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门之下，可以栖迟。”这是《诗经》中的诗句，衡门，即今所谓牌楼，可证周代时中国已有此类建筑，距今至少已2600年。

老北京是金元明清四代都城，牌楼建筑更规范、更宏伟、更精致，1949年前，北京尚有120多座牌楼，至今尚存65座，只是多在公园内，真正临街的牌楼仅有6座，其中4座在国子监街上。

北京现存最古牌坊在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山门外，始建于元代（1328年至1330年之间），本为木制，明代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改建成琉璃牌楼，石额上有“永延帝祚”“秩祀岱宗”的题词，传说出自严嵩手笔。

在方言中，牌楼、牌坊并称，则二者区别何在？有人认为：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斗拱和屋顶，而牌楼有屋顶，气势更宏大，以后人们楼、坊部分，成为互通的称谓。

此说貌似有理，其实不然。

从牌楼发展史看，初期牌楼均无“楼”，只它是一种简化的民居，因穷人无钱，所以多用“衡门”，即“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居也”，就是在两柱之间加一根横梁，下安门扇。后为防止木头遇雨朽烂，覆以黑瓦，所以这种门又叫乌头门，唐宋时只有富贵人家才能安置得起，是所谓“豪门”了。

唐代以前，中国城市多采用“里坊制”，即一里左右见方为坊，外设土制坊墙，墙上开四门，白天开放，夜间关闭，按唐代长安制度，非三品以上大员不得在坊墙上开门。坊内有十字街将其分成四区，每区另有十字街，即为曲。

“里坊制”的优点是便于防盗，交通易规划，此外能有效防止疾病传染。唐代长安分为108个坊，居住人口可能超百万，是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但从史籍看，长安却很少发生大的疫情，不能不说，这种城内有城、大城套小城的方式自有其优点。

“里坊”四门多用“衡门”，因来往人员密集，故朝廷通知均张挂于此，此外，有好人好事，亦会在此公示，所谓“嘉德懿行，特旨旌表”。遂使牌坊成为表彰的载体。

宋代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里坊制”渐废弛，中国城市转向街市制，但牌楼仍承担着旌表的作用，被认为是崇高荣誉的象征。

由此可见，牌楼源于牌坊，二者并无显著区分，北方一般称为牌楼，南方则多称牌坊，对于有屋檐者，也称为“有楼牌坊”。

老北京城内曾遍布牌楼，后电车公司为方便交通，屡次申请拆除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1924年，不经内务府批准便派工人施工，附近居民群情激奋，将工人扭送至警察局，时政方面也表示“牌楼乃历史遗迹，极具文物价值，且为本市公共建筑物，久为本市市民所认可，理应予以保存”。

上世纪30年代初，电车公司再度申请拆除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称年久失修，随时可能垮塌，认为“无艺术价值”，但实证机关考察后发现，这些牌楼均由楠木制成，“园径四尺”，“皆极伟大，此等工作如此坚固，焉有歪倒之说”。

遗憾的是，后来浙江人袁良任市长，为了盗取牌楼所用木材，将前门牌楼等9座牌楼全部拆除，代以钢筋水泥，称“此种建筑方法采用西式坚强合理之骨干，而保存我国庄严光华之外表”。袁良后因收粪税而引起市民反对，被迫辞职。

本文内容主要引自《老北京地方志·人民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