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甲番

3月15日，夜里，李四顺（李哲）又拿起木吉他。没有观众，没有舞台，李哲粗短的手指一丝不苟地按着琴弦，《刍狗之歌》的旋律流出。“风吹藤动/藤动/没电咯/没电咯/大人要点灯/要搭船过暹罗……”停电的夏天，大人们搬出椅子去巷口，手电筒的光聚集了一堆老老少少，虫鸣蛙叫尤其清晰。那些关于先人的回忆、邻里的往事、昨日的食粮，在夏夜的晚风里，不疾不徐地出来。主创李四顺在离开潮州后回望那片土地的人与故事，组建乐队六甲番，唱出潮汕的歌谣。

李四顺（李哲）出生于1984年，在离开潮州后开始写关于家乡的歌谣。

出走的青年

许多潮汕人有小脚趾指甲分瓣的特征，因而被称为“六甲番”。生理学家认为这是人种杂交的遗痕，部分历史研究者将其作为潮汕地区在远古就与其他种族进行交流的依据。李四顺的奶奶当然不知道这些，只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知识点连同那些口口相传的歌谣与故事、说法与神话，一起说给了年少的李四顺。

2010年，广州大道中191号，191space livehouse是广州地下音乐人的根据地。台上台下都是乐手，乘兴上台，随手就是一个乐队。李四顺一时兴起唱起一首潮语歌曲《麻风村的谚语》，同乡蔡泽雁在1919space livehouse当服务生，李四顺问有谁会打手鼓，“会打一点”的蔡泽雁便上了台。

彼时的李四顺也组了一个金属乐队，但那首布鲁斯风格的《麻风村的谚语》演奏完，李四顺形容“全场都炸了”，于是打算把平时和朋友写着玩的潮语歌曲拿来组乐队。“六甲番”这个名字几乎是瞬间决定的，他与蔡泽雁都没有过多考虑。

大约20年前，还在上中学的李四顺和蔡泽雁聚在三利街的一间音像店。他们骑着单车越过韩江，到韩山师范学院和艺术系的外地学生混在一起，看贾宏声的自述电影《昨天》看到泪流满面，听着国内外的摇滚乐。

潮州老电影院旁，一名从北京玩金属乐归来的青年在这里开了一间工作室，李四顺拿着奶奶给的钱瞒着父母偷偷报了班。高二那年，李四顺想攒钱买效果器。他与在学校门口开文具店的发小一起办了个吉他培训班。李四顺靠着5名学生的学费和帮忙卖琴的钱，拥有了人生第一个大风牌音箱和ZOOM707效果器。

然而，拥有吉他并没有直接改变李四顺的的人生轨迹。在外界看来，他正常地高考、上大学、毕业、找工作。抱着“只要离开潮州就行”的想法，李四顺到广州上学。财务管理专业于他是陌生的，但是广州是他向往的城市。“那时候广州的摇滚乐很发达，有很多livehouse和酒吧。”李四顺一早就打好了边读书边玩音乐的算盘，“玩得好我就不读书。”

六甲番成员皆为潮汕人，由左至右分别为：贝斯手姚润钊，鼓手蔡泽雁，主唱李四顺（李哲），键盘＆和声蔡苑婷，巴扬琴手李潇男。

“汽车轰隆开过虹桥东开过东门外/看阮个韩江阮个韩山阮个涸溪塔/给海风吹啊吹，我们是不畏天不为敌英勇的潮汕人”，《伊莎贝拉》讲的并不是李四顺上大学离开潮州的故事，而是另一段更加少年意气的往事。

大一暑假，一名发小约李四顺去深圳闯荡。发小说去深圳做生意，李四顺答应了，心里想的却是要去组乐队。两个人在夜晚的人民广场商量未来如何发展，要离开这个“省尾国角”。

出门的那天，李四顺要坐7时的大巴出发，便早早起床。母亲在厨房忙碌，突然走过来对李四顺说：“我这辈子没有女儿，你要出远门也不知道能不能回来，我给你扎个辫子。”李四顺那时候留着披肩的长发，母亲拿着梳子，给他扎起了一个冲天的高马尾。母亲没有挽留，李四顺也没有停下，他与发小坐在大巴车的最后一排神采飞扬，憧憬着那个“淘金圣地”。

“三山国王、托塔天王、哪吒三太子/我们今天走在一起，互搭肩膀，手牵手/金花红绸/点炮仗来捡鞭炮/天铮铮地灵灵/来迎接我们出海远征的民族英雄。”那时的酒吧是翻唱歌手的天下，李四顺显然不能入他们的眼。在街头卖唱的第一天，李四顺还没开口就被赶走了。李四顺在那里混了整个暑假，“诸乡神明”显然没办法庇佑这位出走的吉他少年，在阿嬷恳切的召唤下，李四顺终于回了家。

《伊莎贝拉》讲述的是件荒唐往事，但歌曲本身是欢快的，带着昂扬无谓的朝气和征服一切的斗志，同时又像是载歌载舞的邀请。2020年10月，六甲番举办尤利西斯之旅双城巡演，在潮州唱《伊莎贝拉》前，李四顺说：“我相信当我们一起唱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种族的声音。”

故乡的游魂

六甲番的组建在李四顺工作之后。大学毕业后，李四顺进入现在工作的医院担任会计。从学校宿舍搬到医院宿舍的那天，李四顺当时一起玩乐队的朋友帮忙搬东西，搬到后面7个人抱在一起哭得泣不成声。听歌、练琴、看演出、玩乐队，这些事情占据了李四顺大学的大部分时间，他躺在草地上幻想成为摇滚明星——去美国演出，用摇滚去震撼这个不摇滚的世界。但当毕业来临，没有什么比找到工作更重要。

李四顺的长发在毕业前就剪掉了，他开始在单位勤勤恳恳地上班，但音乐一直没放下，如同与工作并行的另一条轨道，互不打扰。当摇滚乐不再成为炫耀青春的资本与故作姿态的叛逆，李四顺拔掉曾经热爱的效果器，不再追求失真的音色带来的锐利，电吉他也换成了木吉他。

“以前玩那些东西好像是在做一个姿态给人家看，但是我做六甲番不需要有那种姿态，不需要我一定要长发或看起来很帅很酷，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李四顺说。

从潮汕地区数不清的神明到佐料的南姜，从台风天时风雨欲来的下午到关于故乡旧人一个昏昏沉沉的白日梦，在六甲番的歌里，李四顺不断翻腾出半真半假的回忆，与少年的自己会面，与已经消失了的故乡旧人告别，就此写成潮汕的歌谣。

李四顺常说自己是被潮州赶出去的。浮洋镇李厝内门楼里那一家，一向不是宗族社会里圆融世情的人，不是能够光耀门楣的那一支，李四顺亦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当作家族的耻辱。从去广州念大学开始，李四顺与故乡不可避免地疏离了。当潮汕成为一个遥远的意象，故乡与游子开始对望。

乐队成员几经变化，但一直都是潮汕人。

“弟啊，阿嬷带你去看戏/带支手电要不回来昏天黑地/来去看李老三爬楼梯/看完去戏棚下吃盘落汤糍/弟啊来到阿嬷的怀里/和你说说那个凄惨的日本年”，《朝代尾》从村镇看戏的日常生活图景出发，借由“阿嬷”这个角色延伸至《朝代尾》的凄惶生活，当听者陷入遥远的记忆时，一句“贼阳春，奴才啊！”又把听者的心思拉回到眼前的戏棚。来自西方的手风琴带来令人安心的秩序感，手鼓轻敲，潮剧唱腔与李四顺的嘶吼在同一首歌里借由音乐达成奇异的和谐。旁观者的戏谑、人戏不分的荒诞、身处其中的凄苦，《朝代尾》在音乐与情感表达上都具备丰富的层次，李四顺既是阿嬷怀里听故事的小男孩，又是舞台上的潮剧演员、《柴房会》里的李老三，亦是《朝代尾》中被碾压的底层人物。

李四顺的“我庄”，即祖辈生活的村庄陇头李，在1939年日军侵略时被“散乡”，成为宪兵部扎营的所在，自此土地被剥夺，村口架起了炮台。李四顺的阿嬷在那时被打扮成男孩做壮丁，后来她将这些故事断断续续讲给李四顺听。

李四顺在文章《走进超验之门谈创作》中认为，所谓超验性，就是超越了概念思维的范围，不能用言语诉说，不能用思想把握。而家乡，总有一些确实发生而无法得到答案的故事：供奉玄天上帝的庵里，那座真身坐化的神像消失在大部分人的记忆里；老鼠巷里的大榕树有仙人轮番出场；有着阴阳眼的老姨看到关公庙里的赤兔马在半夜跑出来吃草……当然这些并非事实，但从艺术的角度看却是极佳的素材。

“你想找突破、想找和别人不一样的，所以你必须去找一些根源的东西，它会给你一些启示。”李四顺定居广州多年，形容回到潮州的自己是一个“魂”，他骑着自行车走街串巷，与这片土地的此时此刻关系淡漠，但“根”又深深驻扎。

一盏晃动的吊灯让李四顺瞬间穿越至童年停电的晚上，写下《刍狗之歌》。“有个说法是‘一个时刻包含另外一个时刻’，好多时候是你在这里被一个感觉触动了，然后你就会跳到你的童年那里，在那里找到一个相似的，你就这样停滞在那里，进入回忆。”李四顺珍惜那样的时刻，六甲番的音乐，多由那些时刻延伸而来。

“我觉得人的心理很奇怪，有时候有些东西要说出来才舒服。你在那里经历了好多事情，不一定都是好的事情，见过好多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你在外面行走，好像一个东西一直在拖着你、拉着你，所以你要把它讲出来，讲出来就好像卸了一样东西。写文章、做音乐都是这样，所有的艺术都是在解放自己内心的一部分。我就很希望能活得轻盈一点。”李四顺不认为自己的音乐是怀旧或是推广潮汕文化，更多是出于对自我情绪的纾解。

蔡泽雁最近在思考方言音乐的方向。这几年，他观察到年轻乐队同质化严重，“现在想着能不能通过一些方式在学校里面推动学生去做一些跟方言有关的音乐，看会不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六甲番亦在筹备今年的“青橄榄之味”专场，一场潮汕文化的春日集会，将聚集文学、电影、音乐等各个领域的潮汕人。

风雨急水塔

六甲番常驻广州，成员几经变化，但从最初到现在，每一个乐音都由“六甲番”发出。李四顺与蔡泽雁不认为是对成员刻意的挑选，但也不得不承认潮汕人拥有寻找同类的本能，以语言为表征、以习惯为暗语，同声相应，默默匹配。

六甲番在广州MAO livehouse演出。

担任键盘手与和声的蔡苑婷是在广州出生、长大的“潮二代”，通过师兄介绍加入六甲番。蔡苑婷只在年节的时候回潮汕，六甲番让她更多地思考她与潮汕之间的联结，“如果你仅仅只是没有距离地去记录身边的东西，其实你是无法思考的。因为你是其中的一员，在环境和氛围中被裹挟着走的时候，你其实是很难把自己抽离出来去想这些事情。”

今年2月，六甲番发行迷你专辑《急水塔》，同名歌曲《急水塔》入选腾讯音乐《生音记忆》合辑。这张专辑收录了大江南北的方言音乐，六甲番用婉转难懂的潮州话和7分钟的时长唱着潮汕的歌谣。

急水塔即三元塔，是潮安江东镇一座残破的明代砖塔，因塔下韩江水流湍急得名。摄影家约翰·汤姆逊于1870年拍摄的急水塔可能是潮州最早的影像。1918年正月初三，潮汕地区发生7.8级强地震，急水塔六层以上塔身直接震塌，第六层内室亦崩去一角。

一年冬天，李四顺和蔡泽雁骑自行车到鲤鱼山，爬上急水塔。李四顺小心翼翼一层层向上爬，看塔顶的藻井上的精美石雕，看塔身的精美壁画，最后的第六层，半边裸露的青砖支撑着摇摇欲坠的藻井，让李四顺感受到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失重。

底下是韩江水百年如一日的湍急，远处是潮州乡野间低矮的平房，如同沉静入睡的孩童，而急水塔沉默不语，以守护者的姿态竖立。

李四顺觉得急水塔像一个不朽的老者，而且是个女人。“风啊/你是要吹去哪里/涌啊/你是要打到哪里/太平洋四季交替的风/吹乱了韩江边上来来往往的女人的头发/她们那双乌溜溜的眼睛啊/像刚出声的婴儿一样，只看到脚下十几公分的土地的崎岖”。

《急水塔》的封面是一张潮州老照片《潮州妇人观海图》，收录在丁铨编著的《旧影潮州》。有人推测当时潮州妇女结伴到海边观景的可能性不大，这张图更有可能是潮汕妇人带着孩子送男人过番的场景。

《急水塔》的封面是一张潮州老照片《潮州妇人观海图》。

寒风凛冽，山坡上的野草被吹倒，厚重臃肿的棉服裹着瘦削娇小的潮汕女人，她们带着孩子，望向远方的茫茫大海。

李四顺用两个调的互换表现他登上急水塔时感受到的失重。蔡苑婷的声音清澈平和，与李四顺的粗粝厚重对比，歌声仿佛一只飘在高空孤零零的风筝，忽上忽下，揪着底下潮汕女人的心。

李四顺在《急水塔》发布的推文中写道：“生活无常，对于乐队我总有一种前路茫茫无法把控的危机感。也许明年我们就解散了，那时这碟就可成了历史遗物，绝对珍贵；也有可能明天就我们上乐夏，出现在你家的电视里。”

危机感易于解释。乐队所有成员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蔡泽雁是舞台策划、蔡苑婷是中山大学中文系古文字专业硕博连读研究生、巴扬琴乐手李潇男是通信设计工程师，贝斯手姚润钊则是警察。李四顺惯不是安排事情的人，乐队成员来来回回，演出时有中断。

排练和演出依然是能够给李四顺带来快感的存在。聚在客村60元1小时的最小间的band房里，音乐让李四顺感觉到自己的价值。“如果没有做音乐，他就是最常见的‘社畜’。”蔡泽雁说。

早上6时30分起床，走出小区进入地铁站，坐两个站再转8号线到文化公园下，步行或骑自行车到单位。李四顺工作日的生活轨迹和广州所有的打工人没有什么不同。

广州惠福东路的一栋居民楼，两个工人将身子探出阳台在组装防盗网，电焊闪出火花的同时发出刺耳的响声。天空是均匀而无表情的灰色，不是大雨将至的黑云压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火花在白日里短暂地耀眼，响声打扰着周边百米内的人最终消散在城市的喧嚣中。

一位工人停下手中的电焊，隔着防护镜，他看到下方那个院子里有人在唱歌。

鼓手蔡泽雁与李四顺皆为潮州人，蔡泽雁为龙湖镇人，李四顺则来自浮洋镇。

“雨来来/雨来来/雨来来”，歌词重复着这一句。只有鼓手蔡泽雁与李四顺，李四顺即兴发挥，蔡泽雁一下子打起了精神，注视着李四顺手指的游走。李四顺站了起来，说话时含混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激昂，院子外不断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李四顺是享受演出的，“我希望能够不断地演出，希望乐队能走20年、30年。”

猛烈的一阵扫弦，吉他高高拿起又狠狠按下，演奏结束。

电焊的声音继续响起，工人没有休息太久。李四顺把吉他收进灰色的琴包，背着它走进西门口地铁站。李四顺那天穿着黑色休闲裤和暗蓝色的外套，是极容易被淹没的低调颜色，琴包高过他，他步伐不快，一抹灰色于是就慢慢消失在地铁站的人潮中。

■观点

对话六甲番

走出潮汕看潮汕

南方日报：在你们看来，潮汕这个族群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李四顺：潮汕人都太敏感了。我们不是粗线条的，内心是很细的。所以就很容易做好朋友，又很容易有摩擦、很容易分开。大多潮汕人，即使像阿婷这样在外面长大的，还是会有那种家乡的情结。

我接触过不同地区的人，我觉得潮州人这个“家”始终是最重要的。这个“家”可能是广义的，包括他的亲戚朋友以及整个家族。

蔡苑婷：潮汕很多方面是很矛盾的。它是一个平原，但是它又朝海。所以一方面他们会有很迫切想要走出去的冲劲，另一方面他们又收束得很紧。这种收束是潮汕在沿海地区里面最特别的地方。收束不仅是亲缘关系、文化上、情感上的联结，就算是散到世界各地，他也是收束的。那种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由此会带来很多束缚，但是它也是我们的力量，它可以让我们走出去，也会让我们变得好像很保守。现在你跟全国其他地方的人说，我是潮汕人的时候，他们第一反应是“你们要很多男孩”，就会觉得说潮汕人是保守的。可是另一方面，你要说像出海外做生意，我们又是排在前头的。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张力。

南方日报：为什么想做“青橄榄之味”专场？

李四顺：以前每一期我们都会和一个潮汕的艺术家合作，我也希望能够吸引到一些不一定是潮汕的文化人，蛮想给他们看看。往年这时候都会下雨，就是春天那种很潮湿、很沉重的感觉，墨绿色的，我觉得蛮符合那个氛围，所以就这时候来做。今年的应该会在4月份推出，可能要做戏剧。

蔡泽雁：我们希望把人文的或是艺术的东西跟音乐做一个碰撞，然后产生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参与的不一定要是潮汕人，可以是潮汕人的后裔，我们想展现“新老潮汕人”两者内心的不同，然后在文化层面上做一种呈现。

南方日报：离开潮汕后，如何看待自己家乡？

李四顺：其实还是爱这个土地，真的是没办法，因为是你的血脉。你就是在这里生的，而且你所有最早的东西都是这里赋予的。有人说“三岁定终生”，真的是这样。现在回去，我们都尽量在保存这个地方给我们的好的东西，然后摒弃掉成长过程中一些负面的东西。我觉得潮汕它是有很多层次的，它那么久的历史，不能说因为一些不好的东西就（否定），我希望能看到这片土地原来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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