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 依从自然去生活

我们常说，文明、友爱、忠信是人之本性。这句话不矛盾吧？

——爱比克泰德，《论说集》4：1

古时候，斯多葛派信徒有两点很出名：一是为了向别人解释他们的哲学而创造了许多新名词；二是他们喜欢把信条概括成精练的短句，以便在需要之时提醒自己。很早以前，基提翁的芝诺说过一句类似这样的名言：我们应当依从自然去生活。

“什么？”我半开玩笑地问爱比克泰德。难道斯多葛派学说摇身一变，成了一种主张环保的新思潮？不，他平静而肯定地对我说：“单从兑现承诺这件事来看，人类就很不平常。人类是什么？一种理性动物，受制于死亡。我们马上会问，理性将我们同什么区别开来呢？同野兽区别开来。还有呢？同绵羊等家畜区别开来。只要诉诸理性，你便不会如野兽般行事，否则，你便摧毁了自己内在的人性，从而无法兑现承诺。”

古人十分清楚人类是一种特殊的动物。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我们是理性动物。”这句话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所作所为都是理性的，因为只要简单观察一下便可知道并非如此。他的意思是，我们都具有保持理性的能力。他还认为，我们都是政治动物，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参与政治竞选或演说（尽管我们确实也这样做），而是我们都生活在城邦——一种与他人共存的社区当中。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生生不息。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我们生来便兼具社会性与理性，斯多葛派由此得出：人类的生活就是将理性运用到社会生活中。亚里士多德思想与斯多葛派学说的区别尽管有些模糊，却至关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动物世界中，人类的特殊机能便是思考的能力，是故沉思是人类生活的最高目标。但是可想而知，这一目标可能会导致一种相对孤立的生活，所以斯多葛派转而强调社会性，其本质上认为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于运用理性，尽力创造出一个最好的社会。

而眼下的问题在于，关于人类天性的观点似乎有些碰壁。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都对其颇有微词，其中一些人完全不认同这种观念，认为它源于一种狭隘的世界观。然而，我认为他们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的人们依然认为所有动物（包括人类）都是由全能的上帝一个个专门创造出来的。由此可见，他们并不难接受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并按照自身宗教信仰重新对其进行诠释：人类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具有特殊性，同时人类在被创造的过程中也带有特定的目的……他们要执行上帝对于宇宙制订的一切计划，并崇拜他。

然而查尔斯·达尔文横空出世，并在1859年出版了《物种起源》。达尔文和他的同事阿尔弗雷德·R.华莱士通过实验收集了大量证据，并依靠这些证据得出了以下两个革命性的洞见：其一，地球上所有物种都以相同的血统相互关联，就如同在树形族谱上的人们，和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叔伯、祖父母一起回溯于同一个生命源头；其二，地球上存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生物形态，并且都巧妙地适应了各式各样的生存环境，而这一切都是基于一种基本过程，他们称之为“自然选择”。这一过程是根据一种非常简单的算法进行的。

时至今日，人们还一直在野外和实验室中不断研究，并对其进行验证。首先，达尔文和华莱士注意到在动植物种群中的个体特征具备一定程度的不同：有的矮，有的高；有的叶子比较绿，有的不太绿；有的新陈代谢快，有的则相对缓慢；等等。其次，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显著不同的特征对于生物体在特定环境下的生存或多或少都是有利的。例如，某种形状的叶子更适合在阳光充足、水分稀缺的沙漠中生存，而另一种形状的叶子则更适合在水分充足但阳光稀缺的雨林地面上生存。换言之，这些特征影响了地球上所有生命体从生物学角度看最为重要的两件大事：生存能力以及（更为关键的）繁殖能力。最后， 由于一些特征代代相传，因此父母与子女的特征之间也相互关联。（达尔文不知其背后的原因，虽然大约同时期的孟德尔发现了其中的奥妙，但他的作品直到1900年才得到重视。）

如果我们把这三个要素——多样性、适应差异、遗传性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推断：一般来说，生物个体越适应环境，就越有可能存活下来并繁殖出更多后代，从而在整个种群中传播它们的特征，直到环境发生变化，其他特征开始占优势。到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天演”的过程将按照新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但这与人性又有什么关系呢？达尔文的演化论沉重打击了基于本质特征来谈论人类的理论，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学说 （以及古代几乎所有人）的理论。爱比克泰德告诉我：“理性将我们同什么区别开来呢？同野兽区别开来。还有呢？同绵羊等家畜区别开来。”他这么说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人们同“野兽”和绵羊大相径庭。不过我们同其他灵长类动物（如大猩猩）也有很大区别吗？依据现代生物学观点，情况并非如此。经过测算，我们人类的基因组与黑猩猩的基因组之间的差异仅介于4%～5%。从演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差异已经很大了，但我敢打赌，亚里士多德会惊讶于这个比率竟如此之小。此外，生物学家逐步发现一长串据称是人类特有的特性实际上并非我们所独有。我们不是唯一生活在合作社会群体中的动物，也不是唯一使用工具的动物。我们不是唯一具有复杂沟通能力的物种，也不是唯一展现我们所说的道德行为的物种（这些在倭黑猩猩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也能看到）。

即便如此，动物界中似乎只有我们使用语法结构复杂的语言，只有我们孕育的后代在出生时大脑就非常大，并在出生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生长。我们的大脑半球极不对称，每个半球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功能便是我们左脑所负责的语言）。在哺乳动物中，我们的大脑占身体的比重高居榜首，另外我们也是唯一没有阴茎骨的猿类（或称猴科动物）。

看完以上这个（不完整的）列表，你会注意到大多数条目是基于数量，而非基于性质而定的。我们的大脑较大，较为不对称，我们的婴儿体形较大，出生后生长时间较长，诸如此类。也就是说，这些是我们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的不同程度的差异。其他条目似乎与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观点毫不相关——好吧，我们没有阴茎骨，但这与我们的理性思维、哲学思考或美德几乎毫无关系。也许我们最与众不同的特征就是语言，因为语言与其他传递信号和交流的方式不同，尽管人们在语言的具体构成上意见还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