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举办“重读王国维——从五大发现到中国考古”，专家学者就王国维其人其事以及他对中国考古研究的重要贡献展开多维度探讨。

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执教期间总结了“五大发现”：殷墟甲骨、汉晋简牍、敦煌遗书、大库档案、中国民族古文字和中国境内的外国古文字。“五大发现”开出五门新学问：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零谈到，王国维受惠于罗振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罗王之学”就是研究“五大发现”。殷墟甲骨引起殷墟发掘，催生三代考古。三代考古塑造了中国考古的“史学取向”。西北汉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引起西北考察，催生边疆考古。中国的民族古文字学和外来文字研究，不仅影响到中国的边疆考古，还影响到中国的海外考古。“罗王之学”代表20世纪中国器物学和铭刻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为中国考古学的闪亮登场做了必要的铺垫。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有独立起源的古代文明中的一个，中国古文明的发展经过了升华、提高。然而，传统观念中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及其所遍布的空间范围，存在着许多片面之处。20世纪考古学的一系列新发现，改变了人们对中国文明史的传统认识。李零提出，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教课时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对古史研究具有重要贡献。“二重证据法”提倡“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结合,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彼此印证，弥补了“以文献证文献”的缺陷，更为真实地再现历史文化千古旧貌。

王国维早年追求新学，把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继而功词曲戏剧，后又治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他将西方哲学思想写入诗词，深刻清新，呈现出异于前人的面貌。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杜鹏飞有着不同的研究视角，他认为，历来谈王国维，多从其学术着眼，而对他的书法，则罕有论及。晚清民国，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书法求新求变、大家迭出的时代。王国维的书法完全得自家学，其个性、学识、见解不同于常人，而他的字却表现得更加内敛、更加谨严——尤其在金石题跋方面，可以说一笔不苟、中宫内敛、点画沉着。

王国维晚年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重读王国维，意在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作出多角度、多层面的回顾，以促进21世纪学术面貌更加繁荣。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中西结合达到了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是他的理想境界，也是他努力的方向。对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黄德宽认为，王国维提倡做国际的学术，他杰出的洞察力和国际化视野对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借鉴意义。从历史大视野、时代大变局出发，学术研究既要谈中国也要看世界。在西方学术论著的翻译之外，王国维既留下了专门研讨西方哲学的文字，也留下了融会西方哲学观念来梳理中国古代哲学、文学的文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长聘副教授陈侃理认为，王国维在中国面临着社会转型、学术受到外部冲击和挑战的情况下，创造了新式的学风，打破了僵化的传统中国学研究方法。他在国学上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很多方法性的启示。

生活在西方新思想不断涌入、学术新资料不断被发现的时代，王国维在面对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冲突的挑战中，追求的是不功利的、独立自主的审美主义。他的诗学和思想始终潜藏着对中国传统的倾慕和热诚。李零谈到，王国维作为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盛誉的著名学者，有着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过人的才华、开创性的治学方法和了不起的学术创见，而这也使他获得了国内外学术同行的广泛尊重。他具有国际眼光，主张“学无古今中外”，广泛接受西学，不断变化研究领域，将专精与广博有机结合，使所学转化成自己的养分，终成一代大师。

编辑：李华山

2022年09月30日 15:1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