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都有潜在的风险，可能会与社会因素相碰撞，引发不同类型的危机。鲍教授曾撰文指出，与自然和人类历史相比，年轻的技术不可避免地隐含风险。处于复杂和紧凑关联中的社会，重大技术风险很难被隔离在工程范围内。它们一般会演变成社会性风险。例如，化工项目、大型航空和海洋运输活动、生物基因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它们潜在的影响都有长周期反馈、长期潜伏、长久负面效果的“长态”特征。每次危机还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不同的危机高频率出现，已经是大概率社会现象。危机管理应该成为每个组织的战略重点，统领其他各项生产活动。

鲍教授表示，当代社会的技术风险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复杂的领域，包括文化、心理、伤害程度、评估程序等12种不同的属性，不能予以简单化的分析。具体到自动驾驶技术的现代技术风险，鲍教授谈到了两个维度：1、是否是基于消费的需求和愿望自愿做的选择；2、是不是被施加的技术问题。即使是两个看上去相同的后果，如果是自由选择，被施加的技术风险的评估标准和适用程序是不一样的。技术风险要点是主观、客观互动的，是文化的，也是制度的、契约的，所以关于技术风险未经讨论的规定都是强加的社会契约，都是有公平性的问题。

鲍教授提出了三个讨论新技术风险的维度：1、社会公平，关注强者和弱者之间的关系；2、合理补偿，对于在有限可靠性之上引发的伤害，是不是有按比例进行补偿的安排；3、发展进步，每次发生这样的事件，都要思考是不是促进了对问题的认识，是不是促进了社会在使用这些技术、选择这些技术的过程中有更加进步的理解，能够减少和避免已知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