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何种火灾，除了火源，第一需要有可燃物，第二要有助燃物。以这个标准看，澳大利亚简直是火的天堂。澳大利亚大陆整体维度较低，因此积温较高。这里没有季风，降水量少且不稳定，80%的地表由此成为干燥的荒漠，一旦雨水降临，土壤又难以涵养水源，旱灾就瞬间转为洪灾。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生物的生存前提就是要耐受风化贫瘠的土壤和反复无常的干旱，结果这里的植被景观不是稀树草原就是桉树林，都是理想的天然薪柴。比如桉树凭借树叶纤细和油脂丰富等特点克服了高蒸发量的压力，但代价就是变得易燃。根据美国所移植的桉树与橡树林对比研究看，同等生长周期、同等面积的林木，桉树产生的可燃物居然是后者的三倍以上。在澳大利亚4000万公顷严格意义上的森林中，70%的树种都是桉树，而澳大利亚整体的乔木中，桉类可占到90%以上。与这种另类的植物体系相适，在其他地方早就灭绝的有袋类动物成为澳大利亚本土动物群落的主导，尤其是考拉。为了节约身体能耗，考拉变得头脑简单、四肢更不发达，可是它身怀绝技，即只吃气味恶心且营养匮乏的桉叶就能存活，同时体内还能降解有毒的桉油。由此，这种低等生物一举成为桉树林中的王者。可惜大火来临时，它们大多只能坐以待毙。

桉树林

不仅如此，澳大利亚夏季通常炎热干燥，内陆吹出的热风滚滚。从暮春时节开始，雷击火与腐殖物自燃的现象就会增加，加之近年来影响澳大利亚气候的“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现象越发不规律，极端气象条件持续增多。总之，澳大利亚大自然本身就倾向于自焚，没火灾才不正常。

越烧越旺：火作为生态的建设要素

问题是，澳大利亚的生物似乎并不更耐火，那它们怎能世代存续至今呢？ 与大部分人的想象不同，这些原生动植物恰恰是向火而生的，不烧不舒服。在漫长的岁月中，澳大利亚本土生物积累出来的最重要的智慧不是防火或者灭火，而是适应火。大约在5万年前进入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也不例外。可惜1788年以来开始定居澳大利亚的现代移民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在《火之简史》中，环境史学家史蒂芬·派因洞见性地指出了澳大利亚的生态平衡依赖一种火循环。而根据比尔·甘比奇在《地球上最大的庄园》中所细致论述的那样，土著的生存取决于主动且系统地利用大火，最终也通过纵火改造澳大利亚的生态与景观。

澳大利亚近700种桉树，几乎无一例外利用火灾巩固自己在植物体系中的主宰地位。比如有的桉树树皮厚实，异常耐烧，而另一些则会在着火时迅速让树皮脱落，从而保护主干。更有极品，要靠火焰的烧烤才能让其果实爆裂，从而将种子弹射散播。许多桉树的树皮内有休眠芽，火灾过后，立刻会抽枝蔓叶，还有的桉树即便树身灰飞烟灭也无所谓，因为休眠根会重新抽芽。火灾过后的灰烬是极好的肥料，老一代桉树用自己的躯体，换来了新一代的茁壮成长，其他树种就这样被桉树代代排挤。动物们也都适应大火，比如尽管火灾会烧死大量考拉并摧毁它们的栖息地，但是由于考拉在桉树林里几乎没有天敌和竞争者，它们的种群可以随着桉树林的复兴而恢复。 从一种历史的眼光出发，澳大利亚的火灾尽管会吞噬许多生命，但长期看并不导致特定的生物灭绝。

土著经年累月在澳大利亚大陆生息，也目睹并经历了无数的火灾，不仅习惯于用火，而且将火变成生产工具。土著用火开辟道路，指示方向，更用火进行所谓的“ 烧荒农业”（Fire Stick Farming）。这是1969年考古学家瑞安·琼斯（Rhys Jones）提出的概念。他发现土著通过规律性地烧掉林间枯草和腐殖物，促进新植被的生长，从而吸引小型动物前来觅食，然后土著再围而歼之。澳大利亚之所以会出现森林间的开阔草地，同时高大的桉树林下罕见相对低矮的灌木丛，都与这种烧荒农业有关。由于土著群落大多具有季节性迁徙的特点，天长日久，澳大利亚绝大部分林区与草地生态都习惯了土著用火这一干扰性因素。

客观上看，土著的纵火活动会定期焚烧掉自然界的可燃物，进而避免了其过多囤积，因此一旦发生天然火灾，其规模也会受到抑制。具有讽刺性的是，雨量相对充裕的拉尼娜年份中，植被会出现疯长，一旦成为枯草枯树，反复累积，火灾隐患就大幅上升，因此及时纵火的土著，简直堪称大自然的保健员。

火变成“灾”：对现代环境观念的反思

1827年，塔斯马尼亚北部高地的牧羊者记录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殖民者驱逐了纵火的土著后，理想的牧场就会长满荆棘与酸草，人力难以清除，结果这里的牧羊业只维持了18年就被迫放弃了。接下来100年中，澳大利亚大部分现代移民都将土著的环境知识边缘化，土著的纵火行为尤其被视为破坏环境的野蛮犯罪，而澳大利亚原生态中存在的燃烧现象都成为了所谓“火灾”。随着土著们的用火实践走向式微，一方面是天然可燃物得不到及时清理，火灾常常失控；另一方面是以现代化手段消灭一切火灾为目标的消防理念开始流行。结果是救火能力道高一尺，火灾火情魔高一丈：澳大利亚从1930年就在全球率先采用飞机勘测火情，研发出五花八门的灭火装备，全体国民在中学就要接受专业消防技能训练，结果依然未能避免一次次火灾，尤其是2009年造成210人死亡的“黑色星期六”。谁知十年后，在发生始料未及的极端气象条件下，大火灾又来了。

事实上，在2003年首都堪培拉山林大火后，澳大利亚政府与民间已经开始反思既有的定居与山火消防理念，将重点从灭火转向防控，学习“适应火灾”。比如尝试改变现代澳大利亚移民在城郊荒野中分散定居的偏好，一方面减少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频繁用火活动，另一方面减轻火灾时疏散撤退的压力。事实上，澳大利亚人口尽管整体分散，但以悉尼和墨尔本为代表的中心城市聚集了大部分人口。这些城市不断扩张，多已毗邻桉树林茂密的山区，一旦火灾逼近，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改变定居点的规划思路，或许与提高救火能力同样重要。许多澳大利亚人也开始挖掘和传承土著的御火经验，部分社区甚至专门邀请仍然懂得烧荒的土著居民协助清理植被。除了对森林和植被密集的地区减少人为经济开发活动的干预，在大部分情况下，澳大利亚社会也越来越接受自然火灾的发生，及时监控即可，未必需要第一时间消灭。澳大利亚总理大概也是因为这种心态才敢出国度假，怎料此次大火会超越常规经验。

澳大利亚人口密度分布

大自然，真是让人琢磨不透。2月份光临的倾盆大雨缓解了持续的火情，随后各种植被已经开始复苏抽芽，各种幸存的动物也开始继续繁衍生息。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而幸存的人类，真正要思考的，不仅在于如何更好地灭火，而在于，如何减缓因为人类活动而加剧的气候变化，最终避免助长各种自然灾害的极端气象条件。

本文原刊发于2020年3月4日出版的《环球》杂志第5期，已获得作者本人及《环球》杂志授权在本公众号上发布

本期编辑：陈双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