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祯农书》中称“牛为农本”，又言“牛，耕牛也”，[1]可见古人观念中“耕”与牛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牛为耕犁农业提供了重要的畜力支持，至迟在西汉时期，牛耕就已经出现，汉武帝时期的赵过就曾倡导过牛耕，至东汉时期，牛耕已经呈普遍之势。之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至宋元时期，又出现了一些的新的变化。

 元代牛耕使用较为普遍，但农户拥有耕牛的情况上出现了较大差距。王祯说“今劝农有官，牛为农本，而不加劝，以致生不滋盛，价失廉平。田野小民多租赁，以救目前。计其所输，已过半直。”[2]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市场能够流通的耕牛较少，以至价格昂贵。然而由于无法置办耕牛，一部农户只能选择租赁，其租赁的价格以及其他成本却已经达到牛价的一半。但农户主动选择承担这种高价也要进行租借，足见在当时的耕作中牛必备且普遍，没有耕牛的参与难以全农事。而明代的农民直接选择以人力代替牛力，连租赁也不提了。

与租赁形成反差的则是王祯本人记载的“用三牛四牛”的情况，二者对照不难发现，租一头牛的成本已经很高，同时租用三头或四头牛实为不明智之举。对于这些能够使用数头牛的农户，即使可能租用也是出于分担牛力而非租牛以救急之用。

政府鼓励这两种农民之间的租赁行为，“如有余剩牛只之家，令社众两和租赁”，[3]不过其价格不得而知，参考宋代私牛租基本要高于官牛租的情况，元代也应如此。江浙行省庆元路奉化州的赋税条目上有“官牛租粮米三石”一款，延祐[4]和至正[5]年间的记载均无变化，当地官牛的数量为两头，折算一头官牛的租子为一石五斗，而当时南方水田亩产米二石，旱田亩产麦或粟一石，[6]农家一般耕种三十亩左右，这也就说如果租用官牛的话，要占2.5%至3%的收成，而且当时一人一月消费的米约为三斗，一石五斗的租子相当于五个月的口粮，可见其代价是较高的。不过相较于宋代四石至十石的牛租，在当时南方户均耕地也在三十亩左右的情况下，却已经减轻了农户的负担。[7]

牛套的使用。这种工具由牛轭、耕索和耕盘三部分组成，它的使用，使牛与犁分开，以往牛犁一体的状态被改变。从“抬杠”到“耕索”，这里的“杠”就是早期的牛轭，“一条杠分解为两条绳索”，[8]又促进了犁具的改革，犁辕长度得以缩小，其他的一些部件也被省去，犁的结构趋向简化。《王祯农书》中的记载如下：

牛轭……服牛具也，随牛大小制之，以曲木竅其两旁，通贯耕索，仍下系鞅板，用控牛项，轭乃稳顺，了无轩侧。[9]

耕索，牛所輓绳也……长辕犁……然平田则可，至于山隈水曲，转折费力……终不若用索之便也。[10]

耕槃，驾犁具也……耕槃旧制稍短，驾一牛，或二牛，故与犁相连。今各处用犁不同，或三牛四牛，其槃以直木长可五尺，中置钩环，耕时旋擐犁首，与轭相为本末，不与犁为一体。[11]

牛套的出现和普及不是一时之功，早在在东汉晚期的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12]已经出现了用牛轭和绳索来拉车的画面，但是“何时发明的、在一头牛上用的，形状弯曲的轭，还不甚清楚”，[13]至迟在唐代，绳套装置已经开始用于耕犁，曲形穿孔的牛轭在晚唐虽也出现，但与耕索、耕槃三者真正结合，还是在宋元时期。这之中耕槃与犁的分离也十分重要，在五代时期乃至宋初，耕槃仍是犁的组成部分，至王祯所处的元代，耕槃已经独立出来，并与牛轭、耕索形成牛套组合，“这是农具史上的一大革命，从而使农具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14]耕槃与犁之间有铁质牵引钩连接，耕槃可长可短，为“多牛一犁”提供了便捷有力的工具支撑。同时以往笨重的耕犁也逐渐被轻便的短辕犁取代，使我国传统农业又前进了一大步。具体形制可见《王祯农书》中的图录：

现代使用的牛套与王祯所记载的牛套相比，除了在耕槃盘中部与耕犁联结的牵引钩不同外，几乎并未有所变革。至于牵引钩的创造发明，则要到明清时期。[15]

北方牛耕重新出现多牛一犁。传统牛耕形式据以往研究所见，从汉至唐，“经过了由二牛三人方式到二牛一人方式，又由二牛一人方式到一牛一人方式的演变过程”，[16]蒙金时期北方经过残酷的战争，人口大量减少，农业生产衰退，而战乱对原南宋统治的南方摧残不多，基本上延续着以往的发展态势。在这种背景之下，北方又出现了多牛一犁的形式，有观点认为这是北方农业生产衰落的一个体现，[17]然而此时的“多牛一犁”已经和最初的形式大相径庭。王祯记载：

山东及淮汉等处，用三牛四牛大小不等。[18]

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南方水田泥耕，其田高下阔狭不等，以一犁用一牛挽之，作止回旋，惟人所便，此南方地势之异宜也。[19]

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北方地区多牛一犁是真实存在的。王祯认为北方多牛一犁的原因是地势，然而在此之前北方以及西北地势平坦的农耕区已经明显出现了减少耕牛配比的情况，单纯的地形原因并不能解释这种现象。王祯又说“后稷之裔孙叔均，始作牛耕，至汉赵过，增其制度，三犁一牛，则力省而功倍，今之耕者大率祖此”，[20]“按三犁共一牛，若今三脚耧矣”，[21]王祯这里是将犁与耧车混而为一了，并不是对耕犁形式的解释。

元人胡祗遹说“大抵一夫之力，终岁勤动，无懈无怠，百亩之田，犹不能办，后世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22]胡祗遹是北方人，其活动范围绝大多数也在北方，生卒时间在金末元初，正是北方地区从破坏转到恢复的阶段，而之所以出现所谓的“贪多”情况，也是因为战乱之后地广人稀，不得已而为之。

同时他又说“古者三牛耕今之四十亩，牛之刍豆饱足，不妄服劳，壮实肥腯，地所以熟。今以不刍不豆羸老困乏之牛，而犁地二百余亩，不病即死矣”。[23]由于劳动力的缺乏，不刍不豆”饲喂的牛气力不足，为了能承担繁重的耕作，就要进行分担，即王祯所描述的“一犁必用两牛或四牛。”然而此时的一犁多牛因工具的革新，既牛套的使用，与以往的形式大不相同。

在五代乃至宋代的敦煌壁画[24]中，传统的“二牛抬杠”依然是主要形式，新式工具并未普及。

然而在王祯所处的元代，新式的工具，即牛套，已经日益推广。在元人程棨摹南宋楼璹的《耕织图》中，牛套也已经出现。

可以说，北方农业的衰落应当只是规模与数量层面，这是长期战争带来的必然后果，但内在技术的革新并未停滞。这种多牛一犁具体如何布置，或许能从今人的使用中溯源：

从上图可以看到，既可以在每个单独的牛套装置外再增加一根较长的耕槃，也可以直接以多个牛套中的耕索共用一根耕槃。耕槃的长度较为灵活，如果它没有从耕犁中独立出来，仍是耕犁前端的一个部件，如果耕犁也未简化，依旧笨重不便，多牛一犁方式的革新会曲折得多。这也表明，生产工具的革新并不是孤立的，新的工具的出现总是要在之前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也为后来的革新铺垫道路。

当然也要看到，事物发展中的不平衡，王祯自己也说“今秦晋之地，亦用长辕犁，其辕端横木，如古车之制，以驾二牛”，[25]即使是在农业机械化日益普及的现代，仍然有一些偏远地区使用着相对落后的生产工具，如西汉中晚期出现的二牛抬杠驾犁，一人扶柄的耕作方法，至今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当时的革新，更应持审慎态度。

[1]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57页。

[2]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57页。

[3]  黄时鉴点校：《通制条格》，第190页。

[4] 《延祐四明志》，《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289页。

[5] 《至正四明续志》，《宋元方志丛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517页。

[6] 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第17页。

[7] 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牛耕》，《史林》，2006年第6期，第12页。

[8] 荆三林：《十一——十九世纪中国在牵引钩上的发明与农机的改进》，《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85页。

[9]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74页。

[10]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532页。

[11]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73页。

[12] 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年，图版图一。

[13] 周昕 著：《中国农具通史》，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年，第636页。

[14] 荆三林：《十一——十九世纪中国在牵引钩上的发明与农机的改进》，第85页。

[15] 荆三林：《十一——十九世纪中国在牵引钩上的发明与农机的改进》，第90页。

[16] 鲁全才：《汉唐之间的牛耕和犁耙耱耧》，《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版），1980年第6期，第89页。

[17] 程念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牛耕》，《史林》，2006年第6期，第13页。

[18]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532页。

[19]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4页。

[20]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2页。

[21]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169页。

[22] （元）胡祗遹：《论农桑水利》，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5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62页。

[23] （元）胡祗遹：《论农桑水利》，第563页。

[24]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敦煌壁画全集》，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第74、94、161页。

[25] （元）王祯撰：《王祯农书》，第532页。

老版《三国演义》第26集《回马荐诸葛》中，23分29秒左右出现了已经上述提到的业已简化革新的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