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灾难研究进入第二个百年之际，梳理灾难概念的源头与演变逻辑、建立灾难研究的知识谱系对于准确把握国际灾难研究现状、明确未来研究议程具有重要意义。“谱系学”意指事物的“出生学”或者“出身学”，即将事物的源头置于历史时间之中，以期恢复历史痕迹和历史效果。概念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概括，概念谱系的分析有助于理清特定领域学术研究的演进脉络和知识体系。在灾难研究中，定义灾难本质在于弄清楚灾难来源。不同学科对灾难来源的认知不同，灾难概念、理论、管理框架有很大的差别。借助于“谱系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可以理清百年灾难研究概念产生的背景、影响、前后关系以及演变逻辑。本文以灾难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的经典文献为分析对象，在阐释、归纳的基础上，讨论了灾难研究概念和理论变迁过程，明确灾难研究的未来议程，以期对中国灾难研究有所启迪。

二、国际灾难研究视角的三次迭代

（一）致灾因子：20世纪20-70年代的“灾害-冲击”视角

人类面对的灾难事件复杂多样，既有传统的洪水、地震、飓风等自然灾难，也有现代技术引发的各种工业事故（如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三里岛核泄漏事故）、传染病和恐怖主义等新兴风险事件。进入21世纪，人类遭遇了诸多新型复合灾难事件，如日本“3.11地震”引发核电站泄漏、俄克拉荷马市因为石油开采引发地震等新型混合灾难。尽管各种灾难的表现形式、发生领域千差万别，但从“致灾因子”的视角解释什么是灾难、为何发生灾难、灾难导致什么结果是早期灾难研究的主流路径。

致灾因子是指一种或者多种危险的现象、物质、人的活动，它可能造成人员伤亡、健康损害，或者造成财产损失、生活和服务设施丧失、社会和经济秩序混乱以及环境损害等后果（联合国，2009）。早期灾难研究者主要来自地理学领域，主要关注地质、气象、水文等自然致灾因子引发的灾难事件。当自然致灾因子作用于人类社会并带来财产、生命或社会秩序损害时，灾难就产生了（Burton，Kates，and White，1978）。从这个意义上，灾难事件是自然致灾因子的“必然结果”，特定自然因素与社会过程的互动是理解灾难发生原因的关键。灾难被定义为一种自然事件导致的“极端情景”：自然事件导致社会遭受损失、正常社会功能被打断、并制造了严重的社会紧张（Wallace，1956）。

到20世纪70年代，针对拉瓦运河化学泄漏事故、三里岛核泄漏等事故的研究发现，技术故障、人的失误等因素在灾难发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诱发作用”。研究者认为，工业事故与人的心理和行为有关，是制度、系统、环境等系统要素与人互动、耦合的结果。灾难研究者提出了“可控性”的概念，认为工业活动中人的行为与个体心理紧张有关，具有“不可控性”，事故具有“不可避免性”（Couch and Smith，1992：337-349）。工业事故与自然致灾因子诱发的社会灾难不同：一方面，事故引发的后果不是“即时”后果，很多破坏性社会后果需要一个缓慢、渐变的显现过程；另一方面，事故破坏性后果不会限定于特定空间，破坏力的边界通常难以清晰地界定（Fowlkes and Miller，1982）。与自然灾难相比，工业灾难事件中人和技术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受影响的社会成员遭受更持久的伤害，社区往往缺乏足够的资源应对这些后果，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Couch and Smith，1985：564-575）。

自然致灾因子已经不能揭示工业灾难事件本质及其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灾难研究逐渐拓展了致灾因子类型：致灾因子不仅仅包括传统自然致灾因子，还包括社会致灾因子和技术致灾因子。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灾难研究者对自然致灾因子、技术致灾因子、社会致灾因子的类型形成共识，灾难研究超越了传统自然灾难的概念范畴，从单一类型灾难事件扩展到现代复合灾难形态。经过百年的发展，灾难研究以致灾因子为核心概念，通过关注诱发因素和演化过程，建构自然灾难、技术灾难、人为灾难、自然-技术灾难、技术-自然灾难的类型学，并对灾难发生过程、灾难后果和如何应对灾难事件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框架。

（二）脆弱性：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情景视角

到了20世纪70年代，灾难研究者因仅仅注重致灾因子、忽略灾难发生的社会情境而备受批评（Hewitt，1983）。研究者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过多强调“致灾因子”，而应关注灾难形成的社会条件（Barton，1989：346-350）。无论是传统的自然致灾因子还是现代技术致灾因子、社会致灾因子，都没有揭示出灾难在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社会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问题。研究者逐渐认识到致灾因子之所以能够对社会造成影响，很大程度是特定要素“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结果（Mileti，1999）。只有将灾难事件与特定的社会结构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地解释灾难发生过程及其后果（Tierney，2014）。

“脆弱性”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灾难研究的重大转向，逐渐成为20世纪70年代后灾难研究的主流视角。“脆弱性”一词来源于拉丁文“Vulnerare”，意味着“可能受伤”。19世纪，植物生态学用“脆弱性”概念定义植物或者植物系统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20世纪初，植物生态学的框架被引入社会科学研究范畴。20世纪50年代，“生态学”的基本框架被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和社区。20世纪70年代，“脆弱性”概念开始用于对自然灾害研究。脆弱性是指特定社会系统在某一个自然灾害事件影响下可能遭受的损失（Adger，2006：268-281）。研究者发现，自然灾害并非完全由自然因素导致，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一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导致人类在自然面前易受伤害，即人类具有“脆弱性”是自然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Okeefee，Westgate and Wisner，1976）。灾难实际上是社会中的个体或者群体在面对外部环境威胁和极端事件时本身所具有的“脆弱性”所引发的破坏性结果。

脆弱性可以分为两个研究维度：自然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自然脆弱性是指特定地理空间或者区域由于地理位置、地质条件、暴露程度等物理要素、空间特征导致易受损害性，突出了结构性、敏感性、内部性要素对灾难损失的影响；社会脆弱性是指社会系统在灾害事件的影响下无法承受潜在的不利影响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主要是由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结构或者文化、社会资本等因素导致社会对外部灾害事件敏感性不同，突出了灾难后果的社会不平等问题（Cutter，Boruff，Shirley，2003：242-26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灾难研究者将灾难置于灾前社会情景特别是社区既存条件之中来分析灾难事件的发生原因、过程和结果，强调灾难“社会嵌入性”特征（Oliver-Smith，1996：303-328）。经过40多年的拓展，脆弱性分析要素已经由早期的自然脆弱性要素如地理、地质、空间要素逐渐转向地理、经济、人口、资源、文化、传统、权力结构、性别、种族等社会多元要素分析（周利敏，2012：11-15）。脆弱性概念将灾难研究转向人类社会自身的各种条件，凸显了社会系统在塑造社会过程、进而诱发灾难中的作用（Faupel，1987：181-212）。例如，针对芝加哥热浪遇难者的研究表明，社区原有的经济社会状况、居民特征使得不同个体对极端热浪承受力有所不同，死亡主要集中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人群、老年人、贫困社区以及犯罪率较高的社区中的居民（克里纳伯格，2014）。

脆弱性概念的提出，扭转了早期灾难研究“致灾因子-灾难事件”的“外部冲击”模式，将灾难事件视为与人类的行为、价值、决策、态度、政治与经济制度等要素有关的脆弱性后果。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和发展，脆弱性研究已经由原初的地理学对自然灾害的研究逐步扩展到社会学、生态学、工程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灾难事件、极端气候、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研究，甚至成为评价地区发展状况和衡量未来发展潜质的重要依据。“脆弱性”的概念揭示了产生灾难的环境和社会条件，但也因概念的复杂性、宽泛性遭到批评。脆弱性概念并没有明确哪些要素是脆弱性的核心变量、哪些要素是影响脆弱性的因素（Peek，2010：155-185）。一个社会的成员或者群体在诸多特质上存在显著差异，哪些因素是脆弱性因素？哪些因素仅仅与脆弱性相关？（Michael，2013：797-825）诸如性别、年龄、种族等人口要素是属于脆弱性还是仅仅是影响脆弱性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脆弱性视角忽视了环境要素、社会成员和群体特质的“不稳定性”与社会变迁的“长期效应”。例如，受灾区域或者社会群体成员某些特质要素并不是“稳定”的，而是时刻处在变化之中；社会脆弱性的很多要素如人口分布、阶层、权力关系、种族分布、承受损失的个体间或者群体间差异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与交往过程长期互动的历史产物。此外，灾难研究者对“风险”和“脆弱性”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分并不明确，有时候这两个概念完全不同，有时候“风险”又被看成是“脆弱性”导致的结果（Timmerman，1981）。概念定义的模糊限制了“脆弱性”的理论价值，使其逐渐转向了工具应用，即脆弱性评价作为灾害管理尤其是预防管理、综合减灾的重要分析和评价工具。

（三）韧性：20世纪80年代灾难研究的生态视角

在20世纪80年代，在灾难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另一个概念是“韧性”（Resilience）。“韧性”最初起源于机械学和物理学，意指金属在外力作用下变形后自我恢复的能力，经过弯曲、反弹、恢复原形，从而消除掉外力作用。早在19世纪50年代，研究地震的学者就采用“弹性”（Resiliency）的概念分析日本震后灾民的生存能力（Alexander，2013：2707-2716）。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研究开始采用“韧性”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这一概念蔓延到心理学和生态学研究领域。在生态学领域，霍林首先将“韧性”的概念用于分析生态系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所导致的“生态持续性”。他将“韧性”定义为“系统存续的一种策略，吸纳变化和扰动的能力”（Holling，1973：1-23）。“韧性”突出了生态系统为回应外部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的适应、改变、进化的能力，由被动面对外部扰动、损害、压力转向通过系统自我调适来维持生存和发展，使系统具备的“主动性、适应性和动态性”。“韧性”的概念重申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观点，韧性甚至更严格强调了这种系统进化能力所发挥的“自然选择功能”（Walker，Jeremy and Cooper，2011：143-160）。

20世纪80年代，灾难“韧性”被视作是对“脆弱性”研究的拓展和补充。到20世纪90年代，“韧性”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在灾难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Revet，2012：42-56）。灾难研究采用“韧性”概念有两个背景。一是对“脆弱性”隐含的人类“被动性”承灾立场的批判。“脆弱性”概念隐含着个体或者群体受制于既存的社会经济条件或个体特质只能“被动”承受灾难后果的假设。在批判“脆弱性”概念的基础上，灾难研究者转向承认个体和社会系统的“能动性”，肯定社会系统或者个体在应对灾害、风险方面具有自主能力（James，Lauren and Kimberly，2018：87）。二是经过50多年的发展，研究者充分认识到因学科隔阂导致的灾难研究分散、碎片化和孤立（Tierney，2007：503-525）。来自不同学科的灾难研究者希望能够解决学科隔离问题，建立灾难研究的整合性框架，推动灾难跨学科研究。源于物理学的“韧性”概念已经在人类学、生态学、心理学等学科得到广泛应用，这一概念有望能够推进灾难研究的跨学科整合。

“韧性”从生态视角揭示了社会系统动态平衡过程，已经成为当前灾难研究领域的流行话语。但是，“韧性”概念也面临诸多的缺陷、批评和挑战。首先，“韧性”不是一个容易测量的概念，毕竟从社区成员那里获取数据往往是个体的主观评价，难以反映社区内部的复杂性、真实性；其次，“韧性”仅仅关注社区适应灾害、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忽视了社区具备的其他功能；再次，“韧性”假定社区是一个整体，没有看到社区内部经济利益、权力网络以及文化观念的多元性以及隐含的竞争与冲突（Mitchell，2006：228-255）；最后，灾难研究者尚未对事前-事后的灾难事件与韧性的关系矩阵达成共识，韧性到底是一个灾前影响因素还是一个灾后响应能力存在较大分歧（Cutter，Ash，and Emrich，2014：65-77）。甚至有的灾难研究者尖锐地指出，“韧性”只不过是研究者为了取悦研究与发展项目内的官僚以便申请到课题和基金项目或为了获取学术名声而“制造”出来的“学术口号”而已（Dombrowsky，2010）。在灾难研究共同体内，相当比例的研究者相信通过提出“韧性”的概念，他们已经找到了一个共识性的灾难分析框架。但是，他们现在发现“韧性”只不过是影响政府城市和社区发展规划而已，并没有揭示灾难事件的“科学本质”，也就逐渐抛弃了这一概念。

三、国际灾难研究的概念谱系与研究方向

（一）国际灾难研究的概念谱系

1.致灾因子视角下灾难概念演化

借助于致灾因子，现代灾难研究构建了“自然事件-外部冲击”模型，将灾难视为“自然致灾因子”作用于人类社会诱发的破坏性后果。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绝大多数的灾难研究者都从诱发因素、破坏后果以及如何评估这些后果等角度定义灾难、研究灾难。福利茨（Fritz）对灾难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灾难是发生在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事件，一个社会或相对自给自足的群体成员经历严重的危险或者财产损失，导致社会结构中断，整体或者部分社会基本功能无法正常运行（Fritz，1961）。这种灾难定义隐含灾难事件的自然相关性、过程性、破坏性特征决定了早期灾难研究问题、提问方式以及对经验数据的解读规则，更多关注自然因素引发灾难的原因、转化过程、社会后果以及应对方式。灾难事件是自然致灾因子诱发的社会后果，围绕着灾后社会行为的研究成为早期灾难研究的核心问题，社会功能中断、社会冲突、社会恐慌、灾难心理创伤等概念频繁出现在社会学、心理学等早期灾难研究经典文献之中。在“自然致灾因子-外部冲击”模式下，研究者通过“生命周期”概念解构灾难发生过程及后果模型。以灾难“生命周期”划分为基础，灾难研究构建危机管理阶段模型：准备（计划与预警）、应对（早期动员、应急救援）、恢复（恢复秩序、重建）、减缓（灾害认知与调适）。基于灾难生命周期模型，“应急管理”（Emergency Management）开始成为公共管理的新概念，逐渐演化成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

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事故研究成为灾难研究的新问题，对事故致因解释由自然致灾因子扩展到社会致灾因子（人的行为、组织行为）和技术致灾因子。“人为灾难”（Man-made Disaster）逐渐成为灾难研究的重点领域，研究者将组织中的个体特质、心理和行为置于工业事故灾难研究中心，从风险感知、对复杂系统的认知不足、人的行为不可控性、管理系统失误传导机制等因素分析事故发生机理，对灾难的评价也逐渐由原来的“非正常事件”转向了“正常事故”（Perrow，1984）。人的行为具有的“不可控性”、系统复杂性、多元因子的“耦合”、现代性风险成为灾难事件的代表性理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灾难研究开始超越因子分子、系统分析和组织分析，更加重视社会认知、文化模式、心理反应对灾难事件发生过程的影响。社区内的观念分歧、社会成员对制度的信任、对不确定性的感知等条件都可能塑造一个“危害性社区”（Corrosive Community），进而对社区成员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带来显著影响。

2.脆弱性视角下灾难概念演化

围绕致灾因子的早期灾难研究中，来自人类生态学和心理学的学者已经关注到一些微观要素诸如社会和文化要素对灾难的影响。在反思和批判灾难原因“外生性”的基础上，灾难研究越来越强调社会情境在灾难定义中的重要性。灾难社会学家巴顿曾经指出，在定义灾难时社会学家应该少用“致灾因子”术语，而是更多采用“社会术语”（Barton，1989）。在对灾前社会条件的分析中，灾难研究借鉴生态脆弱性概念，不再将灾难视作致灾因子单独或者复合作用所引发的破坏性结果，而是将灾难视为“根源于社会”的事件，凸显了社会情境条件对灾难的决定作用。

“脆弱性”维度主要包括三个层次：敏感性，即特定区域或者系统对外部环境扰动比较敏感，容易受到外部事件影响；暴露性，特定区域或者系统暴露在环境风险中的概率，突出特定区域、社会群体与外部威胁之间的物理空间及影响范围；适应能力，即特定区域或者社会群体遭受损失后调整、修正自身特质、行为、观念等因素以应对外部威胁的能力。目前，脆弱性概念已经发展成一个多元要素集合：易受伤害性、敏感性、暴露性、适应能力、恢复能力等都是分析灾难发生社会条件的重要维度。

从社会情景的角度看，致灾因子只有与人类社会的脆弱性条件相结合，才能导致灾难（Kelman et al.，2016：129-143）。对灾难发生的社会情境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的维度上：宏观维度上重在分析灾难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中观维度上侧重于社会系统与灾难的关系，微观维度上分析灾难与特定社区的自然、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灾难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在早期灾难研究中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灾难是社会内生性的事件，灾难的发生不仅仅激发了社会变迁，也是社会剧烈变迁所引发的一个可能结果（Wisner，Kelman and Gailliard，2012）。当社会发生剧烈变迁时，社会规范失序引发社区极力保护自己的社会资源，社区必须采取非常措施、甚至需要调整惯常行为和观念应对社会变迁，从而可能引发极端情景（Dynes，2000）。灾难事件本身就成为社会变迁过程的构成部分，需要借助于社会系统来应对来自外部和内部的脆弱性威胁。在中观维度上，灾难发生的社会情境包括社会结构、文化框架等灾前既存条件对灾难发生过程、灾难结果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结构要素来看，权力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的多样性都可能对灾难应对产生影响。灾难实际上是致灾因子与特定社会系统尤其是具有脆弱性的社会条件之间互动的结果。在微观层次上，从区域、社会群体的内部结构、行为、文化要素来解释外部威胁带来的可能后果，特别是个体、群体是否具备某些特质来预防、应对自然灾害以及从破坏中恢复。种族、人口分布、性别、年龄、区域地理与文化传统等要素会对特定个体或者群体的脆弱性产生显著影响。特定区域或者群体的脆弱性导致了灾难结果的不平衡分布，实际上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权力不平等的后果。当一个具有脆弱性的社会个体或者群体面对自然或者人为的灾害事件时，灾难就产生了（Bradshaw，2014）。

3.韧性视角下灾难研究概念演化

在灾难研究领域，“韧性”是指社会生态系统面对灾害事件或者外部扰动，为了维持其基本功能、身份、结构而做出回应和恢复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使社会生态系统维持适应、学习和进化。尽管研究者并没有直接用“韧性”定义灾难，但韧性突出了灾难发生时和发生后社会生态系统具备的多种减少灾难后果的能力和机制，使其成为灾难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且有用的概念。“韧性”的概念扩展到三个不同的层次：个体韧性、组织韧性和社区韧性。个体韧性是指“个体所拥有的一组属性，使他/她在生活中面临重大挫折和挑战时能够拥有力量和毅力”（Sagor，1996：38-43）。在心理学中，个体韧性实际上是社会成员在面临挑战和外部威胁性环境时成功进行自我调适的过程、能力和结果（Masten et al.，1990：425-444）。个体韧性强调个体面对真实的压力体验时能够建立自尊、自信从而形成积极的自我认知和正确应对行为，避免在面对逆境时产生消极的认知和自我否定，引发心理紧张、压力和行为障碍。从个体心理成长过程的角度看，个体的成长经历、教育引导、个体特质对个体应对挫折和不利情景的心理与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灾难管理过程来看，个体韧性也对组织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个体所具备的特质、领导力等要素对组织的可靠性、规避失误的能力产生重要影响（Weick，1993：628-652）；另一方面，个体韧性对应急响应人员压力应对能力至关重要，很大程度上决定灾难发生后整个应急管理系统绩效。

在组织行为研究领域，“组织韧性”是指一个组织应对外部变化、挑战、风险的能力。早在20世纪80年代，佩罗就发现有些组织非常容易诱发灾难（如他所定义的“正常事故理论”），但也有一些组织如空中交通管制系统则很少发生事故（Perrow，1984）。研究者将组织具备的发现内部失误或外部扰动带来的危险、并进而做出反应以降低危害的能力称之为“组织韧性”（Rochlin，1996）。组织韧性是组织可靠性的构成部分，包括组织沟通规范、应变能力、对执行人员进行决策授权等。组织韧性受到组织内部互动模式、角色关系、创新能力、组织弹性、资源等诸多要素的影响，决定了一个组织管理风险的能力。

“社区韧性”是指社区从灾难中恢复的能力，包括发生灾难后维持社区功能的稳定运行，获取有效的资源尽快恢复到灾前状态（Dow，1999：74-93）。在灾难研究中，社区韧性实际上是包括社区文化系统、社区治理系统等多元社会系统持续互动的结果（Aguirre，Dynes，Kendra，and Conell，2005）。一个社区要想具备“韧性”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包括发展出社区成员共担风险的意识从而愿意通过有效的集体行动减缓风险，能够及时对风险形成共识，有效的信息交换、信息反馈和整合，有效的绩效评价手段并能够将评价结果反馈、吸纳进未来社区发展的决策过程之中（Comfort，1999）。具有韧性的社区在面临外部环境扰动时，能够具备自我适应、自组织能力和创新功能，通过灾害后社区发展规划、社区治理创新来实现更有效的防灾减灾（见图1）。

（二）国际灾难研究的三个方向

1.基于致灾因子视角的灾害过程研究

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致灾因子主导下的灾难研究致力于揭示灾难的诱发原因和社会后果，以地理学、工程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注重对灾害事件发生过程的稳定性、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致灾因子”在两个方面主导了百年来的灾难研究问题、方向与对策：一是借助于自然科学知识寻求自然灾害发生条件以及对人类社会造成破坏性冲击的过程，建立了自然系统能量向社会系统能量转移的灾害过程模型和“生命周期”理论框架，相应地形成了预防、预警、响应、救援、重建等危机管理阶段，形成全周期全过程均衡框架（张海波，2020：123）；二是关注自然系统能量向社会系统能量转移和释放造成的后果，特别是灾难诱发的个体行为和集体行为。前者最初体现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工程思维，强调孕灾条件、成灾过程和灾害结果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和作用机制；后者以社会学对社会行为的研究为核心，侧重对灾后社会规范失效、社会功能中断、社会秩序混乱、个体行为扭曲的分析，利用“一致性危机”和“冲突性危机”等概念揭示灾后社会行为的类型与反应模式（Quarantelli，Dynes，1970：168-182）。

不同学科从致灾因子出发形成了不同的灾难研究路径，他们也有共通之处：接受社会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将灾难视为自然事件对社会正常功能的冲击后果；逐渐由线性思维转向系统思维，将自然诱因与社会诱因结合起来解释灾难发生原因；都承认灾难管理的核心主体应该是政府，即通过防灾减灾工程和有效的危机管理体系来降低灾难后果；都注重对灾难事件个案和经验研究。致灾因子作为一个“通约性”概念，推动来自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者围绕灾难成因、发生过程、灾难后果、防灾减灾建立了一系列的概念和模型，并持续成为灾难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尽管20世纪70年代“致灾因子”视角因忽视了灾难产生的社会背景招致广泛批评，但“致灾因子”仍然是定义灾难的关键概念，得到政府实践部门和国际组织的广泛认可。当前，围绕全球变暖、极端天气等议题推进跨国协作和全球灾难治理，已经成为不同层级的政府和国际组织推进防灾减灾工作的核心问题（Wisner，Gaillard，Kelman，2012）。

2.基于脆弱性视角的灾难情境研究

“脆弱性”将灾难研究转向承灾体的“即存条件”，揭示灾难不是“外部事件导致的社会功能突然中断”，而是长期形成的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脆弱性”概念将灾难研究推进到两个方向：其一，社会脆弱性要素与评价，即通过脆弱性指标或者要素，构建脆弱性模型，分析特定区域、特定群体的社会脆弱性问题，为防灾减灾政策过程提供支持；其二，聚焦于种族、教育水平、社会经济水平、社会发展水平等社会议题，关注归责、话语、不平等、种族、文化等政治学、传播学领域传统议题，为跨学科研究奠定了基础（Peek，2010）。在脆弱性视角下，灾难研究方法也丰富起来，除了传统的个案和经验研究，定量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等得到广泛采用（钟开斌，2012：87-90）。在研究视野上，灾难研究开始摆脱早期灾难研究主要侧重于欧美重大灾难事件研究的范畴，转向关注东南亚、南亚、南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的灾难问题（Amartya Sen，1981）。在研究问题选择上，灾难研究超越了传统的致灾因子、发生过程和社会行为研究，走向了灾难叙事与话语、政治进程、社会制度等分析议题（Davis，1998；Platt，1999）。灾难管理策略也由政府主导的生命周期管理框架转向强调通过制度变迁和社区治理消除掉特定区域、特定人群的“脆弱性”要素。总的来看，“脆弱性”视角推动灾难研究走向了“灾难情景”研究，将“灾前社会条件”置于灾难研究的中心地位，深刻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灾难研究取向和政策框架。

3.基于韧性视角的跨学科灾难研究

到了20世纪80年代，灾难研究者呼吁必须推进灾难研究跨学科整合。灾难研究强调灾难发生后社会系统持续、调整、适应与进化能力，“韧性”概念正是跨学科研究的体现。“韧性”使得社会系统能够借助于动态平衡机制将灾难事件“吸纳”进社会系统进化过程，在面对下一次可能发生的灾难时降低损失。在“韧性”视角下，灾难研究主要有两个取向：一是不同学科围绕影响个体、组织、社区“韧性”建立不同的理论解释框架，如韧性要素结构、韧性矩阵、区域灾难韧性模型、社区韧性分析模型、社区韧性指数等；二是灾难管理强调通过规划、教育、治理结构转型增强个体、组织和社区的“韧性”，将韧性的概念整合进公共政策和社区治理过程。韧性被吸纳进公共政策、社区公民教育之中，增强公民个体韧性、社区韧性已经成为防灾减灾政策的主要目标。“韧性”为灾难研究提供更广阔的理论框架：政府、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公民都可能在韧性建设过程中寻求自己的角色定位进而构建现代风险治理体系；灾难管理超越了事前、事中、事后时间序列和生命周期模式，走向了发展规划、风险沟通、社区治理、政府应急的框架整合，推动风险灾害减缓的国际合作和多边治理。应急管理尺度与结构的多维性决定了管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安全科学、工程科学、信息科学等多学科研究跨学科需求与交叉价值（童星，2016：98）（见图2）。

四、灾难研究的未来议程

从灾难研究发展的百年历程来看，人类的灾难认知存在三个不同的发展线索：第一，由单纯的研究自然灾害、注重自然致灾因子转向自然与社会的复杂互动以及人类社会因素在灾难事件中的作用、过程以及结果；第二，由地理学、社会学主导的灾难研究逐渐演化成多个学科共存、交叉融合的研究局面；第三，由“致灾因子-外部冲击”的单向线性思维转向了基于系统互动、生态适应为核心理念的非线性思维方式。灾难研究的百年发展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科学由工程思维向系统思维、生态思维转型的学科载体，深刻反映了人类灾难认知模式的转变及其对社会科学知识的影响和塑造作用。

从灾难研究的发展现状来看，以致灾因子为核心的灾害过程研究、以脆弱性为核心的社会情景研究、以韧性为核心的跨学科研究是当前灾难研究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但是，灾害过程研究、灾难社会情景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呈现并列发展关系、而不是前后“迭代”关系。毕竟，致灾因子为核心的灾害研究仍然是当前国际灾难研究的主要方向。地理学、环境科学、工程学等学科无论在研究人员规模、研究项目数量、专业学术期刊以及研究成果上都占据重要的位置。21世纪的灾难研究还处在不同学科、理论、流派的共存、竞争、对话和整合的过程之中。在多学科共存、理论纷呈、方法迥异的现状下，灾难研究还面临着诸多基本概念、研究问题、工具、价值的分歧和争议。在国际灾难研究第二个百年发展之际，需要明确灾难研究的未来议程，推动灾难研究走向学科化和科学化。

首先，灾难研究需要继续构建具有普遍性的“灾难理论”（A Theory of Disaster）。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构建一个统一的灾难理论一直是灾难研究者长期追求的目标，但没有取得显著进展（Alexander，2013）。尽管韧性概念因为其包容性受到灾难研究者的追捧，有望以“韧性”为核心构建一个具有普遍共识的灾难理论，但韧性包含了力量、能力、弹性、进化等多重意义使这一概念在不同场景、适用不同对象时有本质差别。“韧性”没有揭示出人类面对灾难事件时的独特本质，而“蜕化”为社会生态系统的一个属性（Dahlberg Rubin and Vendelo，2016）。未来，灾难研究者必须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寻求对灾难本质的共识，构建能够解释复杂灾难形态的普遍性概念，为灾难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

其次，灾难研究需要学科建设，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构建灾难科学的知识体系。早期灾难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生态学、环境科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学科逐渐引领了灾难研究。在多个学科灾难研究共存和竞争的过程中，传统上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过程和社会行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学尤其是灾难社会学反而逐渐式微，以至于灾难社会学的领军人物夸兰特利不得不呼吁“找回社会学的灾难研究”（Bring the Sociology Back In）。目前灾难研究已经吸引了30多个学科的学者，多学科知识整合已经成为当前灾难研究最重要的共识和目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灾难事件反映了一个社会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全球化、环境变化、市民社会成长后宏观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与个体的知识、能力、经历、惯习等特质频繁互动的过程，是一系列环境、结构和个体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Tierney，2007：503-525）。未来，灾难研究应该寻求微观社会要素、中观社会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的有机整合，将个体、群体、组织、社会结构、文化体系、历史记忆、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知识链接起来，推动灾难知识走向系统化和学科化。

最后，超越西方中心主义，走向全球灾难研究。从全球视野来看，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地区如加勒比海、非洲、东南亚、南亚、中亚等地区更容易遭受各种灾难事件的打击。但国际灾难研究的主要队伍、研究对象、概念和理论都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甚至国际减灾项目也多为发达国家主导，以至于有的学者公开呼吁“发展中国家主导下的防灾减灾”（South-led Response）。下一步，灾难研究应该超越民族国家边界，聚焦全球灾难事件，推进全球灾难研究。全球视野下的灾难研究应该关注三个问题：第一，聚焦具有全球意义的灾难事件，超越南北体系、东西阵营的分化对灾难研究的阻隔和异化，将灾难发生的外部性与内部性统一起来，揭示全球化背景下灾难的本质和影响，进而构建国际灾难协作与治理体系；第二，将多学科的知识纳入全球安全和灾难研究框架，将国际援助、国际和平和发展项目与综合防灾减灾结合起来，注重灾难发生地区的社会条件，确保全球防灾减灾多边合作和治理政策得到有效实施；第三，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在社会结构、文化传统、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对灾难过程的影响。灾难研究应该通过跨国比较更好地揭示现代灾难的本质和外部性问题（张原，汤芸，2020）。

借助于文献分析和归纳方法，本文讨论了国际灾难研究百年发展的历程与现状。研究发现，国际灾难研究在致灾因子、脆弱性和韧性的视角下，分别形成了灾害过程研究、灾难情境研究和灾难跨学科整合三个不同的研究方向。目前，灾难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共存的交叉研究领域，知识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未来的灾难研究应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推进共识性概念生产、灾难知识的学科化和全球灾难协作治理体系建设。本文归纳的灾难研究概念谱系与研究方向有助于明确国际灾难研究的现状与未来议程。但本文的研究建立在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之上，侧重于对经典文献关键概念和代表性理论的分析，研究发现需要借助文献计量方法进一步检验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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