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城市规划专业出身的人，城市一直是让我魂牵梦萦。一直有人问我，城市规划专业有什么样的入门读物。说实话我被问到的时候有点蒙圈，可能是我同时受到中外城市规划思潮熏陶的结果。在中国，城市规划类的著作，不是小说就是专业教材，但是在英国、德国等西方国家，专业书籍就像是一本小说，没有公式，没有条条框框，没有晦涩的概念，就算是TOD这种发展模式的图示，也是简单的示意图，没有条条框框的公式加以固定。举个很简单的例子，UCL Bartlett建筑学院前院长Peter Hall鼎鼎大名的著作《Cities of Tomorrow》,以及两位雅各布斯的大作： Jane Jacobs和她的《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以及Allan B. Jacobs和她的《Great Street》。可以毫不客气的说，理解了这三本著作，你就是一个基本合格的城市规划学大师了。我曾拜读过这三本著作，就算是英文版，也并不晦涩难懂，书中的一个个case像小说一般诠释了城市的诞生、繁荣、矛盾，没有公式，没有条条框框。这三本著作是我在海外留学时期的核心教材。而国内的城市规划类的著作，比如同济大学出版的《城市规划原理》，是国内规划专业的字典级教材。但是其他的著作，比如王军的《城记》就是纯小说向的著作，要让我说其他的能跟《城记》媲美的小说向著作，我脑海里还真没个答案。

《城记》这本书，是我大学时期拜读过的著作，前几天重新回味了一遍，依然感触波多，决定写一篇读书笔记，记录下自己的所思所想。

一本《城记》，廓清京城半个多世纪的空间进演，为人熟知的建筑街道背后，鲜为人知的悲欢启程，六朝古都，历经数百载春夏秋冬，风雨历史，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华揽洪，老一辈建筑规划大师坎坷的人生，情系演绎在京城的不落幕的悲欢离合，红丝的另一头，只因缘起北京——这一“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拥有一段抹不去的传奇。

《城记》的作者是新华社著名记者王军先生，王军先生多年来对梁思成的学术思想、北京古城保护及城市规划问题作系统研究，以一个非专业人的视角看待了北京城的变化，以及梁思成先生对北京城的规划的重大意义，正如王军先生在前言中所述，其所做的只是尽可能寻找并整理史料，对于这段历史不敢妄加评说，但作者的对于北京城的一片浓浓情感在书中的字里行间静静流淌。作为一个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读完此书，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也想把自己的一点管窥写出来，虽然无法和建筑规划界的泰斗相提并论，但也是一名城市规划专业的老北京人的心声。

全书最主要的论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旧城是完全保留还是逐步进行旧城改造；二是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楼是拆还是留。两个主要论点激烈交锋的同时，白描平叙的手法，将一些交通规划、街道设计的小论点，数篇君子之争的小故事穿插在其中。

首先是北京城的旧城完全保留还是逐步改造的问题，也就是《城记》中的 “营城之论”。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认为，北京作为故都及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行政中心仍然设在北京旧城区，势必会破坏古都固有的城市面貌，因此，建议在北京的西郊另辟新的行政中心区，新区具体位置在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以日本人在西郊惨淡经营过的留居地为基础，而北京旧城则作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设的典范而得以完整的保存，并辟为建筑艺术博物馆，发挥其独有的历史文化功能。这份方案便是著名的“梁陈方案”，全称《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作为从规划学角度来讲，这份22页的“梁陈方案”是一份很有远见卓识的方案，体现了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发展理念，即便是现在的人们看来也是十分科学的。方案中，除了对旧城原地保护，新中心位置建议，梁陈两位先生也对部署原则、邻里单元、平衡发展、交通规划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述。

就“梁陈方案”中最核心的论点而言，放之四海，也有旧城原地保护，新城移址新建的范例。最著名的“大巴黎改造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巴黎的第二次改造不再在老城区上“动刀子”，而是通过建设新城区，将工业、金融业等行业迁出中心区域，并通过修建配套工程、高等级公路、高速地铁等措施，将巴黎市与巴黎大区联系起来。新城建设可以完美地规避旧城改造过程中带来的种种限制，新建住房的选址和建设都将秉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尽量与办公、学校、文化和其他各功能区域临近，以方便居民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控制污染；同时将选择环保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方式。不止巴黎，巴塞罗那老城区中心有很多哥特式建筑。在旧城保护和利用过程中，这些古老的建筑或被严格保留原样，或适当添建与改建，成为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图书馆、酒吧。新城区则规划一个完全不同于老城的棋盘式路网，通过林荫大街与老城中心区相连。旧城原地保护并非将旧城如同文物般保留下来，仅供欣赏，让古建筑群成为新城包围下的鬼城，而是要在保护原貌基础上让整个旧城区适合现代居住，发挥其不可替代的文化、科教、历史功能，让古代融入现代。

但另一方面，“梁陈方案”被时任党中央彻底否决，否决的理由在于任党中央要把北京建成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希望有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时任北京副市长吴晗曾对梁说：“您是老保守，将来北京城到处建起高楼大厦，您这些牌坊、宫门在高楼包围下岂不都成了鸡笼、鸟舍，有什么文物鉴赏价值可言！”如果说时任党中央在观念上给予梁陈否决，另一层面的声音也来自于学术界，北京建院的总建筑师赵冬日先生追忆道：“就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北京的确定保留文物建筑还无力维修，甚至有的任其自然损坏。北京解放时约有1700万平方米传统建筑，若全部保留下来，然后另起炉灶，如在西郊大兴土木建新首都，则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人的意志所不能做到的，是不现实的。”赵先生认为，以今天强大中国之国力，完整保留北京旧城，尚力不从心，更何况在解放初中国一穷二白的国情下，吃饭问题尚未解决。中国还有许多事情急需解决，更不可能在文保上投入更多的财政。

双方观点各有道理，从建筑规划角度思考，“思古幽情”的城墙、北京老城天圆地方的规划布局，这一“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个体工程”的旧城原地保护势在必行；从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角度思考，“梁陈方案”受经济条件所限这一事实同样尖锐，战争刚刚结束的中国不足以兴建新的行政中心，梁陈两位先生的理念与时任党中央背道而驰。针尖与麦芒的战斗中，“梁陈方案”最终只得尘封在历史档案中，而移居北京旧城为中心的单中心式城市发展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探讨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似乎总会触及敏感的部分，在已经建成的北京新城中谈论这个问题，不论是对历史遗憾的哀怨，还是对旧城改造的惋惜，都显得有些毫无意义，文中我也不想过多赘述。历史虽不能重新经历，但如今京城的城市问题却在每天困扰着我。《城记》将“梁陈方案”揭示于世人，也正如上文所述，“梁陈方案”除了对旧城原地保护，新中心位置建议以外，梁陈两位先生也对部署原则、邻里单元、平衡发展、交通规划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述。虽然这一部分在《城记》中仅作为小论点和小故事，作为行文润滑剂加以呈现，但这一部分却让如今的我们感同身受。

抛开老城区改造、城墙拆除、北京中心定位不提，北京的城市问题日益凸显，将北京城市规划中出现的弊病毫无保留的公之于众。从大到小，首先，北京的雾霾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或许多数人认为，雾霾不就是近几年汽车太多，河北工厂排污太多造成的吗，可事实远非如此。北京被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拥，三面环山，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从地理角度上讲，北京的地理条件并不适宜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容易造成空气污染，从资源角度上讲，根据资源勘探报告，北京冲积平原的地貌类型并未孕育足够的矿产资源。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北京在水资源及本土矿产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过度发展工业，不但给自身造成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且由于京津冀经济同构发展，导致了天津、河北的衰退。2000年前后，北京包括全国统一规划的工业部门130个中的120个，重工业产值高达63.7%。早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的各类烟囱已达1.4万根，大气污染早已非常严重。

第二，垃圾围城，王久良先生曾拍摄的《垃圾围城》和《塑料王国》诠释了这一切，一边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垃圾，一边是无法忍受的垃圾恶臭，成为城市垃圾处理中的棘手问题。在北京七百余座垃圾处理场中，最大的垃圾处理场——高安屯，无论是填埋带来的恶臭，还是随焚烧滋生的二噁英，都在威胁着北京居民的生活。

第三，交通拥堵，小汽车导向性的发展模式（automobile oriented development）加之单中心“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塑造了大北京大街区宽马路跑马场式的城市形态。汽车的增长固然是导致拥堵的根本原因，但是稀疏路网结构、无序争抢的行车习惯、羸弱的公共交通将拥堵问题凸显的如此咄咄逼人。第四，我们的衣食住行，生活中北京的居民，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哪里去买菜？马路怎么过？上班为什么这么远？想到这里，我也十分理解过马路的老人和逆行的自行车，近百米宽的大马路，除了过街天桥没有过马路的可能性，老人如何在短短三四十秒的时间通过马路，自行车如何穿过三道栅栏去马路对面骑车。

也许前两个问题有些超出城市规划能够解决的范畴，但后两个问题的出现，北京的城市规划中出现的问题不可回避。在这里，根本的问题是道路和街道的规划，不得不说的是，路和街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的是通行，后者强调的是生活。《城记》中的一章“大马路之争”虽只是简单描述了大北京大街区宽马路跑马场式的道路规划理念，却与老北京密集的胡同街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毫不客气地说，北京的胡同文化消失在我们的条条大路中。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两位大师，时任同济大学教授，闻名中国的古建筑园林艺术专家陈从周先生，和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先生。与北京老城区改建文物保护相似的是，上海外滩规划、南京路和城隍庙的规划更新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陈从周先生曾对阮仪三先生说：“阮仪三，我送你四个字，这四个字城隍庙一定要做到，哪四个字，拿笔记下来，第一个字，小，第二个字，小，第三个字，小，第四个字，小。”具体来说，小街、小巷、小商品、小尺度，这个就是上海城隍庙的特点。对大上海来讲，这就是非常精彩的城市风光。“小”是精髓，相比于一眼望不到对面的，要爬上过街天桥才能到对面的，茫茫的大马路，还是小小的南锣鼓巷、烟袋斜街、琉璃厂街让人更加舒服，不会让人产生恐惧和孤独，而这正是五湖四海游客最津津乐道的北京特色旅游。这样的街道，少了大马路，少了全速冲刺的小汽车，多了人气，多了生活气息，多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北京文化。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的是两位雅各布斯，Allan B. Jacobs和Jane Jacobs，前者是《伟大的街道》的作者，后者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作者，阿兰·雅各布斯认为街道高宽比最好介于 1:1.1 到 1:2.5 之间，房子与房子之间最好紧挨着，这样才有连续的街道的感觉；步行是一条伟大街道上最重要的活动，即使取消路侧石让车辆与行人混行，让行人主宰街道也在所不惜；要有舒适的环境，比如一颗颗落叶的树木能在夏日骄阳提供荫凉遮风避雨，冬天则让人们可以沐浴阳光，最佳的树距最好控制在4.5-7.6 米，这样树枝交叉可以形成笼盖；街道的路边要能停车；店面越多越好，窗户能让人感到生活的气息，那些探出墙头的枝干、树叶、藤蔓也很重要，让你联想另一边的花园世界；还有那些赏心悦目的动感元素：飘落的树叶、亮起的招牌、从树荫中倾泻而下的阳光、街道上行走的人们、慢速行驶的汽车、在建筑外表游走的光线，当然还有灯光、招牌以及橱窗烘托的美丽夜晚。简·雅各布斯则从另一层面诠释了街道的功能，街道扮演了城市安全的保护者（街道监视眼）、社会活动的承载者（第三空间）和孩子的教育者的功能。

根据两位雅各布斯所述，街道的种种功能能够很好的运行，“梁陈方案”中所述的邻里单元的理念，也就基本实现了罢。

总的来说，《城记》这本书用小说白描平叙的手法串联起北京旧城是完全保留还是逐步进行旧城改造；北京城的城墙和城门楼是拆还是留，这两个主要论点，插叙一些交通规划、街道设计的小论点，数篇君子之争的小故事，引人入胜。作为一个城规专业的北京人，对北京文化的情，对北京规划的叹。记得之前看到“开放式小区”的争论，反对派认为“开放式小区”缺少私密性和安全性，我不禁咋舌，试想一下，到了晚上，哪个封闭式小区不是冷冷清清，光线昏暗，除了几个散步通行的人廖无人烟，相比商铺琳琅满目的步行街，哪个我们更方便买菜？哪个更容易让人感到恐惧？哪个更容易有溜门撬锁爬窗户的小偷？所谓的私密性，换来的小偷的蠢蠢欲动，换来的是道路稀疏拥堵不堪，换来的是去超市买菜要骑10分钟的车。开放式小区与否，其实，两位雅各布斯早在她们的著作中给出了答案，而《城记》诠释了这一切的历史渊源。读罢至此，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城市规划本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经验学，摸着石头过河的学问，从没有一成不变规划，永远需要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