道士，发表了一篇《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文章洋洋几千字，将林纾推为反对派的领袖，鄙视白话文，历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煞有其事地攻击起《新青年》杂志来。而早就做好准备的刘半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一万多字的《复王敬轩书》的回信，在同期《新青年》上发表，痛快淋漓地把“王敬轩”驳得体无完肤。他讥讽林纾的古文为不通之文，呼之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并且顺带把林纾译的小说也挑出许多毛病嘲笑一番。

    这个自我炒作打得十分漂亮，果然扩大了《新青年》和新文化的影响，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各派人物纷纷加入论战。从此，名不见经传的《新青年》销量直线上升。初版很快卖光，不得不再版。一年之内，《新青年》销量从每月千册上升至一万五六千册。

    （《团结报》11．24 赖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