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琮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周礼》等古籍。《周礼》中有“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之说，东汉郑玄注“璧圆像天，琮八方像地”。汉代班固在《白虎通义·文质篇》中提到：“圆中，牙身，玄外曰琮。”这些记载说明，玉琮具有外方内圆的形制特征。但是古籍的描述纷杂多样，没有明确定论，直至清末，金石学家吴大澂（chéng）根据象形尺寸、考证源流，最终将玉琮实物确定为“琮”。

　　对玉琮实物的考证，可从成书于北宋时期的《考古图》中一窥究竟，其中已载良渚文化玉琮式瓷瓶，这表明宋代已出现对良渚样式玉琮的认识。清代吴大澂《古玉图考》中，亦收录有良渚玉琮。

　　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玉琮是良渚文化典型器物。其形制一般为内圆外方的柱体，并在器体表面对称雕刻有神人兽面纹饰。据统计，良渚古城遗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总量达1万余件。其中，玉器主要作为随葬品出土于分等级墓地，总数不少于7000件。

　　反山遗址是良渚遗址中最高等级的大型墓地。在迄今出土玉石随葬最多、最齐全的反山20号墓中，就有3件玉琮出土于墓主人的右手边，1件出土于墓主人的左手边，彰显了墓主人尊贵的身份，体现了围绕着玉琮等良渚玉器展开的严格等级秩序。

　　在反山12号墓中，出土了6件玉琮，其中一件位于墓主左肩上方，高8.9厘米、上射径17.1至17.6厘米、下射径16.5至17.5厘米，重达6.5千克，是迄今所见雕琢最精美、品质最佳、体量最大的玉琮，堪称“琮王”。它内圆外方，中部贯穿，四个角上都刻有精致的兽面纹，而在每一面中部凹槽上下位置则刻有神人骑兽的图案，被称为“神人兽面纹”。神人头戴羽冠、身坐神兽，生动逼真。经过不断的考古发掘，发现不只是“琮王”，在很多玉琮，甚至玉璧、玉钺上，都广泛存在这种形象相似的兽面纹，因此兽面纹也被认为是良渚文化的象征，被称为“神徽”。

良渚“玉琮王”

　　在良渚文化存续的一千多年间，良渚玉琮的造型也在发生着变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刘斌从出土玉琮的横截面入手，将良渚玉琮大致分成三式，并在此基础上将各式与出土的早晚关系进行比对，总结出良渚玉琮的横截面形状从早期到晚期逐渐从圆形向方形演变的规律。

　　兴盛于良渚文化的玉琮，在各族群文化交流中得到广泛传播。其他地区的先民接触到良渚文化之后，接受了典型的良渚玉琮样式，认同玉琮所代表的等级秩序。在良渚之后的龙山时代，良渚玉琮传播的范围北抵陕晋，南达广东，西北至甘青地区，西南到四川。我们可以从山东、山西、甘青等地出土的玉琮一窥究竟。

　　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琮，扁长方体，外方内圆，外壁面低于筒状口沿。原色为青灰色，大部分已被沁呈乳白色，局部呈赭褐色。琮体四面各有一竖槽，四个边近角部阴刻有三条规则直线和两个圆圈，组成兽面纹。该琮依然保留着良渚玉琮的基本形制，但是中孔巨大、外壁较薄，纹饰简化为抽象的图案。

山东五莲丹土遗址出土玉琮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玉琮，呈黄褐间黑褐色，器表温润光滑。单节，外方内圆，四面微显弧形外凸，外壁较矮，四面中部有竖向带状浅槽，其两侧有对应的横向线状槽三道。器表内外经打磨，但纹饰制作略显粗糙。该琮与良渚玉琮相比，纹饰更加简化，表现兽面纹的眼睛已经不复存在。

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玉琮

　　甘肃后柳沟村遗址出土的4件玉琮，是齐家文化玉琮的代表。质地为青玉，局部有乳白色沁斑。体作规整的长方体，两端作环形口，中心有一两端对钻的圆孔，器体打磨精致，光素无纹。齐家文化绝大部分玉琮为此类光素无纹类，琮面的竖向凹槽和纹饰已经消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良渚玉琮在从东南沿海地区向西北地区传播的过程中，形制和纹饰逐渐简化。

甘肃后柳沟村遗址出土玉琮

　　广东是目前所见良渚文化之后出土良渚风格玉琮最多的地区。韶关石峡遗址、封开禄美村、海丰三舵贝丘遗址，都出土了多节玉琮。

　　良渚玉琮的传播反映出，在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既各有渊源，又存在广泛联系，相互影响。良渚玉琮被多地先民所使用，体现了文化的传播性和我国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本文图片由姜仕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