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第二批特赦战犯50人，其中包括沈醉和溥杰。图为沈醉等特赦人员合照

第三次特赦（1961年12月25日）

1961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68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61名（如廖耀湘、杜建时等），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

1961年，第三批特赦人员包括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左）和伪满外交部长阮振铎等人

第四次特赦（1963年4月9日）

1963年4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35名“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30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3年4月9日，第四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主席、伪蒙古军总司令德王，图为德王（前排左二）及其幕僚

第五次特赦（1964年12月28日）

1964年12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3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包括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45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7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4年12月28日第五批特赦人员包括伪蒙疆自治政府副主席、伪蒙古军上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李守信，图为德王与李守信在东京

第六次特赦（1966年4月16日）

1966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遵照特赦令释放了57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其中包括有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战犯52名，原属伪满洲国的战犯4名，原属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犯1名。

1966年，第六批特赦人员包括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甘珠尔扎布，图为甘珠尔扎布与川岛芳子成婚

第七次特赦（1975年3月19日）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争罪犯，这次特赦是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一次赦免。此前，毛泽东曾批示：“一个不杀”，“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在具体政策和待遇方面特别交待：“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全部在押的战犯

这七次特赦中，被放出的大多为“战犯”，其中不乏有曾在抗战中立功的名将，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和廖耀湘等。被特赦后，他们大多进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进行历史研究和史料撰写。

杜聿明——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杜聿明是国民党军十大抗日名将之一，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黄埔系骨干。

杜聿明曾参加北伐战争、长城抗战、淞沪抗战等著名战役。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杜聿明

1949年1月10日凌晨，其被解放军战士俘虏在萧县青龙集张老庄村。但杜聿明被俘后受到了解放军的优待。在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精心治疗和护理下，杜所患的胃溃疡、肺结核和肾结核等长年痼疾，逐渐好转、康复直至痊愈。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接到了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1961年2月，杜聿明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杜聿明积极撰写文史资料，1961年，他写了《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晚年的杜聿明关心祖国统一，曾发表《纪念二·二八起义》、《寄语台友》等文章，敦勉在台师友共同为统一大业奋斗。

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

清朝末代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九一八事变”之后在日本人控制下做了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1950年8月初被押解回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

1959年12月4日接到毛泽东的特赦令并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毛泽东和溥仪

对首批特赦，溥仪却不报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特赦之前，副所长曾找溥仪问关于特赦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特赦一年后，他的弟弟溥杰也获得了特赦。

王耀武——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

王耀武是国民党十大抗日名将之一，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

王耀武

王耀武在内战期间，参加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

王耀武在北京功德林监狱改造时，开始思想有顾虑。毛泽东让罗瑞卿转告王耀武说：“你功是功，过是过。你的抗日功劳我们共产党人是会永远记住的，只要你安心改造，你很快就会回到人民中间的。”在被俘后不到一个月，1948年10月19日，他就接受新华社记者的采访，畅谈其在解放区的观感，对党的宽大政策表示衷心感谢。1959年2月，王耀武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之一。

特赦后，王耀武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4年冬，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

宋希濂——抗战名将，被称为“鹰犬将军”

宋希濂被称为“鹰犬将军”，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一军军长，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等职。

宋希濂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期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舰事件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紧紧追随蒋介石。自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被俘，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1949年12月19日在大渡河沙坪被围，宋希濂抽出手枪试图自杀，被其警卫排长一把抓住，随即被俘。

1959年12月4日，他被最高人民法院特赦，作为第一批战犯被释放。

特赦后，宋希濂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1964年起，先后担任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0年宋希濂经中央批准赴美国探亲，因子女坚留，遂定居美国。晚年宋希濂在纽约创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任总顾问。1984年又在华盛顿发起建立“黄埔同学会”，任副会长。

廖耀湘——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第六军军长

抗日名将，曾任蒋介石“五大王牌军”之一的第六军军长。

廖耀湘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后留学法国，回国后参加南京保卫战，1940年同杜聿明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抗日，为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廖耀湘被俘。

1961年，廖耀湘被特赦，后被聘任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员，为全国的文史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1964年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于1968年12月2日的一次批斗中突发心脏病而逝世于北京。

黄维——抗日名将， “黄维兵团”司令

黄维也是抗日名将，国民党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曾参加淞沪会战、武汉保卫战、缅甸反攻等著名战役，在抗日战争中立下功勋。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员向原国民党中将司令黄维发放特赦释放通知书

黄维是在淮海战中兵败被俘，黄维在进入战犯管理所之后，为了逃避“思想改造”，始终不肯“认罪”。将全部心力投入了永动机的科学研究之中。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对全体战犯的特赦令。特赦之后，黄维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任文史专员。

文强——“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毛泽东舅表兄弟

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军统局北方区区长文强，是毛泽东的舅表兄弟，在黄埔军校与林彪同期，与周恩来的弟弟周恩寿同班，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脱离共产党，成为军统人员、国民党军参谋等，抗日战争期间作为国民党的一员投身抗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75年，毛泽东的表弟文强最后一批获特赦出狱

解放战争期间，文强于淮海战役被俘。

1975年3月，劳改26年的文强获得特赦出狱，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之后，他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

王友直——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

王友直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出狱后脱党。作为国民党在西安的最后一任市长，他多次给中共地下党组织加强保卫力量，地下党员常常坐在王友直的办公室，从事“地上”革命工作。

王友直

西安解放后，王友直跟随胡宗南逃走后，成为解放军通缉的“战犯”，1949年12月，王友直被关押入狱。1960年11月获特赦，后被定为国民党“起义人员”。

王友直后任陕西省政协常委，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等职，1992年3月9日在西安病逝。返回搜狐，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