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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人的年阅读量真的是64本吗？

谈史 编文

“ 我国国民年人均阅读图书 4.5 本，远低于韩国 11 本、法国 20 本、日本 40 本，以色列 64 本”，这一组数据被我国报刊频繁引用、广泛传播，尤其是以色列人年图书阅读量达 64 本书的说法，几乎出现在我国每一篇有关人均阅读数量的报道中。

对于数据的真实性，开卷总经理孙庆国曾表示质疑，人民网、《羊城晚报》等也曾发表讨论，认为以色列的年人均阅读量并没有 64 本那么高，我国与国外人均阅读图书数量的差距也没有网上传的那么大。但是，出于数据传播较久、出处难以追溯等原因，关于这个数据的真实性一直没有得到证实或证伪。甚至在 2019 年中外新闻社小记者暑期采访以色列驻华使馆新闻官的活动中，小记者还在求证以色列“每人平均每年要读67 本书”的真实性，新闻官的回答是：

“ 请问你的数据是从哪里来的？（互联网）我不知道 67 本书是不是准确的数据，但是以色列人确实有读书的习惯，我们差不多一周读一本书。”

▌ 传播的源头

“ 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在我国的出现与变化 根据检索到的资料，“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 最早出现于高子阳 2001 发表在《好家长》上的题为《您的孩子该读多少本书？》的期刊文章，具体表述为：“世界上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他们每年平均每人读书 64 本，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千本藏书。”

2004 年开始出现“以色列每人每年读书 64 本”的说法。“64 本”这一数据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多次变异，分别为 40、46、50、54、55、56、60、62、63、66、67、68、70、76 本。分别把期刊论文、报纸文章中的变异数据出现频次与“64 本”的出现频次一并逐年统计，其逐年变化情况见下。

这一数据 是 2001 年左右开始出现，最初几年都是个位数，2006 年后出现小高峰，2011 年后出现第二个高峰，之后持续增长，于 2014 年达到顶峰，然后持续减少，2022 年降至个位数。对我国与阅读相关的重要事件进行对比分析，发现这一数量的变化规律与我国全民阅读发展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全民阅读源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系列倡导活动：1972 年的“全民读书”（Books for All）、1982 年的“走向阅读社会”（Towards a Reading Society）、1995 年的“世界读书日”(the 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1997 年的“全民阅读”（Reading for All）。

第一个重要事件发生在2006 年。当年我国官方文件第一次出现“全民阅读”，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等 11 个部门发出《关于开展全民阅读活动的倡议书》，联合成立“全民阅读组织协调办公室”。因此，2006 年也被称为我国“全民阅读元年”。这对应着引用“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这一数据的期刊、报纸文章数量在我国的第一个小高峰。

第二个重要事件发生在 2011 年。这一年，“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被写入《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随着中央对全民阅读的推动，有关研究和报道大幅增加，这也对应着引用“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的数量在我国期刊、报纸出现第二个小高峰。

第三个重要事件出现在 2014 年。“倡导全民阅读”首次被列入《政府工作报告》，相应地，“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在我国期刊、报纸中的出现频次也达到峰值。“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这一说法往往与我国人均年阅读量同时出现，并通过两国间的对比反映我国人均阅读量不足，表达出对我国国民阅读状况的担忧与警示。至今全民阅读已连续第十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普遍关注。随着全民阅读深入开展，研究与报道的关注点已从呼吁全社会的重视转向阅读推广事业的具体行动，引用“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的文献数量也逐步下滑。

对引用“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的文章进行统计，发现其发表在 548 种期刊和 415 种报纸上，其中不乏权威报刊，如《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把期刊、报纸按发表文章频次统计，然后使用 Fourish 制作云图结果如图 3-4 所示，可以看出这一数据在我国的传播是极为广泛的。我国最早引用这数据的是 2001年的1篇期刊论文[23]和 202 年在《中国教育资讯报》上发表的3 篇文章作者都是高子阳，既没有说明数据来源，也未列出参考文献。仔细分析报刊文章引用这数据的表述时发现，引用者往往称这一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出版科学研究院开展的全民阅读调查，或直接表述为“据资料显示”“据调查”等。然而，对这些组织或数据库的公开资料进行检索，并未找到关于该数据的任何资料来源。

引 用“以色列年阅读量 64 本”的期刊、报纸频次云图

▌真实数据如何？

下列出的是以色列 1969-1999 年 9-13 岁及14 岁以上国民每个月读 1本、2本、本及以上图书的人群占比。可以看出犹太人每个月的阅读量整体早下降趋势。以14 岁以上人群为例，每个月阅读 3 本及以上图书的人群占比 1969 年为 39.7%，1979 上升至43.3%,之后开始下降,1991 年跌至最低点(11.4%),与历史最高点(43.3%)相差 31.9%。1959 年对 14 岁及以上犹太人阅读量占比的统计口径与 1969 年及之后不同，列举几个数据帮助了解当时以色列犹太人的阅读状况:1959 年半年内，未读书的 14 岁及以上犹太人占31.2%，阅读1到2 本书的占 14.7%，阅读3 本及以上书的占 54.1%。1969 年还调查了每个月读 4 本、5 本书及以上的犹太人群占比，分别为 9.7%、14.2%。

以色列 国民图书不同阅读量占比 ：

从符合论角度加以分析。以色列 1969 年 14 岁及以上犹太人中每个月读 5 本书及以上的人群占比为 14.2%，1 年有 12 个月，这意味着以色列 1969 年 14 岁及以上犹太人中每年阅读 60 本及以上的人群占比为 14.2%。以色列在 1979 年调查过每个月读5本书及以上的 9-13 岁犹太青少年的人群占比，为 31%，也就是说，每年读书 60 本及以上的 9-13 岁犹太青少年占比为 31%。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回复，可以推断 40.1%的 18-65 岁的以色列人每年至少阅读 52 本书。

可以判断，以色列的犹太国民中年阅读量超过 60 本的只是小部分人群，并非全部国民。从上表也看出，以色列非犹太国民的阅读量低于犹太国民，也就是说阅读量达到年 60 本及以上的整体国民占比要低于上述的犹太人占比。而且，以色列读书人群中各阅读量占比在 1969-1999 年的 30年间明显呈下降趋势，由此可以判断，1999 年后以色列国民中犹太人每年读书超过60本的已达不到 14.2%，与传闻中人均阅读量 64 本相差甚远。这些数据均在不同程度上与“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这一数据存在差异，说明该数据并不符合事实真相。

▌神话从何而来？

Allport 与Postman 提出的经典谣言公式表明，谣言强度或传播广度=情境的模糊性*事件主题对于个体的重要性。也就是说，情境的模糊性 (或不确定性)是导致谣言传播的基本原因。

以色列是特色明显的国家。以色列建国之后迅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科技、军事力量强大，人才辈出，19012021 年间，至少有 212 名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占全球所有个人获奖者 22%。人们把这些归因于犹太人尊重知识、热爱读书的优良传统。

在全民阅读的语境下，以色列/犹太人被视为典范，常见的报道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88 年的调查表明，在人均拥有图书和出版社、每年人均读书的比例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和以色列相比”， 犹太人从不焚烧书籍，即使是一本攻击犹太人的书；在以色列重要的宗教活动日“安息日”这一天，书店可以正常营业，供读者买书、读书，安息日逐渐成为以色列人固定阅读的日子， 犹太家庭的书橱一定要放在床头以示尊敬，放在床尾则表示对书的不敬，当犹太小孩接触图书之际，往往举行特定的仪式，并让小孩在触摸书籍时能够尝到蜂蜜的甜味，以此加深小孩对书籍的喜爱与亲密印象。

可见，围绕以色列是一个热爱阅读的国家的报道在我国传播广泛，这些传播通过报纸、电视等大众媒体渠道，强化了犹太民族是一个重视教育、热爱阅读的杰出民族的模糊印象，这就创造了相关谣言传播的情景模糊性，降低了对所接收信息的判断意识。所以，当 2001 年左右出现“犹太人每人每年读书64本”的说法时，人们会自觉地将这一数据与心中的模糊印象进行匹配，在数据与印象具有一定符合度的前提下，选择相信这一数据为真实数据，并加以传播。

从传播角度来看，情绪是传播内容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意义的理解和传播效果。多篇文章包含“远低于”“大大低于”更赶不上”“以色列年阅读量 64 本之多，而中国仅.......中国与以色列的 64 本相比，仍相去甚远”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常常被拿出来对比”等，这些表达或明或暗地表达出对我国人均阅读量的不满、焦虑与担忧，甚至对我国“低阅读量”带有愤怒情绪。能激起人们情感的谣言更容易传播，且激发负面情绪的谣言比激发正面情绪的谣言更容易传播。部分引用此数据的文章不惜采用夸张，甚至极端的语句来描述以色列人热爱阅读的程度，如“犹太人甚至连乞丐都离不开书”等表达试图煽动读者情绪，迎合读者的情感需求。这些情绪化的表达使得该谣言以情绪为动力进行情绪化的传播，呈现出“弱信息，强情绪”特征。

在此特征下，类似“我国阅读量与国外差距极大”这种富含情绪的传播内容唤醒了我国读者对本国国民阅读量不如外国国民的负面情绪，使读者理性思维活动减弱，转移了读者对数据真实性的关注。在情绪作用下，即使面对并不真实的数据，读者也会接受，且不加分辨地传播。

▌先入为主的判断

人们会按照自己的偏好处理信息，去否定那些与他们最深的信念相冲突的论断，以此降低认知不和谐。当网络偏激信息中包含与用户兴趣偏好一致的信仰或观念时，即使信息内容中存在着夸大或带有某些偏激的言论，人们可能也会选择不加验证地接受。犹太人有阅读的传统，犹太人热爱阅读的形象深入人心，所以即使出现“以色列/犹太人年人均读书 64 本”这样夸张的数据，人们也会选择相信。因为信任者先入为主的认知，使得人们在获悉此数据时选择了带有偏见的信息处理方式。

同时，一些“权威专家”对这一谣言的重复，进一步加强了人们对于这个说法的确信。

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势，认为那些权威的信息源提供的信息和有品牌的传播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是可信的，而那些社会信誉低或知名度不高的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则不一定可靠。部分权威报刊和知名学者，通过自身努力，在较长时间内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且具有一定的资历与社会地位，在社会活动中获得了受众的广泛认可，成为可信任的传播主体，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话语权。这些话语权的形成会引导部分相关研究方向，体现其学术引领力;获得更广的传播途径，形成更高的话语传播力:通过客体对话语权的认同行为，获得更高的话语影响力。引用“以色列/犹太人年阅读量 64 本”的媒体不乏权威期刊和权威报纸，权威期刊、权威报纸和知名学者三者因为其自身的学术话语权，在以色列人年阅读量这一信息上起到了引领、传播和影响的作用，由于这些权威信源做出了数据为真的判断，引得读者效仿信任，建立起该数据为真实数据的判断，推动了此数据的传播。

谣言通常通过信息流瀑传播，一旦一定数量的人相信一则谣言，其他人也会相信除非他们有更好的理由相信这则谣言是虚假的。一方面，多数人对以色列国民阅读这个话题缺乏直接经验和个人认知;另一方面，部分公众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倾向于用简单的线索来判断信息的真伪，而较少进行事实查验。多数人在权威信源做出数据为真的判断后，没有怀疑和查证数据是否属实，在经过“一传十，十传百”后，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不实数据的“真实性”。

当然，尽管以色列/犹太人年人均阅读量并没有达到 64 本，但40.1%的 18-65 岁以色列人每周至少阅读一本书，这样的阅读量也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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