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

备注：1953年，金庸与杜冶芬离异，婚姻维持5年，无子女。

02

朱玫：《明报》初创，共患难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

《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

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

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

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

03

阿May：失意邂逅的女侍应

能与亿万富豪金庸白头偕老的女子叫林乐怡（洋名叫阿May），即金庸的第三任也是现任妻子。她认识金庸时才十六岁，比金庸小二十多岁。他们俩是在扎角丽池一间酒店里擦出爱的火花的。林姑娘那时是那家酒店的侍应。那天，金庸刚与第二任妻子吵过一架，正失意至极，就到那家酒店闷坐。金庸引起了林姑娘的注意。林姑娘想请失意的男人吃碗面，而那失意的男人也因此注意上了林姑娘。一见钟情，二人四目，相投不分。这就对不起朱玫了，再离婚，再结婚，并送小娇妻到澳洲留学。

据《明报》女编辑欧阳碧回忆，1986年她进入《明报》工作，做过一年多报纸检查的工作，每天都要到七楼给金庸送报告，有一天秘书小姐告诉她：“查太来了，跟查先生在里面。”接着，她看到金庸和一位非常年轻漂亮的女子出来，她礼貌地称呼：“查太……”金庸马上笑眯眯地说：“不用叫她查太，叫她阿May就可以了。”这是她们第一次见面，那时阿May未满30岁。

在欧阳碧印象中阿May很直爽，没有老板太太那种骄横和颐指气使。有一次她到七楼的老板办公室，阿May也在，两人正在谈论去英国旅行的事，金庸交代了一句，有事先出去了，这时阿May竟跟她说：“我说去伦敦应该去看看朱玫，他不愿意。人家其实人挺好的，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口气中带着一些埋怨。现任妻子不满丈夫不去看前妻，这样的事欧阳碧还是第一次见识。她认为这只能说明阿May性格爽朗，毫无心机。

有记者问及金庸和第三任太太林乐怡“怎样维系良好的夫妻关系”，他坦言：“也没什么。平时她什么都很迁就我，到她发脾气时，我便忍住不回嘴。跟她的关系不算特别成功，又不算很失败，和普通夫妻一样啦。”

金庸对陶杰（曹捷）也说过：“夫妻之间是生活沟通，而不是思想研讨。想避免冲突，就少说为妙。夫妻之间不一定要兴趣相投，而是双方留点儿空白，彼此都有自己的空间。”

问他如何经营“忘年之交”的婚姻，他笑着说：“虽然例子不多，但还是可以的，最重要的是互相尊重。”太太很照顾他的生活起居，非常注意他的饮食，不准他吃这吃那，而他也能欣然接受。除了饮食之外，他的居家都是由他太太来装饰，美轮美奂，用心及智慧都反映在那里。

金庸写了无数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儿女的传奇故事，生活中，金大侠的儿女的情况又如何呢？

有记者曾连线采访金庸的发言人潘耀明。潘耀明以金庸老朋友身份介绍，金庸共有四个子女，两男两女。长子查传侠，次子查传倜，长女查传诗，次女查传讷，都是金先生与前妻朱玫所生。尽管金先生是享誉华人世界的大作家，但他的四个儿女，没有一个子承父业的。

长子为情自缢

金庸对大儿子查传侠特别钟爱。在金庸耳濡目染影响下，查传侠11岁就开始发表文章，为了培养查传侠，金庸将他送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但金庸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发生了！他钟爱的大儿子查传侠于1976年10月因与女友吵架，一时想不开，便自缢身亡。

查传侠去世时才19岁，这是金庸心中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痛。

2004年9月，金庸曾痛苦地回忆：“我记得接到大儿子在美国过世的消息后，好灰心，好难过；但那天还要继续在报馆写社评，一面写就一面流泪，一直都很伤心，还是要写。”

潘耀明介绍，后来，金庸亲自把儿子的骨灰捧回香港安葬。

次子是个美食家

潘耀明介绍，金庸的二儿子叫查传倜，长得酷似金庸，比父亲胖一些。查传倜曾在潘先生的手下工作，负责父亲书籍的出版工作，认真负责。

因为对川菜、粤菜、印度菜、法国菜很有研究，查传倜师承以美食为本的著名美食家蔡澜，目前在深圳一家高级酒楼当美食指导。潘耀明讲了一个小故事，金庸最喜爱吃川菜东坡肘子，为了孝敬父亲，查传倜尝遍了香港的东坡肉，一旦找到有香味四溢、入口即化的东坡肘子的好菜馆，查传倜便带着父亲一起去品尝。

查传倜也曾开过私房菜馆。据香港媒体报道，体态圆浑及光头的查传倜不靠父荫，爱“我行我素”，曾坦言自己“不是读书的材料”，读书成绩平平。他表示：“小时候，兄长成绩优秀，深得师长欢心，我就非常顽皮，要被教务处处罚。”精于管理的查传倜，原来在英国上学时选读会计，曾做了近十年会计工作，后来转到出版社做事，但最念念不忘的还是吃。

查传倜为报纸杂志写食评，自号“八袋弟子”，所谓“八袋”是指柴、米、油、盐、酱、醋、茶和酒，以示好的菜色都与它们分不开。

两个女儿都很有才

潘耀明介绍，金庸两个女儿都很有才。但长女名叫查传诗，极少公开露面，在家相夫教子，一直过着平静的生活。查传诗的夫婿赵国安，很有才气，先后任过记者、报社副总编辑，现在内地一家财经电台当总监。

当初，金庸《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一名曾经是属于他的大女儿查传诗的，金庸以“小聋女”称呼她。

貌美聪颖的传诗5岁时，金庸带着妻子儿女到新加坡躲避政治风波，奔波中，传诗着凉高烧不退，一家小医院医生给她打了一针庆大霉素，导致双耳失聪。1982年3月，金庸将传诗送到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约克大学就读。传诗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学业，回到香港不久后到《明报》工作，在广告部当了一名职员。

查传讷是金庸最疼爱的小女儿，她12岁拜水墨画家丁衍庸为师，可惜入门两年后师父便辞世了，从此她开始自学，2007年前学习中国画，以后才开始学油画。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查传讷曾经积极参与公益活动，为四川灾区筹款。

但查传讷一直很回避自己是金庸女儿的身份，对此，她解释说：“我的娘亲生前叮嘱万遍，不可以对外张扬自己的父亲是谁，别人知道了不用再加以强调。当你们都长大成人了，可以为查家光宗耀祖之时，就不用避忌了。‘人贵乎有自知之明，一定要脚踏实地做人。’这是娘亲对我最大的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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