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7日，是王家卫导演的生日，祝他生日快乐！

“谁懂得写字就可以当编剧，谁懂得讲话就可以当导演。”

本文内容来自MiLK杂志王家卫访谈文字记录，本文全部版权©️亦属于MiLK杂志。因内地难以购买到，出于兴趣手动上载。如有侵权即刻删除。

《王家卫的电影世界》

整理：笑语在午夜场

编辑：Sun

责编：刘小黛

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

对于不少的电影迷来说，王家卫这三个字已成为了电影的名牌，代表着一种模式、氛围、态度，甚至是影像、声音、颜色和味道。一如王家卫鼻上架着的墨镜十年如一日，王家卫的电影若不仔细地咀嚼，很难一眼看穿。

这三十多年来世界各地拥有愈来愈多的王家卫影迷，爱上这种氛围，彷佛浸淫其中就能领悟到爱情的真谛。

在王家卫的作品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大量的六十年代、上海、香港、烟花女子等等，这些时空人物全都是王家卫最熟悉不过的素材，因为他们都曾在王家卫的成长生命中刻划过一段。

原本住在上海的王家卫，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于是和母亲一同移居到香港，从小在王家卫的印象当中，父亲就在酒吧、夜总会工作，也因为如此，王家卫从爸爸的口中，得知花花世界的情欲纠葛。

至于跟王家卫感情颇好的母亲则是他的电影启蒙老师。因为喜欢看电影的妈妈，总是经常带着王家卫一起去看电影。在大量的影片信息和见闻吸收下，慢慢一步一步走上国际知名导演之路。

电影启蒙老师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家卫跟随父母由上海移民香港。1980年王家卫于香港理工院美术设计系就读，后来因为进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编导训练班，并担任作制作助理，于是便放弃在美术设计系进修，而及后王家卫的成导之路就要从他的父母亲说起。

“小时候我便与爸妈搬到香港，那时候爸爸在夜总会工作，每天也是大概凌晨两三点才下班回家，白天在睡觉，所以当时我跟爸爸并没有太多的接触。

至于我和妈妈的感情非常好，而妈妈很喜欢看电影，基本上我从小每天都会去看。因为我们家的附近都是戏院，所以妈妈在学校门外等我放学后，我便会一起看电影，看完电影才回家。

每一次看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因为戏院内灯光一关，就象是进入另一世界展开一段新的体验。

不论是什么电影我妈也爱看，尤其是西片。那时候的香港电影都是邵氏电影，因为我们是上海人，所以都喜欢看国语片，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当年张徽导演的武侠电影在香港十分流行，王羽是最早期的香港武打演员，至于台湾就流行李行、白景瑞导演的作品…...基本上那时候什么电影也有看过。”

强烈的好奇心

在未搬到香港之前，王家卫的爸爸在上海是当船员，后来来到香港就在夜总会里工作。

“那时候父亲在下午才上班，晚上到很晚才回来，有时候他会带我妈去夜总会玩乐，因为我母亲跳舞跳得很好，所以有时候父亲会跟母亲一起去跳舞，那么就变成我一个人单独留在家。

为什么我会开拍《重庆森林》？因为那里曾是爸爸上班的地方，有当时香港最好的夜总会，THE BEATLES来香港都是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从小我已知道爸爸在那边工作，我也曾去过，因为夜总会的上层是咖啡厅，下午是可以到访，但NIGHT CLUB就不能去，那是吃饭跳舞的地方，所以从小我便对这个地方十分好奇。

同样地我对重庆大厦这个地方不熟悉，因此我才对这个地方很感兴趣。以前的重庆大厦有许多邵氏明星都住在那里，算是当时比较高级的一个住宅，后来因为重庆大厦开设了夜总会、多了游客，还有很多印度人住在里面，因此便陆续有很多小型的旅馆开业，逐渐让大家觉得重庆大厦变成一个很复杂的地方，成年人会勒告一般小孩不要去。

那时候我对重庆大厦的印象是外很宏大，有很多出入口，加上坊间流传很多都市传说，例如到访重庆大厦会很容易被人打劫，所以我在重庆大厦拍摄前，其实很多人也没有去过，加上重庆大厦从来不允许人去拍戏，我们也是偷偷拍摄。

其实当你成为了导演，就会构想一些理由去一个你想去或觉得好玩的地方。”

《重庆森林》剧照

电影以外的工作

年青的时候，部分学生总爱在暑假的期间寻找暑期工，而王家卫亦不例外。

“以前暑假大家都喜欢去做暑期工，尤其是因为要念设计。设计是一个非常昂贵的课目，因为所有的设备开支也很大。

我在理工大学进修之前，十九岁那年的暑假，我曾经在戏院里担任牛仔裤的售货员。这份工作是在电影开场前在电影院的大堂里售卖牛仔裤，那牛仔裤是跟 DAVID HAMILTON执的电影《BILITIS》（少女情怀总是诗）有关。

那时候当所有观众进场后，我们就会休息并跟随观众入场看电影，看完后接着又到下一场。尤记得当时那戏院是在旺角，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在票房里我看到了三个洞，听职员说是曾有人在这里开枪所致。

除了售卖牛仔裤之外，我亦曾在7-11便利店工作，以前的便利店的规模比较大，象是现在的超市般，需要经常搬运以苦力赚钱，所以我做了短短一天就放弃。

为什么我会想去便利店工作？那是因为白天可以做其他事情可以去玩，晚上就来工作，加上从小我就不喜睡觉，很喜欢晚上外出。”

八十年代初，正流行“午夜场”、“子夜场”的场次，据讲那些场次是电影公司希望试反应，从而决定影片是否需要重新剪辑、补拍，或抽起不上映。

“我念理工的第一年，香港戏院刚流行午夜场，星期六的午夜场是新片上映，就好像现在的电影首映。

平常星期一至五都是做一些二轮的电影，那时候我在每一个晚上都会看一齣电影，而我就慢慢做出一本笔记本，贴上当天那张戏票和写下对电影的感想，至今那本笔记本我还保存下来。回看当时我对该电影的评价，我觉得自己算是满早熟的，写电影的感想还不错。

唯一比较尴尬的是里面有一张由谭家明执导的第一部电影《爱杀》，我看完之后骂得狗血淋头，但后来我跟谭家明成为了好朋友。哈哈！”

王家卫青年时期

好友与惊悚电影

在1988年之前，香港电影仍未有出现分级制度，不论是大人小朋友只需手持戏票就能进场看电影，所以小时候的王家卫便经常与妈妈进出电影院。

“小时候香港的电影并没有那种小孩子能看，小孩子不能看的观念，而我妈最喜欢看就是那些恐怖片，尤记得那些电影中的吸血鬼、日本的四谷怪谈等，吓得我半死，我最害怕就是看恐怖片。

每一次进场我几乎都是闭着眼睛看，但妈妈却看得非常过瘾。所以我相信如果我去拍鬼片的话，也一定拍得很好看，但是我不敢拍，因为我知道那恐惧在哪里。”

虽然王家卫至今仍未有开拍过惊悚电影，只不过却因恐怖片为好朋友带来契机。

“我的好朋友刘镇伟在刚开始担任导演的时候，便问我一名新导演应该拍摄什么题材？而我就回答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是拍摄喜剧，另一个就是拍摄恐片，因为这是最稳最保险的选择，当时八十年代的惊悚电影更有一定的票房保证，所以我就跟他说应该拍恐怖片。

不过他很怕鬼，我俩在酒店聊剧本的时候，他也会要求跟我同住一个房间，正正因为他害怕，我便跟他说‘你拍鬼片一定拍得好看’，因为他深深体会到惊悚电影的恐惧。”

王家卫和刘镇伟

懂得说故事

早年被英国权威电影杂志严选为世界十大导演的王家卫，以如诗般的镜头语言如画般的场景设计，记录下一幕幕难解的情欲拼图，王家卫的电影里处处可见的雕琢，跟其所学的美术设计有关。

1981年王家卫以半工半读方式加入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的编导训练班，后来更索性放弃学业，全职投入创作当中。然而编剧的工作并不是像一般人想象只有一个人埋头苦干写稿，而是集结一群人集思广益，当时王家卫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所以王家卫比其他的导演更懂得说故事，也更了解观众的反应在哪里。

“我在编导训练班毕业之后，就分到剧组里面工作，资深导演刘芳刚是我们的主任，他就把我分到甘国亮的那一组。那时候甘国亮负责编剧和监制一个很长的电视剧《轮流转》，而我就当助理导演，原定《轮流转》共有八十集，但由于收视不佳，最后腰斩至二十二集。

后来就要马上转拍另一个短的电视剧，我们每天在一起谈剧本内容，谈到某一天甘国亮就说他来不及写，于是便叫我和林奕华帮忙，从那天开始我们就开始写剧本，所以我第一次写剧本的时候，就是早上写晚上就进棚里面拍。

那时候拍电视剧几乎没有回家休息的时间，每天都要拍摄大场面，需要几百个临时演员，当时电视剧的工作真的很疲惫。虽然如此，但我还是喜欢那时候电视台的工作环境。到后来他们要求我当很工业化模式的导演，于是乎我便选择离开电视台。

早期的电视台就好像一个电影学院，因为所有的导演今天拍完一集，其他导演都会坐在另一边一起看，大家都希望可以做得比其他人好，你要是拍得好大家都会讨论，那种气氛是非常好。

后来进了永佳电影公司当编剧的时候，那工作环境很好玩，因为每天上班就好像是回到一个大家庭一样，所有人都在那边聊剧本，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

在电影世界里，对很多人来说摄影师是很难当的，因为他很专业；收音师也很难当的，因为他很专业；其实这个电影行业里面有两个职位是最简单的，谁懂得写字就可以当编剧，谁懂得讲话就可以当导演。”

香港电影新浪潮

香港电影界曾被称为“东方荷里活”，无论在产量上，技术上人才都具有一定的水平，他们之所以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必须要追溯到八十年代初“香港电影新浪潮”的推动。

当时一批年青导演包括谭家明、许鞍华、徐克等人，大量引进西方的影视概念和技巧，打破香港电影进歩缓慢的僵局，而那时候王家卫也悄悄地崭露头角，原本只是编剧的王家卫，在谭家明的提携下，有了首次执导的机会，处女作《旺角卡门》就是这样诞生。

当众人期盼下一步相似题材的新作时，王家卫却推出了一部个人风格强烈走在时代尖端的《阿飞正传》，这对当时的观众来说，简直是无法接受，但是反对的声浪还是无阻于王家卫在创作上的坚持，从《重庆森林》到《一代宗师》，王家卫创立了一个无人可取代的影像王国。

“新浪潮是香港的黄金时期，大概两年就可当导演，因为那个时候需要很多电影，我并没有着急，之不过那时候就会开始慢慢对自己的要求愈来愈高，尤其是我最后几年当编剧经过一些阶段开始有名望，大家知道你会写剧本，慢慢下来你就不会喜欢跟别人讨论，我会回家独自创作。花很长时间来写剧本，在那个时候是不能接受。

我很幸运碰到一个很好的导演谭家明，他很喜欢跟编剧用很长时间去讨论，前天都去咖啡厅里面不只是谈剧本还会带你逛逛街，或者会带你去看电影，剧本基本上会用很多范围去包起来而不单止去讨论故事。

你会发现在创作的过程里面是需要对话，创作人跟创作人一起讨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帮助，亦会令你更有自信，后来我就喜欢跟导演用长时间去创作剧本。

那时候香港刚拍了《英雄本色》，每个人都喜欢看英雄片，那么我们就开始写一个不是那么英雄片的英雄片，反过来反英雄，于是谭家明就拍了《最后胜利》。

这个故事本身有三段，他拍了一段之后，后面就是我机会来了，有一个监制就问我有没有兴趣拍英雄片，结果就拍了《旺角卡门》。《旺角卡门》之后，很多电影迷都期望有另一套《旺角卡门》的出现，但对我来说并不希望拍一个英雄片。

我第二部电影《阿飞正传》上映的时候，基本上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因为开始了短短三分钟，戏院内已有电影迷开始骂导演，这个电影并不是他们期望的。

经历那一阵子的低潮，我曾反问自己电影其实是不是只有一个类型？是不是只有这种方法？还有我感觉到很多人说我会让老板赔本，那么我为什么不自己来参与这个制作，而且我也不希望因为我喜欢做这个事情而令人家的投资损失，所以我就让自己来做这个事情开始做独立电影。

加上《阿飞正传》以后，也没有人想投资我拍电影，大家也觉得我很难搞，于是乎便需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东邪西毒》是在《东方不败》之后，是一个非常热门的类型。《重庆森林》是一套警匪片，有毒贩、有警察，把当时一些电影流行元素放在里面。”

《阿飞正传》剧照

真人真事改编

王家卫父亲从事夜总会的工作，不多不少也跟电影内在酒店上班的烟花女子有关系吗？

“多少也有一点，我爸向往很老派的生活，他下班的时候应该是晚上凌晨两三点，回来的时候我妈会煮消夜给他吃，他们都会煮小菜和慢慢倾谈，吃一顿消夜最少要两个小时。

有时候我会睡，有时候我已醒来，就会听他们讲话，所以我的电影内有很多他们所说的故事在里面，例如说我曾拍很多六十年代或者是上海，我所谓的上海不是今天的上海，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上海，而是我父母口中的上海。

我爸退休之后，很爱将香烟纸翻开并在上面写剧本，有时候亦会将故事写在烟盒上。《阿飞正传》的潘迪华最后去领养小孩那一段，其实是我爸告诉我。

我爸那时候是写五个女人在香港，其中一个就是替人家带小孩，那天晚上她就带着一个小孩子，用钱买了面包后便从铜锣湾一路走回家，抱着一个小孩子回到湾仔，上面还有电车的线，所以我是很尊敬父亲的。

这个故事是父亲亲眼看到，他在酒店看到很多交际花的故事，《旺角卡门》上映的时候，他的朋友都告诉他那个电影很好看，于是他就开始关注我的工作和拍摄的题材，其实他对电影一点兴趣也没有。他只是觉得《阿飞正传》编剧不行，所以就帮我写一点。哈哈！”

王家卫童年家庭合影

将不同人物的日常生活细节，变成自己的拍摄题材，深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故事，王家卫就是如此深具魅力，往往能拍出明星们不同的风貌。

王菲的性感，张曼玉的身体语言，木村拓哉的深情，甚至是巩俐的爱神之手，在王家卫的眼里都变成了一种性感的表征，昏黄的灯光下，复古的场景里，王家卫用镜头拍出了一幕幕细腻的画面，进而使他们的身影，在国际影坛上发光，说王家卫是影帝影后的推手也不为过。

从1997年《春光乍泄》夺得坎城影展最佳导演开始，王家卫独特的光影风格总让各大影展引颈期盼。

原标题：《王家卫的电影世界：我拍的是父母口中的上海》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