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清之后，打行依然活动，只是在称谓上有所变化，即清人一般称之为“打降”。《坚瓠集》云：“（打行）鼎革以来，官府不知其说，而吏胥又不晓文义，改做降字。但此辈惟得钱为人效力耳，何尝欲人之降。此予少时所亲见，今此辈久而不变，故记之。”（注：褚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又清代“打降”一词，还有打架之意。清郝懿行《证俗文》六《打降》云：“俗谓手搏械斗为打降。降，下也，打之使降伏也。方语不同，字音遂变，或读为打架，盖降声之转也。一读为打将，亦降之讹语耳。”《红楼梦》第二十四回：“原来这倪二是个泼皮，专放重利债，在赌博场吃闲钱，专管打降吃酒。”）康熙《崇明县志》也称：“崇向有打行。打行者，云打为行业也，又名打降。”（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

那么，“打”怎么会作为一种职业行当而兴起于晚明呢？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1、游民的激增。明代前期，江南社会相对稳定， “四民各有定业，百姓安于农亩”，“家家丰足，人乐于为农”。然而，由于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明代中后期，农民不得不迁业流动。

江南重赋已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历史现象，史称：“天下财赋，东南居其半，而嘉湖杭苏常镇六府者，又居东南之六分，他舟车诸费又六倍之。”（注：《明神宗实录》卷一六三。）《日知录》云：“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也就是说，仅苏松常三府田赋就占全国田赋收入的15%强。据今人研究，有明一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6%， 而税粮却占全国近22%，明中期有漕省份每年运送到北京的400万石漕粮， 仅江苏的江南五府就提供了1,334,950石，占总数的1／3强， 而杭嘉湖不但赋额高，而且起运的比例高达90%（注：范金民：《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在重赋的敲剥下， 江南“皮骨已枯”，官绅地主尚可将其负担转嫁到小民头上，而小民则以“供税不足，则卖儿鬻女；又不足，然后不得已而逃。”（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人口激增也是晚明江南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南京明初只有27,000户（注：《明神宗实录》卷一七六。），而到万历时，则是“生齿渐繁，民居日密”，仅十三门内外的人户，就有“几十余万”之多（注：周晖：《二续金陵琐事》。）。杭州成化时有户90,000，口约300,000， 但到嘉靖、万历时，“城有四十里之围，居有数百万之众。”（注：万历《杭州府志》卷三三《城池》。）松江地区，“隆、万以来，生齿浩繁，民居稠密，幸享承平，足称富庶，倘兵燹陡发，驱民入城，无论乡镇，即四郊外十里许，计男妇不下二十余万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五《记土木》。）人口的大增，给生计造成严重困难，时人对此多有议论。《明神宗实录》云：“吴民生齿最繁，恒产绝少。”（注：《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徐贞明云：“东南之境，生齿日繁，地苦不胜其民，而民皆不安其土。”（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徐光启亦云：“南人太众，耕垦无田”，故应“均浙直之民于江淮齐鲁”（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十二《西北水利议》；卷九《垦田疏》。）。

正是在赋税、人口的双重压力下，江南人口大量流移，“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注：《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如太仓州，洪武时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宣德末年造册时，止存10里，1,569户，而实际存在的户口仅738户（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 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流失了83%。昆山县，洪武元年， 口390,000余，嘉靖元年减为140,000 余（注：嘉靖《昆山县志》卷一《户口》。），流失了64%。上元县洪武初，口253,200有奇，万历二十年， 减为27,700有奇；江宁县洪武二十四年，口220,000有奇， 万历二十年，减为23,600有奇。“总计二县人户丁口，视国初十不逮一。”（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户口》。）嘉定县，万历之初，“困于漕粮，荒芜极望，户口离散，几无以立县。”（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六五《嘉定县改折漕粮本末记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那么，这些流失的人口到底流移到哪里去呢？苏抚周忱归纳为大户苞荫、豪匠冒合、船居浮荡、军囚索引、屯营隐占、邻境蔽匿和僧道招诱等七种流向（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何良俊则归纳为四种流向：“正德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自四五十年来，赋税日增，徭役日重，民命不堪，遂皆迁业。昔日乡官家人亦不甚多，今去农而为乡官家人者，已十倍于前矣。昔日官府之人有限，今去农而蚕食于官府者，五倍于前矣。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昔日原无游手之人，今去农而游手趁食者，又十之二三矣。大抵以十分百姓言之，已六七分去农。”（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十三《史九》。）

在以上不同的流向中，一部分人得以迁业或觅得栖身之所，而另一部分人则蔽匿邻境，船居浮荡，游手趁食，成为社会盲流，城镇中一时“袖手游闲者，肩摩踵接”（注：崇祯《嘉兴县志》卷十五《里俗》。）。这些人除了“气力”之外，一无所有，为了谋生，“什伍为群”，死党相结，专恃“勇力”过活。《江南通志》云：“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询其根由，始于游手无赖，各霸一方。”（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上海县志》云：万历时，本县打行之风颇盛，“此辈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注：康熙《上海县志》卷一《风俗》。）《无锡县志》云：“里路新街等巷，恶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凌轹暗弱，谓之打行。”（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云间据目抄》亦云：“恶少打行，盛于苏州……此辈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心日炽。”（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这是打行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2、市镇的繁荣。明初江南邑里萧然，生计鲜薄， 经过几代承平发育，到明中期以后，面貌大为改观。

首先是原有的大城市店铺亭馆鳞次栉比，商业颇为繁荣。嘉、万年间，南京“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注：谢肇淛：《五杂俎》卷三《地部》。），成为“北跨中原，瓜连数省，五方辐辏，万国灌输……南北商贾争赴”（注：张瀚：《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的繁荣城市，仅当铺就“不下数千百家”，至少也有“五百家”（注：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三。）。杭州东有鱼盐之饶，西有五湖之利，圜圚之盛，不让南京，史称其“接屋成廊，连衽成帷，市积金银，人拥锦绣，蛮樯海舶，栉立街衢，酒帘歌楼，咫尺相望”（注：崔溥：《漂海录》卷二。）。苏州牙侩丛集，“货物辐辏，四方旅寓之人，皆在其地开张字号行铺”。“凡四方难得之货，靡所不有，……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注：康熙《吴县志》卷二六《兵防》。）。

其次是不少村落集市居民日众，百业开发，逐步发育成新的市镇。湖州府菱湖镇明代之前甚是荒凉，然至正嘉隆万间，第宅连云，舟航集鳞，桑麻环野，成为一方雄邑（注：光绪《菱湖县志》卷一。）。以江苏元和县为例，震泽镇：元时居民仅数十家，明成化中至三四百家，嘉靖间倍之，而又过焉；平望镇：明初居民千百家，自弘治以后，居民日增，货物齐备，而米及豆麦尤多，千艘万舸，远近毕集；严墓市：明初以村名，而居民止百余家，嘉靖间倍之，货物颇多，乃成为市；双杨市：明初居民止数十家，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民至三百家，货物略多，始自成为市；盛泽镇：明初以村名，居民止五六十家，嘉靖间倍之，以丝绸为业，始称为市；梅堰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居民止五百余家，自成市井，乃称为市；庉村市：明初以村名，嘉靖间始称为市，居民数百家；八斥市：明初居民仅数十家，嘉靖间乃至二百余家，多设酒馆，以待行旅，久而居民辐辏，百货并集。（注：乾隆《吴江县志》卷四《镇市村》。）据统计，明中后期，江南有市镇329个， 其中千户以上的大型市镇约14个（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之数量分析》，载《思与言》第16卷第2期。）。苏、松、嘉、湖四府，有市76个、 镇140，合计216（注：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载《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

城市集镇的发展，为打行提供了活动空间。因为市镇不仅是城乡交流的纽带，而且是水陆交通的枢纽，更是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在这里，商旅云集，店铺林立，人口流动频繁。如南京城，辐辏四海，水陆交通异常发达（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大中桥、三山街、斗门桥、中正街一带，百货聚焉，“市魁驵侩，千百嘈其中。”（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南京水陆诸路》；卷一《风俗》。）苏州“众艘聚焉，转输村镇，旋及旁邑，莫不赖之。”（注：嘉靖《吴邑志》卷十四《物货》。）杭州香市期间，远近商贾香客蜂拥而至，“数百十万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拥于寺之前后左右，凡四阅月方罢。”（注：张岱：《陶庵梦忆》卷七《西湖香市》。）松江隆庆以后，游船渐增，而夏秋间泛集龙潭，颇与虎丘河争盛矣。松人用以设酒者，无虚日。（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在这种人稠物盛的环境中，打行不仅易于找到勒诈打劫的对象，而且易于觅得雇主，更重要的是易于藏身。无锡城北门之外，群商聚集，流氓充塞其间（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周忱云：“天下之民，常怀土而重迁；苏松之民，则尝轻其乡，而乐于转徙。天下之民出其乡，则无所容其身；苏松之民出其乡，则足以售其巧。”（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这里所谓“售其巧”，既指苏松之民可以在市镇从事正当职业，如改业工商或充当雇工，又指在城市可以做“浮食游民”。正因为如此，所以“苏松之逃民，其始也皆因艰窘不得已逋逃；及其后也，见流寓者胜于土著，故相煽成风，接踵而去，不复再怀乡土。”（注：《明经世文编》卷二二，周忱：《与行在户部诸公书》。）或许正是因为得以“售其巧”，所以江南流民最差的归宿是充当流氓，而北方流民由于没有发达的城镇将其吸纳，不得“售其巧”，最终走上了造反之路。

3、社会结构的活化。与市镇经济发展相对应，明中叶以后， 江南社会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从职业结构而言，不仅出现了“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的迁业态势，而且出现了士与商、士与工相混的职业错动融合趋势（注：有关江南绅士业商业工的记载很多，如黄省曾《吴风录》云：“吴中缙绅士大夫，多以货殖为急。”于慎行《谷山笔尘》卷四《相鉴》云：“吴人以织作为业，即士大夫多以纺织求利。”）；从居民结构而言，各市镇流入大量移民，这些移民既包括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也包括失业离乡的流民，还包括外地流寓商人。如南京城，“百物皆仰给于贸居，而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当铺，在正德前皆本京人开，今与绸缎铺、盐店皆为外郡外省富民所据矣。”（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从阶级结构而言，在商品经济的牵引下，财产转移迅速，各社会阶层“起落不常”，“每见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遁者，比比是也。”（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民利》。）“吴中大家巨室，席祖父遗业，……盖未一再传而败其家者多矣。”（注：汪琬：《尧峰文钞》卷十六。）如松江乡绅宋恺、苏恩、蒋凯等，家产皆积至十万余，“然不五六年间，而田宅皆已易主，子孙贫匮至不能自存。”（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卷十三《史九》。）从城乡关系而言，二者的交换关系日趋密切，农家经济商品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当地乡民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完全依赖乡村小市场由外地或更高级市场输入。（注：参见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134页。）所有这些说明江南已初步突破以农为本、以定居为常态的“乡土社会”结构（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3页。），而开始步入动态化的“市镇社会”。

费孝通说，乡土社会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是一个定居的“礼俗社会”，在这里，民众都依从由传统经验形成的“礼”这种“社会公认合式的行为规范”行事，一切矛盾纷争主要在社区内通过调解解决，“无讼”即成为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注：费孝通：《乡土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版，3页。）“百姓皆怕见官府， 有终身不识城市者。有事即质成于粮长，粮长即为处分，即人人称平谢去。”（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卷十三《史九》。）

由乡土社会向“市镇社会”的过渡，无论从人和空间的关系上讲，还是从人和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讲，均将民众置入一多变而陌生的环境中。由于以“礼俗”为核心的乡土社会调适体制无法调适“市镇社会”，而当时的政府组织又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镇社会”调适体制，于是江南一度陷于错乱状态，舍义逐利、导奢诱淫、贵贱无等、长幼无伦之风浸淫弥漫，“伦教荡然，纲常已矣。”而这种伦教纲常的失序状态，体现在社会风习上便是奸伪百出，行使假银者有之（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云：“行使假银，民间大害，而莫如近年为甚。盖昔之假银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则在在有之矣。昔犹潜踪灭迹，今则肆行无忌矣，甚至投靠势豪，广开兑店，地方不敢举，官府不能禁，此万姓之所切齿也。”），出售假货者有之（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云：“市井多机巧，能为伪物。始与交易，则出以尝试，外若可观，非信物也。能辨识之，然后出其佳者，价亦相去什百。”），它若公开抢打撞骗更比比皆是，结果导致“刁讼蚁聚，凌虐蜂起。”初时“犹无赖小人为之，近年则士类效尤，腆然不顾名义矣。稍不如意，辄驾扛抢奸杀虚情，诬告纷纷。时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谣……有祖父卖过田产，历经加绝，而子孙以夺占告者；有家人婚配，生育多年，复捏奸抢诓告，希图吓诈者。”（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又海瑞《备忘集》卷五《示府县严治刁讼》亦云：“江南刁讼太甚……俗有种肥田不如告瘦状之说。”）即“白发黄童，俱以告讦为生。刀笔舞文之徒，且置弗论，而村中执耒荷锄之夫，亦变为雄辩利口……竟入市，市纸书讼词，郡中为之纸贵，一肆中有日得三十金者。”（注：朱察卿：《朱邦宪集》卷一四《与潘御史》。）海瑞开府吴中时，“人人以告讦为事，书生之无赖者，惰农之辨黠者，皆弃经籍、释耒耜，从事刀笔间……至今三吴小民，刁顽甲于海内。”（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华亭讼狱之繁多，“山积波委。”（注：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四《正俗一》。）上海健讼，“视华、青犹甚，而海蔡后益炽，凡民间睚眦之仇，必诬告人命，遂有赊人命之说。”（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一日，海瑞“按临南察院，放告，词讼堆积如山，海度不可阅，取火焚之。”（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纪风俗》。）时人将江南“讼风”大盛归咎于海瑞，其实这是皮毛之见，事实上正是海瑞大量受理讼案，才使争讼得以充分暴露。

一般来说，中国古代的民间纠纷主要通过法律裁断、邻里调解和暴力慑服等手段进行解决。以律以理不能服人，必然走向以力服人。面对频繁而激烈的争讼，由于地方政府无力也不愿受理这些案件（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 而“乡土社会”中普遍采用的调解方式在这里又失灵，于是许多争讼只好诉诸暴力。下文我们会看到不少雇佣打手解决民间纠纷的例子，兹不赘言。这也是打行得以流行的原因。

4、官绅地主对“暴力”的需求。明代中叶以前， 官绅地主多半居住乡里，其后在商业利益及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下，逐渐移居城镇。（注：关于地主城居化问题，参阅北村敬直《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日本评论新社1972年版第二章。）据载，南京东水关、武定桥、江宁县、三坊巷，世胃宦族云集（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风俗》。）。吴郡居住县城、府城及市镇的地主占地主总数的十之八九，乡居地主仅占十之一二（注：乾隆《吴郡甫里志》卷五《风俗》。）。苏州“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十之四五，聚居市镇者十之三四，散处乡村者十之一二。”（注：道光《苏州府志》卷十《田赋》。）康熙时也有人说：“江南烟户业田多，而聚居城郭者，什之四五。”（注：赵锡孝：《徭役议》，《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三《户政八》。）地主城居化，促进了城镇的繁荣。在“新事百端”的江南城镇中，官绅地主虽然极大地满足了生活欲求，但也遇到新的问题。

首先，他们面临佃仆的威胁。江南土地高度集中，“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这些佃作者既包括原无田产者，也包括“投靠”而来的奴仆。豪绅徐阶、董份、董其昌家，投靠家奴皆达上千。方其乡居之时，乡绅与佃仆的关系相对密切，这些佃仆不仅为他们耕作土地，而且充当他们的“自卫力量”。然而，随着城居化的推进，主仆关系不仅因城乡地域差距而日益松驰，而且因地租日重而不断恶化（注：江南不仅以赋重为时人瞩目，也以租重为人诟病，史籍多有记载。如《日知录》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云：江南“岁仅秋禾一熟，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少者不过一石有余，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三斗，少亦八九斗。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主奴关系因此由“相资相养”一变而为“相猜相仇”（注：细田浩二：《明末清初江南にぉける江南地主奴仆关系》，载《东洋学报》50卷3号，1967年。）， 佃户抗租事件时有发生，“差役不敢至其门”（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苏州府风俗考》。）。如万历年间，无锡县“佃田者不输租”（注：万历《无锡县志》卷四《风俗》。）。天启四年，吴江县佃农“不辨荒熟，概不完租。”崇祯十一年，吴县横金各乡农民结党抗租，“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众焚其居，抢掠其资。”他们在唐左耕等人率领下，“纠合沿湖三十余村，刑牲誓神，村推一长，籍罗姓名，约佃农勿得输租业主，业主有征索，必沉其舟，毙其人，愚民煽惑，挥戈执械，鸣金伐鼓，聚及千余，焚庐劫资。”（注：叶绍衷：《启祯记闻录》卷二。）尤其在明末，江南普遍出面了抗租奴变，嘉定、金坛等地“群奴揭竿倡乱，邑绅尽受其殃……捕其主拷掠索身契，众千万人，邑令不能剿。”（注：转引自谢国祯《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其次，他们面临游民、饥民的威胁。如前所述，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城镇多有游民集聚。嘉靖三十八年，苏州“城中游民结聚成群，随路抢夺。”（注：《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六八七《苏州府部》。）徐阶家居时，“时刁民皆囚服破帽，率以五六十为群，沿街攘臂，叫喊呼号，而元辅三第前后左右，日不下数千人。”（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万历十六年，上海大饥，“桀黠者煽众环富室告贷，寻间入室中，尽夺其所有，报复杀伤甚众。”（注：同治《上海县志》卷三十。）崇祯十三年，吴江县米价腾涌，“乱民朱和尚等，率饥民百余人，强巨室出粜，不应则碎其家，名曰‘打米’。各村镇皆然”，一邑骚动。（注：乾隆《吴江县志》卷四十。）同年，“苏郡蝗灾，斗米千钱。城中申少师、范长白、管进士玉音家，俱被饥民抢劫一空。”（注：《丹午笔记》八一《蝗灾饥荒》。）

再次，他们面临乡民的抗争。晚明乡绅横暴乡里，把持地方政事，劣迹斑斑，史书多有记载。如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畏明论，不畏清议，吸人膏血，啖国正供，把持朝政，浊乱官评”，为人疏参。（注：《虞阳说苑》甲集《张汉儒疏稿》。）这激化了绅民矛盾，以致乡绅成为众矢之的。如江阴豪绅钱海山，财货山积，嘉靖四十五年，“数日间，悉为乡里豪强辈群起而分拉之，若许庄，若马路庄，约其屋之数，俱数百间，高墙深池，规模伟丽，仅两日，抢拆一空，即成白地。”（注：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四《海山覆败》。）乡绅董其昌父子，肆行不法，三县军民共愤，齐集董宅，“且拆且火，数百余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密室幽房，尽付之一焰中矣”（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一时“三吴世家大族，人人自危，恐东南之变，将在旦夕”（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

面对上述情形，当时江南社会治安体制无能为力。一方面由于人口流移、缺乏编审，作为基层社会主要治安工具的里甲组织已名存实亡；另一方面，当时江南军备废弛已极。以南京为例，作为南都禁卫军的“营兵”，初时10万有奇，至万历时，仅存27,000有奇。嗣虽添设陆兵营、水兵营、标营，但形同虚设，“大都旧营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癃居什之九。新营近亦强弱居半，概不足恃。若江北浦口营兵二千名，池河营兵三千名，皆名存实亡。”（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营兵》。）以市区治安力量而言，南京起初并“无巡逻马步军”，后来虽然奏设，但日久废弛，一遇大盗，望风奔逃，以至“见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营兵》。）。南京的治安状况尚且如此，其他城镇可想而知。至于地方警备力量的卫所军士，也浸不如前，各卫军在武者，“赢饥疲色可怜，与老稚不胜衣甲者，居其大半。”（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营兵》。）“虽一诸生可役使之”，不足以任战守。（注：《明史》卷八九《兵二》。）因此，海瑞抚吴时发出“江南兵备废弛为甚”之叹（注：海瑞：《备忘集》卷五《督抚条约》。）。

如是，绅士地主既不能依靠政府力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了对付“顽佃刁民”，便只好自觅“打手”，看家护院了。如民抄董宦时，“董宦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捍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史载：一日，有刁民六七人入乡绅徐阶宅，徐府“拥健儿百余，取泥粪，自头至脚，且涂且灌，须发以内，无不沾足者。遂逐之出，有诈跌仆地死者，健儿争溺其口。”（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这些“健儿”正是徐府雇佣的打手。这也是打行得以存在的重要因素。

5、募兵制的兴起。明初，朝廷实行兵农合一的卫所制度， “边腹内外，卫所棋置，以军隶卫，以屯养军。”卫卒平时负犁耕作，战时荷枪作战，亦兵亦农。其后因死亡逃匿等因，“什伍日亏”（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二《勾军可罢》。），“东南沿海卫所军政不举，武备尽弛。”（注：《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一。）嘉靖三十九年，戚继光在清查沿海卫所时言：海门卫旗军左等四卫，原设官军六千五百二十八员，现存官军止一千一百八十三员；中所百户伍内，原额一百一十三户，今存者止老军二户。（注：《戚少保年谱耆编》卷之二。）由是，明政府转而推行募兵制，“军外募民为兵，屯外赋民出饷。”嘉靖以后，东南倭乱兵变相乘，江南出示募兵，以佐军旅缓急。因土著之谨厚、富实之家都不愿意应募，乃只好“招一切无赖，使纨绔将之以对敌。”（注：叶权：《贤博编》。）一时光棍游食之徒充塞行伍间，如巡检司弓兵“皆系光棍包当”（注：《明朝经世文编》卷二六五，胡宗宪《题为献愚忠以裨国计疏》。），南京振武营卒“多无赖子”（注：《明史》卷八九《兵一》。）。平定倭乱以后，江南仍有雇佣恶少入伍之事。如倭乱时，南京招募浙兵备倭。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趁悍，间有事故死亡，若归故土者，雇倩本地恶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糈。地方毫无所益， 而岁费钱谷几十万……尤可恨者，群聚剽市人之物， 或公然为劫盗，奸乱无所不至。”（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一《浙兵》。）这助长了打行势力的发展。《明世宗实录》云：“苏州自海寇兴，招集武勇，诸市井恶少，或奋腕称雄杰，群聚数十人，号为打行。”（注：《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八，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云间据目抄》云：恶少打行，于倭乱兵变时，“乘机猖獗，必有不可胜道者。”（注：范濂：《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明通鉴》亦云：“苏州自倭寇兴，招集武勇以为义兵，市中恶少起应之，后遂群聚剽劫，有打行扎火诸囤名，武断城乡间。”（注：夏燮：《明通鉴》卷六二。）

二

打行“什伍为群”，群聚夜游，“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注：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七《与万明府书》。），但以城镇及水陆交通要道为其主要活动场所。打行成员多系无家恶少，“成群合党，攘臂挺身，不论是非曲直，惟以必胜为主”，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活动犹如牙行，以“效力得钱”为目的。“人家有斗殴或讼事对簿，欲用以为卫，则先谒头目，顷之齐集；后以银钱付头目散之，而头目另有谢仪，散银钱复有扣头，如牙侩然。”（注：禇人获：《坚觚九集》卷二《打行》。）据载，打行成员训练有素，掌握一套独特的打人方法，可以根据需要，或击胸肋，或击腰背，或击下腹，做到“打至辜限外，其月日死，其期不爽”，而不必抵命，市民见而摇手避之。（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耿橘《开荒申》；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三。）是故，打行极易觅得雇主，颇有市场。

作为一个流氓群体，打行呼朋引类，啸聚为乱，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但为了加强自己的势力，他们往往歃血结盟，组建各种组织，在其头目下号令进行活动。如华亭“一条龙、地扁蛇等，则皆郡中打行班头也。此辈蜂聚蚁合，实繁有徒，幸地方有变，以逞其狂。”（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崇明县的打行“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天启初，有杨麻大、陈梅二、郁文昌桥、陈二、熊帽子，名团圆会。崇祯时，有黄伦等结成地皇会。”（注：康熙《崇明县志》卷六《风物志·习俗》。）苏州府打行“设约盟神，结成党羽，或衣服一色，或同佩一物，创立党名，如小刀会、青龙党之类，手带铁棱铁套，身佩藏角刀，生事打降，一呼而集，殴差抗官，同恶相济。”（注：光绪《苏州府志》卷三《风俗》。）苏松地方，打降“狐群狗党，引类呼朋，打造紧刚箍、流星锤、檀木棍、铁索链诸般凶器，盟香会集。”（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一四《禁罡棍打降》。）

此外，还有一些流氓群体，也属于打行性质。如浙江宁波有一种无赖，“群居肆虐，谓之打郎。”（注：万历《仙居县志》卷二《风俗》。）

《武林草附刻》云：

迩来杭城有等不营生业、游食趁闲之徒辈，专逞耍拳使棒，名为打手。教师引诱自家子弟，转相学习，结党成群，见事鸱张，沿街虎踞，甚至受他人之雇，代为泄忿报仇，抑且入豪右之牢笼，甘作飞鹰走狗。（注：赵国麟：《武林草附刻·禁打手》，转引自《中国流氓史》 384页。）

《王百谷集》载：

打会，会行必有手搏者数十辈，为之前驱。凡豪家之阻折，暴市之侵陵，悉出是辈。与之角胜争雄，酣斗猛击，旁观之人无不罢市掩扉，夺魄丧气。此皆怒发裂眦，暴虎凭河之流。往来倡导海氛，焚烧官廨，不过此曹为之。（注：王稚登《王百谷集·万历四十七年序》。）

显而易见，打郎、打会、打手的活动与打行无异，大概是不同地区、不同人对打行的不同称谓。

再者，打行之风也不独“三吴”有其事，只不过是三吴地区更为炽烈罢了，在安徽、广东一带也有其活动足迹。如徽州“恶棍结为打行，自立红裤、天王、棒槌、斧头等会，妄称天罡、太保名色，串通白捕，捏情打诈，伙告伙证，最为民害。”（注：《歙纪》卷八《记政迹·事迹》。）广东兴宁县打行“实繁有徒，街市村墟往往结党横行，酗酒撒波，良民少触，其怒小则辱詈群殴，大则突拥抄家，冒禀官衙，遇事风生，如蛮如发，是民之蝥贼而法之不贷者也。”（注：崇祯《兴宁县志》卷二《政纪》。）

打行不仅组织名目繁多，所从事的活动也多种多样，“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社会危害性极大，“指其党则有天罡百龙、十三太保、百子尖刀之不一其名，语其恶则有丧命、倾家、拆离、奸占、放火、撒青不一其害。”（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兹举其大者，分述如下：

其一、受人雇佣，充当打手。

1、受雇抢亲。江南地方有抢亲陋习，有贫而不能娶妻者， 即雇打行强娶。《丹午笔记》云：“康熙年间，男子联姻，如贫不能娶者，邀同原媒，纠集打降，径入女家抢亲，其女必婿亲扶上轿，仍以鼓乐迎归成亲，次日杯酒释欢。”（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

2、受雇抗讼。在江南地方衙门前，常有打行“丛丛簇簇”。“无论小民借交报仇，即宦仆狐假虎威，出入衙门，往往挟此辈以为重，不得志于官府，必肆志于打行。”（注：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耿橘《开荒申》。）每逢开庭审案之日，原被告均请打降保护（注：顾公燮：《丹午笔记·打降》。）。“当官审出，两造邀集亲友中之恶少，以及种田佃户、街市游手各藏短棍铁尺金刚圈等类，即于衙门前互相凶殴。”（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苏州府志》载：

讦讼之家，用以伺伏衙门，对簿事毕，即狙击仇家，欲得而甘心焉。以假命诬从者，亦号召之使争先排挞，恣行打抢。（注：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资治新书》载：

一遇讼事，或原或被，必先投托打降。其未审以前，四路兜拿毒殴，既审以后，布阵拦打，视人命若草菅，藐官法如弁髦。（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一四《禁罡棍打降》。）

3、受雇斗殴。《太仓州志》载：“吾州恶习，多相殴， 或倩无赖，曰打行。”（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分建南汇县志》云：“上海及嘉定积有打降，凌弱暴寡。向来自斗其地，近则上海有争，并借力于嘉定。其应募而至者，姓氏不知，面目不识，命案之多率由此。”（注：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一九《风俗》。）在民间纷争中，事主也常请打行上阵助威。《江南通志》云：

无知乡愚，见人买地造坟，辄以妨碍风水，生计阻挠；而营葬之家，复虑势孤力单，设局抵敌。因而彼此纠集打降为防护。若辈复呼朋类以快意，白昼列械，势愈寇盗。幸而漏网，则酒食钱财任其贪壑；一遇事发，则兽奔鸟散，卸祸他人。（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

有时打行还代人寻仇，“凡愚民有报仇复怨之事，争投其党，倩其人。交拳者、喝彩者、得胜者，论功称谢。”（注：《常熟水利全书》卷一《附录》。）《嘉定县志》云：

市井恶少，恃其勇力辩口，什伍为群。欲侵暴人者，辄阴赂之，令于怨家所在，阴相触忤，因群殴之。则又诬列不根之词，以其党为证佐，非出金帛厚谢之，不得解。（注：万历《嘉定县志》卷二《风俗》。）

4、受雇于牙行。在苏州一带，常有贩卖海蜇鲞鱼等货到， 牙户雇佣打降截抢。史云：“航海□□□□货□□运苏镇，南濠牙户，先遣健仆使船纠集□□党棍，预计屯札中途湖口，一遇海味揽船□□□□□□，哨党蜂拥，丛打乱抢，屡至鲞船□命有□□日，情极可怜。泛至到□，鲞货半匿八□□□□□□□□□，致使异乡孤客，素手空回。”（注：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13 《苏州府永禁南濠牙户截抢商民客货碑记》。）

5、受雇参与政争。明朝灭亡后， 南京的复社人物与阉党余孽因“哭临”仪式而发生争执。阉党雇募了数十名“青手”（打行之一种）自卫，复社中徐武静、张子退二人，各率来自东阳、义乌的力士戴宿高等，也手执白棒，大白天在街上搜索行走，遇到青手，随即击逐。因此阉党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凌辱诸生，士气为之大振。（注：转引自陈宝良：《中国流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170页。）

6、代人挨打。江南赋重，逋欠者甚多，每逢追比之时， 有人不愿遭受皮肉之苦，便雇请打行代受笞楚。史载：“吴中无赖，为人代比较者，计笞数索钱，曰‘打钱’。”（注：禇人获：《坚瓠五集》卷一《哈打打》。）姑苏地方，一般每挨捧一板付银二钱（注：陆世仪：《桴亭先生文集》卷五《姑苏钱粮三大囤四大弊私言》。）。

其二、凌弱暴寡，勒索钱财。

1、胁迫寡妇嫁人。寡妇孤苦无依，“强嫁之条，律有明禁”。然而，为了攫得钱物，打行每每忍心害理，三五成群，此唱彼和，“或揭□□秽言，或起无端挑逗，遂至强媒硬保，不能振节烈纲常，甚至威逼劫孀，奚敢论聘金多寡。更有拉□酒图规钱，愈演愈奇，不一而足。可怜娶妇之人，罄家揭债；再婚之妇，人去财空。惨至年齿相悬，富贫不等，悲风怨雨，自尽丧身者，又不知凡几！见者伤心，闻者胆战。”（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二一九《青浦县为禁地方弊害告示碑》。）

2、诓骗抢夺财物。在街市之区，多有打行出没，“打人诈人， 白夺民财。”如苏州地方，打行“分列某处某班，肆行强横，有瞷乡人持物入城，设计诓骗至深广之处，半骗半夺者。有同赴官理，讼为仇家赂集，驾祸抗打，而其人无所控诉者，有白昼偷抻，地方结扭送官，适遇党与救解脱去，反受侮虐，如俗所称炒盐豆者。”（注：《云间据目抄》卷二《记风俗》。）天台地方，有“一种无赖泼皮打降恶棍，平时游手好闲，耍拳弄棒，不务生理，一年年终，无以卒岁，在于热闹场中，三五成群，故意挨肩擦背，寻非生衅，机乘众人耳目不及提防之际，趁手掳掠银钱，抢夺财物，蜂拥而来，蜂拥而去。”（注：戴兆佳：《天台治略》卷四《告示·一件特行晓谕事》。）

其三、设局谋财，生事害民。

1、设赌包娼。打行不仅受雇于人，而且自行开场设赌， 从中渔利。上海地方，打行引诱良善，主谋设局，“堕其术中，富者破家荡产，次则揭债典衣，东移西补，国课皆空。夏谷春蚕，饔飧不给。于是饥寒起盗，狼狈为奸，火杖穿窬，盗贼蜂起。”（注：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二一九《青浦县为禁地方弊害告示碑》。）在南汇县，打行还干“包娼”勾当。“乡镇游娼，必有包头，包头即打降也。”（注：雍正《分建南汇县志》卷一九《风俗》。）

2、设计行骗。打行中不仅有善拳勇者为之肆行抢打， 更有善计谋者为之设计行骗。《贤博编》载有一段计骗僧医的故事，颇能反映这一情况。今录如下：

僧业医，颇有资，而出纳甚吝，诸少年恶之。饰一妓为女子，使一人为之父，若农庄人，棹小船载鱼肉酒果，俟无人，投寺中，乞僧为女诊脉，历说病原，故为痴态。列酒食饮僧，因与女坐，劝之，僧喜甚，无疑也。俄白僧，有少药金在船中，当持来相谢，故又久不返。僧微醺，则已挑女子而和之矣。比返，女泣以语其父。父大叫哭：“吾以出家人无他意，女已许其村人，奈何强奸之。”僧师徒再三解不已。喧闹间，则有数贵人从楼船中携童仆登寺。父哭拜前诉，贵人为盛怒，缚僧拽登舟。僧私问是何士夫，则某官某官也。僧大惧，扣头乞命。同行者为劝解，罄其衣钵与女父遮羞。指授毕，各驾船去，僧竟不知其被欺也。其术之至恶至巧者甚多，琐猥不堪悉记。（注：叶权：《贤博编》，载《明史资料丛刊》第一辑。）

2、诱良趋恶，败坏风俗。《常熟县志》云：

近多游手好闲棍徒打降，不事恒业，专一钩引良家子弟及愚蠢无知，觇其所好，曲意趋奉。如性耽酗酒赌博者，则以曲蘖呼声诱之；如爱练勇使械者，则以拳法武备导之；善于音乐者，即以学唱串戏惑之。以致若辈窃赀揭责，顶撮钱粮，美食鲜衣，恣情浪费。自此物以类聚，不分远近，违禁联盟，非独禁城之内外皆然，而县治东南特甚。（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

3、藉端生衅，勒索钱财。《江南通志》云：

每逢春月，则醵金演剧，借报赛之名，而苛敛民财，稍不遂欲，群行凶殴；或值隆冬，则驾鹰逐犬，以捉獾为事，而掩掘坟墓，若与理论，反遭荼毒。期遇灯节，则迎赛龙灯，借端生事；时届端阳，则搭架龙舟，鼓棹争胜。或妇女再谯，栏截酷诈。（注：康熙《江南通志》卷六五《艺文》。）

《资治新书》云：

不论吉凶庆贺之事，即插身其中。腹不醉饱不止， 不盈满不休。少有未遂，蜂禽肆殴。（注：《资治新书》二集卷十四《禁罡棍打降》。）

《苏州府志》云：

或遇民间丧葬，聚众拦路，动称有碍风水，呈意索诈，不饱不休。或遇孀妇再谯，诈分财礼，又私下说合，不问本妇愿否，抢掠上船上轿，酿成人命。又或自尽命案，怂恿尸亲纠众抄打。民间婚嫁，中途拦阻，索取入村国秒桥规礼，名曰喜钱，实曰讹诈……更有挟仇放火，乘危抢火。（注：光绪《苏州府志》卷三《风俗》。）

《青浦县为禁地方弊害告示碑》云：

切惟丧葬之典，自古不易，滨海浇风，好事奸徒，一闻声息，呼类群集。阳则卫护勒酬，阴则搀咬炙诈，或栓原主勒加，或称煞方有碍。祖遗田地，指为近新；时价高昂，更加数倍。犹未餍足，荼□旋生，窥伺乘机，挺身阻葬。髓枯血竭，饱欲方饶，稍不遂意，逞凶杀劫。一吠百随，群哗莫遏，黑夜一炬，砖灰尽毁。厂木成灰，人口杀□，妻孥玷辱，扒坟掘穴，骨乱棺抛，极恶穷凶，无所不至。泉鬼夜号，民冤无告，是当急叩天墀，严加痛惩也……又或沿村遍户，聚徒兴贩，挜卖私盐，择肥生蛋，一经捕获，大则锋镝死亡，小则监刑徒杖。以致扳害平民，株连邻甲，公庭讼费，荡产鬻身。若彼无室无家，歃盟凶党，累百盈千，酗酒撒泼，名曰“打降”。寻端横诈，任意抢夺，尤地方之大患。（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19《青浦县为禁地方弊害告示碑》。）

《古今图书集成》云：

打降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莫可当。其最无良者，偶有小隙，即谋放火。村落中每遇风起，有终夜防守不眠者。（注：《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卷六七六《苏州府部·苏州府风俗考》。）

由上可见，打行活动具有雇佣性与非雇佣性双重特点。当其受雇于人时，它是职业打手组织；当其不为人雇佣时，又具有一般流氓群体的特性，举凡诈骗抢打等靡所不为。

三

打行固然气焰炙人，但因其以“勇力”为资本，以抢打为生涯，故既缺乏独立性，又不为王章国法所容。为了逃避官府惩治，他们往往投于势宦门下，寻求政治庇护。明人赵用贤云：

打行之风，独盛于吴下。昔年督粮翁大立，尝被其害，几及大乱……近者踪迹愈密，诡名于乡宦家人，遂致道路以目，官司莫敢谁何？”（注：赵用贤：《松石斋集》卷二九《尺牍六·与陈按院》。）

清人余国柱云：

打降之为害，地方惟三吴有其事，遂有其名……城镇乡村无处不有，藉拳棍为生涯，视良善如几肉……倚靠势豪为城社，结连衙蠹为腹心。彼既恃有护身之符，尚何畏三尺之法？”（注：康熙《常熟县志》卷五《风俗》。）

然而，打行对绅士的依赖也非一厢情愿。对绅士来说，为了保护既得利益，更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也需借助打行之勇力来施展其势。例如，民抄董宦时，“董氏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扞卫。”（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昆山徐宦之子徐四爷为了占夺邻人田房，“飞驾械船二十只，统部枭狼仆高已、徐音等百凶”，肆行抢打（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4。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其家奴顾君甫谋占邻人田产“百计谋圆不遂”，于是“埋伏打降二十枭，各执金箍铁尺器械”，指喝画押，强行占据。（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30。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松江“宦孽”高槎客、高介祉、高玄照等人，谋占邻人房产不遂，即“霹驾风水有碍为由”，“统枭百众，列械层围，斩门抄燹，逢人便殴，遇物即伤，门窗锅灶，顷成齑粉”，邻畏闭户莫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徐元文侄徐振绂窜踞太仓，“纳闯将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

正是在上述动机的驱使下，绅士力图对打行进行渗透和控制，并主要采取下述方式：

一是亲自加入打行。下层绅士流氓化是晚明突出的社会问题，其情已具于顾炎武《生员论》一文中（注：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一。）。作为一流氓群体，打行自然以市井恶少、游手好闲之辈为主体，然而因打行有利可图，所以不少下层绅士如落第秀才，自思上进无望，便厕身其间。《亦巢偶记》载：打行“有上中下三等，上者即秀才贵介亦有之，中者为行业身家子弟，下者则游手负担里巷无赖耳，三种皆有头目。”（注：禇人获：《坚瓠集》九集卷二《打行》。）吴中，“间有豪民拥姝丽游宴，必邀一二庠士置上座以防意外。至民间兴讼，各倩所知儒生，直之公庭。于是吴中相侮，遂有雇秀才打汝之语。”（注：《万历野获编》卷二二《海忠介抚江南》。）康熙年间，常熟势宦翁是龙等募集劣衿为打手，“斩掘坟家，抬抢墓碑。”（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

二是乡绅子弟、家奴结交打行。晚明江南乡绅，历来以“虐民”为人诟病，而其虐行的实际操作者则多系乡绅的子弟、家奴。如华亭乡绅徐阶“子弟家奴暴横乡里，一方病之，如坐水火。”董其昌之子素不加检束，倚势煽虐，乡里侧目。苏州乡绅徐廷禄“所用家童，皆能致厚产，豪于乡，乡人畏之如虎。”（注：沈瓒：《近事丛残》卷一。）在乡绅子弟、家奴肆横过程中，往往勾结甚或加入打行，以壮其声势。《福惠全书》云：

近日吴越州邑，有等无赖少年，并纠合绅衿不肖子弟，焚香歃血，公请教师，学习拳棒，两臂刺绣花纹，身服齐腰短甲，狐群狗党，出入茶坊酒肆，蜂游蝶舞，颠狂红粉青楼。闻他人有不平，便指报仇而恣抢夺，忤伊凶于一盼，辄为攒殴而折股肱，号称太岁，名曰打降。（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一一。）

《太仓州志》载：

吾州恶习，多相殴，或倩无赖，曰打行；或倩若辈（家奴），曰宅里人。大约打行半系宅里人，则若辈尤雄。凡其族党与外亲，并外亲之外亲，俱狐假作焰。（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

江苏太仓打降首领沈君甫、胡恩即是乡绅徐振绂的家奴；“白拉光棍”杨椿系昆山徐春元之仆。（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7。）

三是绅士之家蓄养打行。如乡绅董其昌“招集打行，肆行诈害，温饱之家，则挜债而盘其田房；膏染之子，则纠赌而席卷其囊橐。囹圄怨气冲霄，圜圚怨声载道。”（注：佚名：《民抄董宦事实》。）松江乡绅高槎客等“招纳盐枭打降”，为害乡里（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9。）。徐乾学子侄、 工部尚书翁叔元侄子翁是龙、翁振翼、河南道邵登之子邵锡麒等人即豢养了不少打降。（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9。）南京势豪邓玉堂“蓄虎棍数十人，遇江上卖舶至者，令其党假充诸色人给事贾人所，或为缝纫，或为祷祠，因得贾人乡里姓氏，与其祖父诸名字，写伪券怵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负我金若干。’贾人多错愕不能辨，其党又大言恫喝，或居间游说胁持之，往往如数偿。间有识其诈者，辄钩致于家，置水牢中，其人闷绝，辄偿所负以求解。有讼者，请托抑其词不行，或讼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注：顾启元：《客座赘语》卷八《陈侍御》。）

绅士对打行的控制，其意义不仅在于控制了打行本身，更重要的是由此还控制了其他流氓群体。江南流氓虽有多种名目，但并无严格的界限。首先，各流氓群体或互为勾连，或互为牵制，或同时受雇一主，关系至为密切。如太仓州有流氓组织“罡会”，“入会者讼师、打行、衙役”，每月量贫富投柜，“一人有事，即出柜中物，群致力，遂横莫遏。”（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志·流习》。）常熟流氓组织访行，罗致讼师、打行、清客于门下，为害地方（注：佚名：《虞阳说苑》乙集《虞谐志》。）。在苏州、嘉善等地，访行每以打行为其“爪牙”，讼师每以打行为其“羽翼”，豪棍每以打行为其“鹰犬”，而讼师又为访行之心腹，打行也常借助讼徒的“辩口”进行活动。（注：参见《虞谐志·序》；李陈玉：《退思堂集》第一册，《述职言》。）而在上海一带，有打降、白拉、盗牛等流氓团伙，“凡白拉、盗牛，无非打降把持。”（注：嘉庆《南翔镇志》卷一二《杂志》。）太仓乡宦徐振绂“招讼师盛汉宗，参谋造囤；纳打降胡恩、盛五、沈石朝官、陈祥等二百余枭，助恶行凶；纵豪奴胥二、费戍等，草菅民命；交访革复充权吏王聚德、王聚斌、王聚升、杨茂凡、杨殿臣等一班，挟官枉法。”（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2。）

其次，各流氓群体的活动往往互有交叉。《南翔镇志》载：

市井恶少无赖所谓打降、白拉者，是处有之……打降逞其拳勇，凡抢亲、抗孀、抬神、扎诈诸不法事，多起于若辈。白拉聚集恶党，潜伏道侧，候村氓入市，邀夺货物，或私开牙行，客商经过，百计诱致，不罄其赀不止。（注：嘉庆《南翔镇志》卷一二《杂志·纪事》。）

《太仓州志》载：

白赖，乡人持物，不论货卖与否，辄攫去，曰至某店领价。乡民且奈何，则随往，有候至日暮半价者，有徒手哭归者，有饥馁嗟怨被殴伤者。（注：崇祯《太仓州志》卷五《风俗》。）

《资治新书》载：

（江宁）出一种无赖喇棍，似非乞丐，游手好闲，以精壮之徒，故作穷凶之态，每日窥探婚嫁丧寿大小有事之家，或三五成群，或十余人一伙，到彼说油语数句，名曰叫好，因而索钱索酒，稍不如意，即行辱骂，若与理论，即肆行扛打，庶民之家寡不敌众，难与相争；富贵之家又体统自重，不屑与之较量……更可虑者，凡民间吉凶丧娶，亲朋毕集，往来杂沓，最易疏虞，此辈名为叫好，实窥家室之盈虚，并探门户之出入，以盗窃计耳。（注：李渔：《资治新书》二集卷十四《禁喇棍叫好示》。）

显而易见，上述白拉、白赖、无赖喇棍等流氓群体的所作所为，打行同样为之。这一特点决定各流氓的成员流动性，同一个人可以同时加入多种流氓群体。

正因为各种流氓势力相互勾连在一起，所以绅士对打行的渗透和控制也就意味对整个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从史籍看，绅士对打行之外各种流氓势力均有控制。

以脚夫为例，康熙年间“江湾两镇，若辈什百为群，投托势宦，接纳豪奴，私自分疆划界，凡商民货物横索，脚价稍不如意，则货抛河下，无人承挑，商贾裹足。”（注：民国《江湾里志》卷三《徭役》。）长洲“地方冲要桥梁，向被脚夫恃强霸踞，各宪通行禁革。今有娄门外脚夫万□顾□等贿匿宪示，倚仗势豪，从未常遵纤毫之令。”（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153《遵奉各宪严禁脚夫勒索碑记》。）嘉定县脚夫“什佰成群，投托势要，私划地界，设立盘头、脚头等名目，盘踞一方……有司碍于情面，不加惩创，养成骄悍，日甚一日。”（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207 《嘉定县严禁脚夫结党横行告示碑》。）以衙蠹、访行、讼棍为例，常熟访行，“为访行者，不过豪奴衙蠹，千百成群，犹仰乡绅之鼻息。”如访行首领朱灵均系孙方伯家优奴，钱维周系顾参政世仆，邹月升、邵声施、朱灵均系孙宦家仆。（注：《虞阳说苑》乙集《虞谐志》。）常熟大乡绅钱谦益、瞿式耜主使腹仆邹月升、安如盘等充粮吏、库吏，“库银半归吏囊，半归官橐”（注：《虞阳说苑》甲集《张汉儒疏稿》。）。“太仓之俗，豪奴皆为衙役，表里横行”（注：禇人获：《坚瓠广集》卷二《神救贤绅》。）。尤其在讼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生监。“凡刁猾地方，但有词讼，即有无赖衿棍包揽料理”（注：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在许多案件中，生员包揽词讼之事被揭出（注：参阅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载王亚新、梁治平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绅士对流氓的渗透和控制，扩张了流氓的声势，因为流氓可借助绅士的招牌进行活动。昆山巨棍王子来，“恃与昆山大宦至戚”，谋人田产不遂，即“统虎子著名乡霸王尧中，带领羽党姚云、梅德等多凶，驾徐府灯旗，械舡蜂至田庄，阵捣入室”（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5页。）。地棍许七、许二等“一门五虎”，杀人之后，自料“大辟难逃”，即“贿投昆山徐宦恶侄徐君甫，挟制县廉，不询致死根由，买嘱招房，删供换招，仅以许七拟罪掩饰，而主谋加功之许二等四凶，竟置不问，不收监，不加刑，概不正律，逍遥法外”（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7页。）。光棍邹君恒，“恃昆山大宦为泰山，可倚长城之护，夜郎自大，吞嚼小民，毒遍穷檐，赃山孽海。灭（蔑）国用之银钱，造违制之竹筹，乡民卖布，止付一筹，执筹领银，八折称发，冤焰震野”（注：《徐乾学等被控鱼肉乡里荼毒人民状》14页。）。金匮县脚夫更持有势宦给发的“灯牌”进行活动（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525页。）。常熟船枭倚势不法，“悬挂缙绅牌额护符，敢于接娼聚赌，包酒演剧。”（注：《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355《禁止酒浪等船停泊妨碍行舟示碑》。）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绅士是在明代正德以后逐渐形成并建立其对地方的控制的，（注：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载《明史研究论丛》第二辑。）在绅权社会结构中，绅士只是其深藏于整个权力体系背后“辐射点”，而其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宗族、姻戚、胥吏、家奴、清客、门生、故吏、流氓等一系列社会组织、社会关系实现的。（注：参见拙文：《试论绅权》，载《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因此，绅士对打行及流氓势力的渗透和控制必然强化绅士的社会控制力。从某种意义上，晚明乡绅肆横、流氓活动猖獗，正是二者交互为用的结果。

以上我们分析了打行的产生及其活动情形，下面我们不妨对打行所包含的社会意义作一如下推论，以为本文的结尾。晚明江南商品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它“冲破了由明王朝建立的体制，同时也引起了社会上的全面多变性。它造成了自16世纪初叶便出现并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越来越深刻的变化……一个无产阶级和一个市民小资产阶级形成了、农村生活变化了、农村生活渗透进了城市的影响、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也在上升。”（注：谢和耐：《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64—368页。）如果说阶级结构的变动、农村生活的变化、大商业阶级和商人的地位的上升从正面反映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是否也可以说打行的产生从反面折射出商品经济发展的曙光。因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不会出现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而没有繁荣的市镇和频繁的城乡交流，就无法吸纳无业游民，也就无法为打行提供活动空间；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无法促进江南绅士势力的高度发展，而没有绅士阶层的发展，就无法在地方社会生成一种与以州县衙门为载体的正式权力并行的以绅士为载体的“非正式”的权力，而这种非正式的权力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必然建立自己的权力自卫体系，从而为打行的存在提供了社会需求。清王朝建立后，随着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强化和绅士势力的削弱，随着战争的破坏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经济的萎缩和市镇的萧条，打行逐渐因失去活动空间和顾主而销声匿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