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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7日，奥斯维辛集中营终于被解放，结束了纳粹在这里的各种暴行，联合国因此将这一天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70年来，这个集中营成为一个不可遗忘的标志，提醒大家：人类可能如何盲目、狂热而残忍地，犯下不可思议的暴行。

为了纪念奥斯维辛解放七十周年，德国第一公共电视台（ARD）在2015年发起一项推特Hashtag标签：“＃奥斯维辛对我的意义：___________”（#Auschwitz ist für mich:___________）。这个行动引发了媒体激辩。究竟我们能否“推特”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事件？如何在140字内说出集中营的意义？这么做的伦理意义何在？

《南德日报》 （Süddeutsche Zeitung） 的编辑普兰斯塔勒说：不！奥斯维辛不是主题标签的对象，因为用一百四十个字表达这个场所、这个事件，是轻率的“反应”（Reflex），而不是深刻的“反思”（Reflexion）。但是历史学者布克哈特（Hannes Burkhardt）则问，用140个字或14000个字描述集中营，差异何在？我们总是得面对这个事件。而一个情绪，一个反应，也可能将我们带向反思的路。

超过560万人被解送到奥斯维辛，超过110万人在这里失去生命，其中百万人是犹太人。这个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人类所能想象，也非人类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如何描述这个邪恶的大屠杀机制？德国人如何承担奥斯维辛，又从历史中学到了什么？七十年来德国社会不断陷在集中营带来的伦理难题中，苦苦思索答案。显然不管是一百四十字或一万四千字，都难以刻画大屠杀的成因及面貌。

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布兰特（Willy Brandt）访问华沙，在犹太区的纪念碑前，为了纳粹犯下的集中营暴行跪下并默哀，承担了德国一整代人的罪责。他以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忏悔姿态，回应了大屠杀的罪责与伦理问题，也因此获得次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但是，不是每个德国人都能那么勇敢面对奥斯维辛。那不只是无法启齿的尴尬话题，也是无法表达、无法想象的事。德国最重要的政论谈话节目《君特·姚赫谈话秀》（Günther Jauch ）于2015年1月25日时邀请了两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以及参与1963年起诉集中营工作人员的检察官维斯（Gerhard Wiese）上节目，谈论那无法想像的暴行。

主持人姚赫问维斯，为什么一般的德国人这么不谈集中营问题？维斯说，一般的德国人认为，清理纳粹的工作已经被盟军完成，他们只想尽快回去过正常的生活。而那些被起诉的集中营工作人员，在战前也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正常”德国人。德国司法界当时并无太大兴趣在沉重的业务负担外，另外起诉这些人。

可是“正常”的生活，难道不是建立在对那些“绝不正常的事物”的忽略上？这些非正常的暴行，德国社会平常不愿意碰触。姚赫指出，战后的40、50年代，大部分的德国人不愿探究奥斯维辛，认为大部分德国人民与集中营无关；而60年代开始，在法兰克福的检察官揭露集中营的共犯结构后，整个德国都为了“平常”德国人的涉入而震惊。

在那之后，人们以为罪责问题早已经被司法回答，所谓的“克服过往”（Vergangenheitsbewaltigung）已经与70年后的今日无关；然而，当姚赫的节目上，这两位幸存者缓缓叙述奥斯维辛里发生的事情时，整个共和国的观众还是为之震动。

84岁的艾尔本（Eva Erben）说，当年她被解送到集中营时才11岁，她与家人们无法理解这个集中营的作用，她以为只是暂时的栖身处。但是，她自己的母亲在被解送至集中营途中─每天冒着寒冷行走3、40公里的“死亡行进”（Todesmarsch）─筋疲力尽抱着年幼的她，与她告别：“我无法再继续下去了，我现在必须离开你了。”她看着母亲死亡。她在集中营里看到越来越多不可理解的荒谬与残忍，终于知道，这不是暂时的家，而是最后的终点。

她讲述她因为被分到两只左脚鞋子想更换而被警卫用枪托打落牙齿，她见到许多母亲的婴儿被强制夺走，她见到地上满布婴尸，她见到失去婴儿的母亲精神失常、抱着不存在的宝宝唱摇篮曲，最后投身在电网自杀……。这段记忆太过残酷，她必须等到终战几十年，人已移居以色列开始新的生活后，才有办法述说。

而九十三岁的弗丽德兰德（Margot Friedlander）则说，纳粹掌权时她们全家必须逃亡，她甚至染发、动了整形手术，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不像犹太人。全家后来还是被抓到，分别被解送到不同集中营，她则孤单地躲藏、流浪于街头。战后多年她才知道，除她以外的家人皆已在集中营中死亡，“我的母亲走进了毒气室”。后来她移居美国，近90岁时才终于回到这个如此残酷对待她的故乡─柏林定居。

当她决定返回德国时，亲友们无法理解，怀疑她如何能回到这个杀害她全家的“充满恶人的国度”。她对着镜头说：“其实，我在德国受到温暖欢迎，很多人也对我的返乡表示感激。现在的德国人，已经是大屠杀的第三代、第四代，他们与那一代犯下的罪行无关，我有什么资格审判他们呢？”

这是充满谅解的姿态。但是这一代的人又如何回应她的和解与原谅？姚赫指出，民调显示，今日三十岁以下的德国人中，有百分之二十不愿意谈论集中营的问题，“对此，你感到愤怒吗？”两位幸存者回答：我们只能递出我们的手，只能向这些不愿意谈论的人见证，希望他们也能成为见证者，因为我们能成为见证者的时间，来日无多了。艾尔本并说，见证的意义在于提醒我们，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今日还是会一再发生。

节目最后，姚赫引用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魏瑟尔（Elie Wiesel）——也是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话总结：“每一个倾听见证者之证词的人，自身也是见证者。”

这一集节目让整个德国社会动容。

70年后，经历过无数次的司法审判，民间出版了无数谈论集中营的著作，但我们还是必须不断记忆，不断见证；即使没有人可以完全记得当时的状况，即使没有幸存者能够真的见证最根本的邪恶。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冈本（Giorgio Agamben）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谈论“见证”。他说，见证的拉丁文“testis”有两种意义，一种是作为第三方的证人，如同审判般去评断争议双方；另一种则是自身经验其中，从头到尾承受、体验了这个事件，进而能够见证。前者是法律问题（quaestio iuris），是试图做出公正审判；后者是事实问题（quaestio facti），是自身的经验、自身的责任，永远无法被法律穷尽。

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见证，正是不能被法律化约的领域。战后的审判似乎暗示了奥斯维辛的问题早已经被克服，然而，大屠杀的邪恶远远超出了法律问题，这是一个必须不断被回应的伦理问题，是一次必须不断被见证的事件。

姚赫也指出一个残酷的事实：根据调查，德国人直接地或间接地参与大屠杀的共犯结构的，约有50万人，然而其中只有约900人被起诉，不到0.2%。此外，战后的纳粹审查委员会甚至因为执行成效不佳，被讥为颁发了“洗洁证”给那些纳粹分子，让他们得以除罪。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由得质问，法律在大屠杀的问题上，是否束手无策？

真正的正义审判，无法仅由法律完成。阿冈本指出“见证”的内在矛盾：幸存者永远只能说出部分，永远无法完成真正的、完整的见证，因为亡者之声不可能被听见，有资格见证的人、真正接触到邪恶的最深处的人，都不是幸存者。

然而，也因为见证的不可能完成，我们承担着这样的伦理责任：我们必须不断地倾听或述说，我们必须在明知失败、不可能“真实”的情形下，持续地见证这个时代的暴行、罪恶，与那些不可能完成、也不可能停止的“克服过往”工作——不管用多少字数，不管用哪种形式，不管标上哪种主题标签。我们必须倾听证词，因为我们有成为见证者的义务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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