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星期日，黎明后不久，逊帝就召我入宫开会，我到了养心殿，见到荣源（逊帝的岳父）和郑孝胥已先在座了。他们一致相信冯玉祥正在动念头，来另一次突然的行动，其目的就是针对逊帝。我们讨论用什么最好的法子把皇上立即撤出紫禁城，走入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但通往紫禁城的每一道门都有军队严密地把守着。据我个人观察所得，把守着神武门的皇室卫兵已撤入神武门内，而孙岳的军队则已在神武门外守卫着了。

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西北军阀。有“基督将军”、“倒戈将军”、“布衣将军”之称。

逊帝交给我一捆很重要的文件和一包贵重的物品，让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后来我把这些东西放在汇丰银行。

不久后我又回到紫禁城里，因为我要亲往端康太妃的灵前致祭。祭完后，我到逊帝的住所，向他报告那些贵重的东西已经存放在很妥当的地方了。他打开柜门，拿出一个小匣子，揭开匣盖，里面满是珍珠宝石的戒指。他笑着说：“这些东西都是端康太妃的，如果仍然留存在她的寝宫里，一定会全部被人偷光。你就挑选一个留为遗念吧。”于是我便选择了一只绿玉戒指。

11月3日，我又到紫禁城去，这时候紫禁城的气氛大不如前了，有种鬼气森森和孤零零的景象。大多数的办事人不是躲起来就是溜走了，有些人则忙于办理端康太妃出殡的事情。

端康皇贵妃（1873年—1924年），即瑾妃，光绪十五年（1889年）与妹妹（珍妃）被入选宫中，初封为瑾嫔，后因慈禧太后六旬万寿加恩得晋妃，光绪二十年因珍妃忤逆太后而受株连，降为贵人；次年复升为妃。宣统皇帝溥仪即位后，尊其为“兼祧皇考瑾贵妃”。宣统帝逊位后，小朝廷为之上徽号“端康皇贵太妃"。民国十三年（1924年9月24日），瑾妃病逝于永和宫中，年51岁，并以端康皇贵妃的身份葬于崇陵妃园寝，谥为温靖皇贵妃。

星期二那天是11月4日，我和逊帝一同进午膳，饭后，我们同往储秀宫看皇后，然后到御花园养性斋，我们商量逃出紫禁城的方法。本来郑孝胥已想到了一个法子，我们都认为可行，决意在下一天实施，逊帝化装逃出紫禁城。

紫禁城中那长长的黄昏时期，现在沉入黑暗之域了。

慌慌张张直闯紫禁城

11月5日，星期三。我正在吃早餐的时候，有电话找我，这次的电话通了，我听到对方的声音很是慌张，但立刻认出他是载涛贝勒。他给我的消息虽然是在我的意料中，我不觉得奇怪，但也使我极度不安。他说，冯玉祥的军队已开入紫禁城，占据神武门了。他们不让任何人出入。皇上的电话线已被割断。没有人知道皇上的情形如何。他问我可否陪他同往神武门，设法进入宫里。译注：利用外国人势力保驾，这倒是个好方法，载涛以为外国人是天之骄子，什么都办得到，中国人遇事都给他们面子也。

爱新觉罗·载涛（1887年6月23日－1970年9月2日），满洲正黄旗人，清末宗室，晚清重要政治人物，清宣宗爱新觉罗·旻宁之孙，醇贤亲王爱新觉罗·奕譞第七子，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异母弟，清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叔叔。

不到十分钟，载涛自己开着汽车到我家中，他一直把汽车开入院子，下了车，就把车子停在那里。他愿意坐在我的车子里同往紫禁城。我连忙开了汽车和他同往，不消几分钟便到了神武门，但三道大门都关闭着，并且有军士严密把守。我的汽车在景山前就被拦下了，一个军士上前查问。我拿出我的中文印成的名片给他看，并对他说我是有权进入紫禁城的。他拿了我的名片去请示他的上司。在他离开我们这两分钟里，和我同车的那位涛贝勒很激动地对我说：“如果他们让您进去，您就对他们说我是您的仆人。”

他说的这句话留给我的印象毕生不能忘记。他的内心依违于两种感情之间——他生怕一进目前这个危险的紫禁城生命便有危险，但他又想到如果能拯救他的皇上，他也愿意冒生命之险一试。他希望可以假称是我的跟班随同入紫禁城，而不会被守军看出他的真面目。

满族的天潢贵胄一向是自尊自大的，而这句话竟出诸一个贵族之口，可见其内心之痛苦。如果那个不可一世的康熙皇帝或乾隆皇帝眼见他们的子孙——这个子孙，他的哥哥是皇帝，侄儿也是皇帝——为了要偷入他的祖先征服了的紫禁城而不惜冒充洋鬼子的仆从，不知作何感想。慈禧太后在庚子之役也是要把洋鬼子尽行逐出中国之外的，她在九泉之下如果知道她的子孙中有一个人说过这样的话，她又不知作何感想了。

晚清最高统治者慈禧。清朝末期，由于列强欺凌过甚，激起中国百姓普遍的愤恨，造成义和团的兴起，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拔电杆、毁铁路、烧教堂、杀洋人和教民。清政府听信义和团能够刀枪不入，杀光洋人，便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五月二十五日对八国宣战。为扑灭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英、美、法、俄、德、日、意、奥八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于1900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犯。最后导致中国陷入空前灾难，险遭瓜分。1900年，是中国农历庚子年，这场100多年前爆发的动荡也被中国人称为“庚子国变”、“庚子国难”。

向外国公使团请援助

我们等了不久，那个军士回来了。他说，上头有命，无论什么人都不许入紫禁城一步，我也不例外。司令部发出这个命令，要强制执行的。

我们把汽车开走，载涛哭着说：“我们怎么办呢？”我对他说：“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好走，那就是去使馆区请那些外国公使们设法保护皇上。”

荷兰公使欧登科是公使团的领袖，因此我们就去荷兰公使馆。我们刚到，就看见英国公使麻克类爵士（Sir Ronald Macleay）正从公使馆的石阶步行下来。我连忙上前对他说有很要紧的事情，请他和我们一起去见欧登科公使。几分钟后，我们四人同在荷兰公使的书房圆桌前坐下来谈话了。

荷兰公使和英国公使都不知道今早紫禁城发生的事情。我只把情形略告知他们。他们略为讨论一下才给出具体的建议。结果是由这两个公使本日下午去见外交总长王正廷（新任的外长），向他提出意见，不可对逊帝人身有什么粗暴的行动。同时，他们又邀请日本公使芳泽谦吉同往见中国的外长，日本公使同意了。

王正廷（1882年～1961年），民国时期的外交官，长期在南方政府中任职，推行革命外交。他热心体育事业，并致力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

在这个时候，北京城里的满族贵族大为恐慌。谣传紫禁城里大开杀戒，逊帝和两个太妃都死了，国民军要搜捕皇族人员尽行杀光。在此谣言广播期中，很多上层的满族人——王公贵族和他们的妻妾儿女等——都跑入东交民巷使馆区，暂时住在德国公使馆丢空的兵营里。我到那儿看望、安慰他们，同时在等候那三个公使往晤中国外交总长的结果。

当我仍在使馆区的时候，谣言已为事实粉碎。所谓逊帝遇害、杀戮皇族等事情，完全不准确。就在这天的下午，他已被逐出紫禁城，由国民军陪伴着到他父亲的醇亲王府了。

溥仪站在紫禁城屋顶上

逊帝没有死的消息已传遍北京，那班走入东交民巷避难的贵族就放下了心，知道国民军举动文明，没有加害他们的“皇上”，于是有大部分人已分别回家，但有些胆小的还不敢公然回去，恐怕被国民军屠杀，找着汉族朋友，暂时住在汉人家里，避避风头，看情形怎样再做打算。

我虽然很想立刻见到逊帝，把在使馆区所办的事情告知他，但我仍然留在使馆区，静候三位公使见王外长的结果。

本来我是先向欧登科公使请求的，而最先给我交涉消息的也是他。他说，他和那两位公使同访王正廷博士，探询国民军入紫禁城的消息。他们同时又请求民国政府保证逊帝及其家人生命的安全。他说，王博士初时对于他们这样的询问，表现出傲慢的态度，不想多说，后来才暗示，这是中国的内政，并非国际事件，无须外国人干涉。三位公使说，为了“人道主义”，他们有权知道逊帝是否有受到虐待。假如有的话，他们的政府一定会觉得很不高兴。

王正廷觉得三位公使的态度有点强硬了，知道不妙，连忙改变口风，向他们保证逊帝并没有危险，也没有人苛待他，他的自由绝对没有受到限制。王博士对他们说，中国人很久以来就要求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取消皇帝的尊号，“溥仪”应该做个平民。新内阁为了顺从人民的要求，现已准备一个修正优待清室的条件，这个新条件就在今天交给“溥仪”，要他接受了。

逊帝对我谈出宫经过

我在荷兰使馆从欧登科公使口中获知逊帝生命安全的消息，使我心头略慰，于是便从使馆区开了汽车直往醇亲王府。是否准我入内，就要看事实了。这时候天色已晚，路上很是黑暗。到了醇王府门前，只见冯玉祥的军队把守着大门，朱扉紧闭。我的汽车驶上前，一个军士走到我的车旁，我把我的名片交给他，对他说醇亲王请我见面。等了不久，大门开了，让我的汽车直驶入里面。我下了车，立即认出王府里那几个我熟悉的仆人，他们对我说逊帝正在等候我哩。

逊帝在一个大客厅里见我，厅里早已挤满了王公贵人和内务府官员。这堆人中，只有逊帝一人最为镇定，丝毫没有紧张焦急的表情，他见我进来，以友好的微笑来欢迎我。

逊帝带我到他的私室里，我们安详地坐下来谈话。他的态度显得还是那么高贵而又泰然自若，他对于在外面大厅上那班人惊惶失措的举止，大为鄙视。

关于逊帝离开紫禁城的经过，后来内务府的官员详详细细对我说了。据说，那天早上大约九点钟左右，冯玉祥手下的鹿钟麟到了神武门前，他命令军队将紫禁城的警卫解除武装，然后留下一队军士在神武门外收集枪支，并禁止未经准许的人出入，鹿钟麟和北京文化界名人李石曾进入紫禁城，叫几个已解除武装的警卫带他们到内务府。他们到了内务府，就要求见“溥仪先生”。有一个侍从对他们说，皇上在皇后宫里。他们就大声大气用挑衅的语气说，他们来叫“溥仪先生”和他的妻子、两个太妃在三小时内离开紫禁城。“如果他们再事耽搁，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就不能负责了。”

于是他们拿出一件公文交给内务府大臣绍英，叫他立刻交给“溥仪先生”，要他接受修正的优待条件。这些条件是没有商量余地的。修正优待条件的条文开头的一段，用逊帝的语气说他自愿修正的，现在将其译为英文如下：译注：我现在省去译文，将原文录此，以符真相，因为从英文再译成中文，必定走样的。

修正的清室优待条件

今因大清皇帝欲贯彻五族共和之精神，不愿违反民国之各种制度仍存于今日，特将清室优待条件修正如下：

第一条　大清宣统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之权利。

第二条　自本条件修正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并特支出二百万元开办北京贫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

第三条　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款，即日移出宫禁，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

第四条　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

第五条　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

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

这件公文是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由摄政内阁所发的。

清室善后委員会查封宫殿所用的封条

上面也有鹿钟麟和京兆尹王芝祥、警察总监张璧的名字。内务府大臣接到这个公文吓到作声不得，连忙送给他的主人，但他的主人比他较为镇定，一点儿都没有恐惧。现在最麻烦的问题就是那两位年老的太妃了。据逊帝对我说，两位太妃拒绝出宫，她们说如果国民军用强把她们赶出紫禁城，她们只好自杀。译注：起草修正清室优待条件的人是当时的司法总长张耀曾。其中第三条原文是“清室应即日移出宫禁……”黄郛在“应”字之下、“即”字之上加“按照原优待条件第三条”，见《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张耀曾所作《一个强健而中和的政治家》一文。

最后一次经过神武门

逊帝和皇后只拿一些个人的物品——鹿钟麟等人不许他们多拿东西——步入御花园，在花园之北，他们的汽车停放着。他们上了汽车，没有权利选择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恰恰和摄政内阁的指令里的修正优待条件中所说的，他是民国的一个自由的公民“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相反。译注：溥仪《我的前半生》说，他离开紫禁城，“决定先到我的父亲家里去”。而庄士敦在这里却说溥仪被鹿钟麟等人押往醇亲王府。我相信溥仪说的是真话，鹿钟麟除了不许他入住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外，他要住到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并无限制，而溥仪自己选择北府，也是很适当的。

他们分别上了汽车，每一车子只限一个随从陪着，一个兵士坐在司机旁边，另外两个武装兵士站在车门外的踏板上，以资保护。车子一开出神武门——也许就是他们最后一次了——随后就有装满军士的车子跟着，加入队伍而去。汽车很快开过了景山，经过我的住宅，出后门，本来出皇城这一道门平时是关闭着的，只有在逊帝经过时，仍援旧日之例，开放给他行走。译注：此亦待以君主之礼也！现在使逊帝第一次感觉到无此尊荣了。他们显然是要教训这个“溥仪先生”，提醒他，你也不过是个平民而已，中国其他平民并无任何分别。

电影《末代皇帝》中溥仪和婉容、文绣离开紫禁城

北府是逊帝父亲的私邸，在此种情形之下，以北府为逊帝居停，实非逊帝本人所愿。因为这个地方在城北，距离北京城中区约三英里之遥。他所要住的应是使馆区，但这是鹿钟麟等人不肯让他去的。

他到了北府之后，仅仅在一小时内，逊帝就觉得自己变成一个被软禁的人了。他要试验一下是否有自由，就吩咐备车，他要出门兜兜圈子。在这个时候，醇亲王府原有的警卫已被撤换，改以国民军守卫了，他们听说逊帝要出门游玩，便说他们奉令保护，“溥仪先生”最好留在家里，不要出门。

载沣、溥仪、溥杰、溥任（从左至右）在醇亲王府花园

末代皇帝的悲剧之路

逊帝向我说到以上各情形之时，是晚上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我也住到北府陪伴他，初时他很欢迎，但沉思一下后说，我最要紧的任务是和外国公使保持联系，他还是希望我回到使馆区里。我临行时，他对我说：“我们明早见，请你告知外国人今日所发生的各项事情吧！”

我来不及向醇亲王辞行，即走向大院子里，上了我的汽车。外面的门已经关闭了，我叫门，他们才把门打开，但在我出门之前，有个警官走上前把汽车里从头到尾搜查一遍。此举显然是以为逊帝会躲在我的毛毯下面，由我偷运出去。

我在使馆区差不多逗留了两个钟头才回家里去，一方面，我深为清王朝庆幸，蚕食它的那个内务府已垮台了。我一向都希望逊帝能摆脱内务府那班人的包围，自由做人，现在可实现了。不过，这次的事变，纯出于被动，而非逊帝本人的请求，实在不能不令人有遗憾。我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坐在书房里胡思乱想，想到我在颐和园那些快乐的日子，想到几小时之前和我道别的那个皇帝也走上了历朝末代帝王所走的悲剧之路，又想到我一向所希望的好像冯玉祥已做了的事情，竟然在今日发生。

这就是11月5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一天，在紫禁城上徘徊了十三年的黄昏，终于转入黑沉沉的夜晚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