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其狷者人格特质的一面。在曾国藩身边的同僚、同学等人看来，以及后来的人们评价来看，曾国藩无疑表现出儒家传统认可的“狷者”形象，湘军将领郭嵩焘在其日记中写道：

尽古今人才，只有狂狷两途。曾文正公（国藩），狷者类也。吾辈守之，仕不必求进，禄不必求丰，苟得行其志焉斯可矣。万钟之禄，不以为泰；不得行其志而退，终身泊然。其有不足，舌耕笔耨，取给一身而无所歉。

郭嵩焘认为曾国藩是狷者型人格，有着非常鲜明的“狷者”特质。郭嵩焘的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对于儒家士大夫来说，所谓狷者总是体现出性情淡泊、言语谦谨、举止收敛、有所不为的一系列特征，郭嵩焘所说的“狷者”正是如此。尽管曾国藩位高权重，但是人们会发现他时时刻刻保持着对言语过高、行为无羁、胆大妄为的狂傲者的不满，并且处处表现出对性情平和、谦谨收敛、恬谈无为的狷者的欣赏。在曾国藩获得位高权重的地位后，他对狂傲之气更是表现出特别的警惕，他反复告诫家人：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曾国藩对傲人凌物的狂者之态十分警惕，同时亦坚决反对说大话、务虚名的狂态，他总是反复对亲人、下属提出“实”的要求：

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国藩以此“实”要求自己、亲人、僚属，充分体现出他对狂傲的警诫，这正是一种狷者的人生态度。事实上，曾国藩在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种种人生哲学、人格修炼方面，包括谦谨、敬恕、坚忍、厚道、安详、平实、静一、恬淡等等，均是其狷者人生态度的体现。譬如，谦谨的态度是为了防止狂傲，所以曾国藩提出：“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

在曾国藩的人格修炼要求中，谦谨占有重要地位，这是其狷者人格特质的集中体现，故而龙梦生为《曾文正公学案》作序说：“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曾国藩的谦谨习性，是他长期人格修炼的结果。他在研习理学时，就受当时的理学家唐鉴等人内省修身的影响，每天通过日记的形式自我反省。他从日常生活的小事入手，甚至对每一种思想念头均不放过。这种通过日记对自己严格反省的例子在这一时期到处都是。譬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记中记载：

“灯后，何子贞来，急欲谈诗，闻誉，心忡忡，几不自恃，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复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是以欺世盗名为已矣。谨记于此，使良友皆知吾症根所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

他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要求是何等的苛刻严厉！这对他狷者人格的形成确是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对自己的利欲之心的反省与遏制，并由此走向淡泊、无为的狷者人生态度。他认为“欲求行慊于心，不外‘清、慎、勤’三字”，他解释说：“‘清’字曰名利两淡，寡欲清心，一介不苟，鬼伏神钦；‘慎’字曰战战兢兢，死而后已，行有不得，反求诸已。”曾国藩这种“恬淡安泊，无他妄念”的人生态度，正深刻反映出他精神气质中作为“狷者”的一面。显然，他作为“狷者”的君子人格完全是从事上磨炼而来。

但是，我们还可以看到曾国藩所具有的狂者的人格特质。尽管曾国藩会在公众眼里留下狷者的鲜明形象，但并不能掩饰其狂者的精神气质。我们知道，狂者的精神气质一般会体现其志向高远、意志强横、冲破流俗等各个方面，而曾国藩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其鲜明的狂者人格特质。龙梦孙在谈到曾国藩的精神气质时，固然肯定了其“谦虚”的狷者气，同时也强调其“强毅”的狂者精神。他说：“惟其强毅也，故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应该说，前面所述曾国藩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谦谨、敬恕、淡泊的狷者态度，他之所以严于律已以至达到苛刻的地步，恰恰是因为他具有极高的志向与宏大的抱负。他这样表达自己的志向：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

读书立志，须从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由于曾国藩所确立的人生目标十分高远，故而常常不可掩饰地表现出一种豪迈、气盛的狂者气象。他十分推崇那种“秉刚直之性”的人格精神，他认为，既然确立了“民胞物与之量”的伟大志向，确立了“内圣外王之业”的雄伟抱负，就必须要有“自立自强”以及刚毅、强横的进取之心和狂者之志去实现。所以，他反复强调：

自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

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由于曾国藩对“自强”、“明强”的强调，推崇一种“倔强之气”的豪杰精神，并且一生均“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这样，在曾国藩的精神气质中，就具有了志向高远、顽强进取的狂者精神。他率先倡导洋务运动，创办近代军工企业、派出留学生赴美国学习等行为，均表现出他特立独行、自拔流俗的狂者精神。同样，他作为“狂者”的君子人格也是从事上磨炼而来。

为了说明曾国藩的狂狷型君子人格是从事上磨炼而来，我们进一步考察他如何将狷者气质与狂者精神结合起来。事实上，许多人均看到了曾国藩的狂狷型精神气质的特点，曾国藩也表达了对自己这种狂狷特质的描述。他一方面要求自己、家人、部下养成一种狷者的“谦退”而不为的气质，另一方面又鼓励自己、家人、部下努力拥有狂者的“强矫”与进取精神，那么，这两种精神气质是否有矛盾呢？曾国藩十分善于将狂、狷的形式与内容分别开来，他提出：

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

“进取”、“强矫”是狂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而“无为”、“谦退”则是狷者的心理气质的形式特征，如果二者分别而对不同的目标和内容，那么狂、狷的态度就均是合理的。事实上，曾国藩所肯定的狷者气质，主要是针对个人名利而言的，他所提出的谦谨、坚忍、恬谈，以及各种内省修炼，均是要求在个人面对毁誉、得失的名利关头要取狷者态度，而在面对家国大业、人格理想时，则要具有明强、刚毅、独立不惧的狂者精神。

另外，曾国藩的狂狷型人格，亦体现在心理气质的形式方面。一般而言，狂者型的气质特征往往体现为倔强、倨傲、偏激，同时具有外向的特点；而狷者型的气质特征则往往表现为柔弱、谦和、淡泊，同时具有内向的特点，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气质心理及形式特征。我们所说的曾国藩具有狂狷型人格，亦是从其气质类型与心理形式而言的。我们在曾国藩的日记、书信中，屡屡发现他对自己的性格气质有一些论说与评价，包括“天性褊激”、“本性倔强”、“性素倔直”之类的说法，可见，就曾国藩的“本性”或“天性”而言，他更倾向发展出一个狂者气质的类型，那为什么他的同僚和后人大多认为他是一个“狷者”的人格类型呢？这种狷者的人格，形象主要是他后天养成和塑造的。由于曾国藩身处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也由于他深受理学内省文化的熏陶，从而使他学会以狷者的态度去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完成重大的人生事业。曾国藩自己反复讲到自己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境时的修身体验，他说：

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乎此二者。

余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炼，始知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昔年之倔强，不免客气用事。近岁思于畏慎二字之中养出一种刚气来，惜或作或辍，均做不到。

我们看到，曾国藩的气质本属执拗、倔强的狂者类型，但是，由于他能够在复杂、颠沛的政治生活历经磨炼，特别是他掌握了理学的心性修炼、反省内求的修身工夫，故而能够养成克已、畏慎、谦和、平淡的狷者气质。就是说，他在处理同一种事情时，会同时体现出狷者与狂者的双重气质特征。譬如，在同治元年九月，湘军在与太平军激战并处于非常艰难之时，湘军不仅是军事上遭到太平军的猛烈攻击而处危机之中，又因急缺粮饷而士气低落。在这种内外交困之时，江南巡抚沈葆桢竟因本位的考虑而截留了本应给湘军的粮饷，这对湘军而言确是雪上加霜。曾国藩本是一个具有刚倔、强悍气质的人，他很难容忍这件事情，但他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狂狷合一的复杂态度：

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亡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

曾国藩在极为忿恚时，却通过自我反省而采用了“动心忍性、委曲求全”的态度，这无疑是狷者的精神气质。但是，曾国藩又将这种“动心忍性、委曲求全”视为一种借以“磨砺我之德性”的积极进取机会，这恰恰是倔强、进取的狂者精神的充分表现。曾国藩的这一狂狷气质，特别鲜明地体现在他的“咬牙立志之诀”中：

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曾国藩奉行“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的格言，既是一种“一味忍耐”而“有所不为”的狷者气质，更是一种“咬牙立志”而积极进取的狂者精神！

（文章为朱汉民教授为第二届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提供的学术论文。朱汉民教授在阳明学术研讨环节，均表达了文章中的相应观点。在此感谢天地文化基金会对论坛学术研讨专场的特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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