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毛泽东生前多次谈到自己的死。

    1961年他畅游长江之后，曾跟英国的蒙哥马利元帅谈到自己的死，谈到接班人问题。

    1964年他在军队干部会议上也谈到死，他说：“原子弹下来，就一条路——见马克思。人年纪大了也会死。人如果负担太重，死是很好的解脱办法。”

    1973年他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说：“我活不到革命结束了，我已经跟上帝打过招呼了。”

    1976年他病重，尼克松的女儿来看他，他又一次说：“一个人负担太重，死是解脱。”

    “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

    1963年12月16日罗荣桓同志逝世，毛泽东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从那以后，他一直很少讲话，几天睡不好也吃不香。

    有一天，他睡不着觉跟吴旭君（1953-1974年任毛泽东保健护士长）聊天。回想往事，他谈起母亲：“我喜欢母亲。她是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待人诚恳。尽管她不懂搞群众关系，可她为人很好，受人尊敬。她死的时候，来了好多人为她送殡，跟我父亲死的时候不一样。父亲对人苛刻。我总忘不了这件事。”毛泽东沉思了一会儿说：“我死的时候，你不要在我跟前。”

    吴旭君说：“假如真有那么一天，我怎么会不在你身边呢？我要做好防病工作，你得了小病我会及时给你治疗护理，不让你得大病。”

    “不，我死的时候一定不要你在我跟前。”毛泽东坚定地说，“母亲死前我对她说，我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样子，我想让她给我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一下。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她同意了，所以直到现在，我脑子里的母亲形象都是健康、美好的，像她活着时一样。”

    “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

    第二天，吴旭君陪毛泽东吃过第一顿饭后已是下午。

    毛泽东说：“我设想过，我的死法不外乎有五种。第一，有人开枪把我打死；第二，外出乘火车翻车、撞车难免；第三，我每年都游泳，可能会被水淹死；第四，就是让小小的细菌把我钻死；第五，飞机掉下来摔死。”他笑着说：“中央给我立了一条规矩，不许我坐飞机。我想，我以后还会坐。总之，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完，他开心地大笑起来。

    吴旭君听了这些话，心里很沉重。毛泽东继续说：“我死了，可以开个庆祝会。你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要兴高采烈地参加庆祝会，然后你就大大方方地上台去讲话。”

    “讲什么？”吴旭君茫然地问。“你就讲：同志们，今天我们这个大会是个胜利的大会。毛泽东死了。我们大家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他死得好。如果不死人，从孔夫子到现在地球就装不下了。新陈代谢嘛。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停了一会儿，他认真地对吴旭君说：“我在世时吃鱼比较多，我死后把我火化，骨灰撒到长江里喂鱼。你就对鱼说：他生前吃了你们，现在你们吃他吧，吃肥了你们好去为人民服务。这就叫物质不灭定律。”

    “我倡议实行火葬” 

    听了毛泽东的话，吴旭君连连摇头。毛泽东不再笑了，他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这么久，都不能理解我呀。我主张实行火葬，我在协议上签了名的。留下我的遗体，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啊。”

    事后吴旭君才知道的确有这么一份倡议书。第一个签名的是毛泽东，日期是1956年4月27日。中央的高级干部和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党内外同志共136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了。当时出于种种需要，在第二年建成了毛主席纪念堂。按说，这种做法是不符合他本人意愿的。1980年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就问过，对这件事应该怎样看？邓小平的回答是：“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背毛主席自己意愿的，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的思想考虑。但是，纪念堂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

    （新浪博客 8.6 王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