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马道军

渡江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追击阶段发起的一次大规模战役，也是人民解放军战争史上规模空前的强渡江河进攻战役。

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彻底摧毁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4月23日，南京解放。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也是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5周年。75年前，胜利红旗插上“总统府”。此后的南京，“天翻地覆慨而慷”。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连日来，多位参加过渡江战役的解放军老战士分享亲历往事，重温75年前那段光辉岁月，从不同角度重现“直下金陵澄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的历史细节，直言“新生活就从那时候开始”。

王承安：

渡江战役前夕，火线入党

回忆渡江往事，今年94岁的老战士王承安思路清晰，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回忆起当年那一幕幕战斗往事。

王承安，1930年12月出生，山东泗水人。1940年，他年仅10岁就离开老家，跟随叔父参加八路军武工队的抗日对敌斗争。先后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

“解放军看似占据兵力优势，但渡江作战，困难重重。” 王承安告诉记者，参加渡江作战的战士多为北方人，不谙水性，缺乏水上作战经验，所以渡江前，部队一直在安徽望江县的一个大湖里勤练水战。经过了一系列紧张训练后，战士们有了更多信心。

“渡江战役前夕，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火线入党。”王承安笑言。

王承安说，渡江战役时，部队要在夜里横渡长江，他们当时的交通工具仅仅是凭借风帆行驶的木筏子，“当时没有大船，都是木筏子，为了支援我们渡江，沿江的渔民把自家的渔船都拿了出来。当时战况很激烈，炮火映红江面与夜空，江面不时激起冲天水柱。”

“很多战友在渡江战役中牺牲了，没有迎来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我很幸运，活到现在。今年是庆祝渡江战役胜利暨南京解放75周年，我好想他们。”老人突然降低了声音，一度哽咽。

不过，老人很快从历史的回忆里走到了现在，眼神里充满了幸福：“现在国富民强了，一切都满意啊。” 王承安老人念叨着，这得益于75年来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给人民群众带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王承安告诉记者，作为渡江战役的亲历者，他通过各种途径看到渡江战役沿线城市70多年来的巨大变化，真可谓“旧貌换新颜”。

“今天的好生活来之不易，我们要好好珍惜。只有祖国昌盛，我们才能享受当下的和平。”王承安动情地说。

徐法全：亲历红旗插上“总统府”

“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毛主席亲自为新华社撰写的消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再现了1949年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渡江作战。

回忆当年渡江时的情景，93岁的徐法全老人仍然激动不已，“战斗打响后，从江南岸往北看，仍是一片漆黑，但如果从江北往南岸看，就可以看见无数只小红灯在闪烁，非常壮观。渡江战役时，我是第一批进入‘总统府’的战斗人员，很自豪。”

徐法全，1931年3月出生，山东淄博人，1945年7月参加工作，参加过淮海、渡江、上海战役以及抗美援朝战争。

“我14岁就当解放军了，大大小小经历了很多次战斗，对渡江战役解放南京印象深刻。”徐法全老人回忆，进攻南京前夕，他被调到35军，执行侦察南京的任务。

“当渡江战役总前委把进攻‘三浦’和夺占南京的任务交给35军时，全军官兵欢呼雀跃。”徐法全对记者说，“渡江战役发起前夕，我带着5名侦察兵潜入南京，在地下党组织配合下，摸清了‘总统府’、狮子山炮台等地的地形地貌和兵力部署。那时，南京城内，国民党官兵人心不稳。”

“当时，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徐法全回忆，战斗到4月23日上午，35军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一路上，满地都是死掉的马匹和骡子，熊熊大火烧个不停。

接到渡江命令后，徐法全等6名侦察兵在104师侦察连指导员杨绍津的指挥下，在江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只小木船。冒着枪林弹雨，徐法全等人从南京造纸厂附近上船，奋力划向江对岸。半小时后，当徐法全等人在下关煤炭港顺利登陆时，却遇到了4名荷枪实弹的国民党警察。

“我们眼疾手快，几枪就把他们干掉了。”徐法全说，来不及喘气，赶紧寻找地下党负责人，“很快，我们就见到了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

在陈修良等人的帮助下，徐法全等人在南京电厂找到一艘能容300余人的大船。“我们第一时间把船开到江北，接大部队过江。”徐法全说，4月23日午夜，当35军大部队从挹江门进入南京市区时，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我们进城时，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了。”

徐法全说，等他们到“总统府”时，国民党已经撤离，现场一片凌乱。他们立即按照部队规定，对“总统府”里剩下的东西登记造册，封存保管。当战士们忙完这一切后，天已经蒙蒙亮了。就在这时，他们发现“总统府”上还挂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就迅速用刺刀将绳子割断把旗子扯下。

当时，目睹这一切的徐法全并没有意识到，他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时刻。

往事悠悠，当年的小伙子如今已是耄耋老人。1997年，在一次例行体检中，徐法全被检查出肺癌。“枪林弹雨都经历过，癌症也不怕，它压不倒我。”老人说，他以乐观的心态积极与病魔抗争，如今20多年过去了，目前身体还不错，感到很幸福。

宋忠益：“总统府”内庆祝南京解放

年过九旬的老战士宋忠益身体硬朗，口齿清楚，对往事记忆犹新，说起当年在渡江战役通信保障工作中的往事，侃侃而谈，毫无倦意。

宋忠益，1931年出生，山东荣成人，1947年3月入伍，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话务员。不久，他被抽调到华东通信学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了华东军区通信局电台区队。

“区队共有100多人，主要保障华东军区前指的作战通信指挥，位于鲁中南地区。1949年初，前指抽调6部电台、20多名话务员，组建了一支通信保障队伍，我成为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宋忠益说。

宋忠益回忆道，这支队伍随后移师安徽肥东地区。移师肥东前，部队首长专门作了动员，让他们这些北方人不要有“恋家”思想，并要求他们做好包括电台在内的一切物资准备，为作战胜利提供保障。

“我们在肥东地区战斗了十来天，一直到渡江战役胜利、南京解放。”宋忠益说。

在安徽肥东的日日夜夜里，宋忠益和战友们接收、发送着一份份作战方案和作战命令，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发报近百份，通常情况下也有四五十份。

百万雄师胜利渡过大江之后，宋忠益所在的通信保障队接到命令，跟随军区首长前往南京。

“那是1949年4月23日晚上，我们吃过晚饭，就带着电台和其他设备，分乘数辆大卡车，赶往南京浦口。”宋忠益说，他们到达浦口后，又转乘船只渡过长江，进入南京市区并随首长们进入“总统府”。

“进入‘总统府’后，我们立即架设电台，与正向各个方向挺进的人民解放军机关取得了联系。”宋忠益自豪地说，作为军区前指的“耳朵”和“眼睛”，他们24小时值班，时刻保持着通信畅通。

部队首长规定，进入“总统府”后因为保密和安全需要，通信保障队队员不准外出。工作之余，宋忠益和战友只能在“总统府”内庆祝渡江战役胜利和南京解放。

在“总统府”住了一个星期后，宋忠益又随部队进军上海……

“如今，我老了，我不怕死，也不怕被忘记，但我怕历史被遗忘。”在宋忠益看来，那个年代里鲜为人知的故事，应当成为我们永远的记忆。

这些年，宋忠益经常向孩子们讲述自己在战场上的经历和感受，只为将红色基因和爱国主义精神传承下去。

朱新星：“红色军医”战场抢救前线伤员

“这辈子我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跟着共产党，投身这支英雄的部队，当了一名军医。看到从渡江战役前线送来的伤员治愈归队投入战斗，很高兴。” 老战士朱新星自豪地说。

朱新星，1930年4月出生，江苏涟水人，1946年2月入伍并入党。央视《红色军医》对他进行过专题报道。

1947年华东野战军转战山东后，组建了直属医院（命名华东野战军卫生部直属医院），朱新星跟随卫生部行动，并依靠卫生部开展工作，他就在该卫生部医校当学员，学习医学知识。

“当时我们一位卫生部长李振湘言传身教，亲临手术台指导手术操作，做具体的示范和细致的讲解，我的医学技术得到很大提升。” 朱新星告诉记者。

“战场上医护人员就是将士们的定心丸。” 朱新星自豪地说，作为卫生员，他和其他医务人员不怕流血牺牲，从战场上抢救下成千上万名伤员，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作战士气，为取得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89年底，江苏省原新四军老同志发起组织省新四军研究会，南京市军地原新四军老卫生工作者同时组建新四军卫生会。朱新星选择为新四军研究会做实事，担任副秘书长，组织专家深入到社区基层进行义诊。同时，做些卫生、护理培训，慰问孤寡老人等公益性活动，很受群众欢迎。

在渡江战役中，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长江天堑，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许多战士在战斗中献出宝贵的生命。

“与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相比，我是幸运的，并幸福生活到现在，我的一生真是值了。” 朱新星感慨地说。

如今，94岁高龄的朱新星，思维清晰，眼不花耳不聋，说话中气十足，声音洪亮通透，为人随和，遇事豁达，满面喜含笑，整天乐呵呵。参加志愿服务、撰写理论文章、玩微信发朋友圈……朱新星把晚年生活过得丰富多彩。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董家训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