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当九月十六日陆游的船真正到了沙市后，他却又不说“荆渚”，而称“荆南”了：“日入，泊沙市。自公安至此六十里，自此至荆南陆行十里，舟不复进矣。”其意思是说:当太阳西下之际，船泊于沙市。自公安。到这里的水程计六十里，自此再到荆南，须在陆地上行进十里，船是不能从这里驶进去的。

第二天，陆游忙于换川江船入三峡，逗留于沙市，第三天，即为十八日，《入蜀记》写道：“见知府资政殿学士刘恭父珙、通判右奉议郎权嗣衍、左宣教郎陈孺。荆南，《图经》以为楚之郢都，梁元帝亦尝都焉。唐为江陵府荆南节度，今因之。然牧守署衔但云：’知荆南军府’；与永兴、河阳正同，初无意义，但沿旧而已。”

其意思是说：这天去荆州城拜见知府刘珙通判权嗣衍和左宣教郎(相当于今教育局长)陈孺等。荆南这个地名，《图经》书以为是古代楚国的郢都，梁元帝也曾经在这里建立都城。唐朝时在这里设置江陵府荆南节度，如今是沿用这套行政区划的格局，但其行政长官的正式官衔却叫：“知荆南军府”，与永兴、河阳等地方一个样。它起初并没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沿用旧例而已。

在陆游看来，“荆南节度”是唐朝时在这里所设署衙的名称，到了他生活的朝代，不过是沿用旧例；但鉴于其行政长官的正式官衔，所以他在《入蜀记》中就将荆州城称之为“荆南”。

在这里，陆游解释了自己为什么称荆州城为“荆南”的理由，却没有说明此前所用的另外一种别名“荆渚”的由来。或许，他认为事太过于正常，就如同太阳会从东方升起一样——殊不知这样一来，时至今日竟给我们留下不大不小的疑团：陆游为什么会称荆州为“荆渚”呢?

历经一千多年严格考证的历史论断

后来，人们发现，称荆州为“荆渚”，在唐、宋两朝近成通例。

其中最有名的，是李白诗《陈情赠友人》，其中有一节写的就是“所思采芳兰，欲赠隔荆渚。沉忧心若醉，积恨泪如雨。”

此外，唐朝有许多诗人都直接在诗题上以荆渚指代荆州。比如，诗人齐己的《寄上荆渚，因梦庐岳，乃图壁赋诗》:“梦绕嵯峨里，神疏骨亦寒。觉来谁共说，壁上自图看。古翠松藏寺，春红杏湿坛。归心几时遂，日向渐衰残。”

比如，诗人郑谷的《荆渚八月十五夜值雨寄同年李屿》“共待辉光夜，翻成黯澹秋。正宜清路望，潜起滴阶愁。棹倚袁宏渚，帘垂庾亮楼。桂无香实落，兰有露花休。玉漏添萧索，金尊阻献酬。明年佳景在，相约向神州。”

又比如，诗人李伉的《谪宜阳到荆渚》：“汉江江水水连天，被谪宜阳路几千。为问野人山鸟语，问予归棹是何年。”

宋朝诗人则因循唐诗成规，也都直接在诗题上以荆渚指代荆州。比如，诗人詹造的《客谈荆渚、武昌，怪然有作》：

“去岁出蜀初东游，峨舸大艑下荆州。便风转头五百里，吟啸已在黄鹤楼。

戏拈铁笛吹出塞，水涌月落鱼龙愁。明朝喧传古仙过，碧玉带来黄絁裘。

岂知一官自桎梏，簿书期会无时休。丰城宝剑已化久，我自吐气冲斗牛。

洞庭四万八千顷，蟹合正对芦花洲。速脱衣冠挂神武，散发烂醉垂虹秋。”

比如，诗人吴则礼的《余自离荆渚，遍身生疮，了无佳思，至金陵舍舟登陆》：“三年窜逐去荆州，岂料重为此寺游。钟鼓山林浑好在，独惊老子雪蒙头。”

又比如，诗人范成大的《荆渚中流，回望巫山，无复一点，戏成短歌 》：“千峰万峰巴峡里，不信人间有平地。 渚宫回望水连天，却疑平地元无山。 山川相迎复相送，转头变灭都如梦……"

如今。看来，唐、宋诗人之所以会有“荆渚”这样一种称呼，首先在于汉语言文学的丰富性。古时候的人们作诗写文章，通常讲究借代，力避重复，尤其注重文学语言的生动与丰富。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当时的人们就将荆州城(又叫江陵城)与先秦时期著名的“渚宫”结合起来，称之为荆渚。由此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我国历史上从来都认为古“渚宫”就是位于荆州城!

最先明确出古“渚宫”就是荆州城这一观点的，当数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他鲜明指出：“江水又东径江陵县故城南，《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盖即荆山之称而制州名矣。故楚也。子革曰：我先君僻处荆山以供王事，遂迁纪郢。今城，楚船官地也。《春秋》之渚宫矣。”

这一段话的意思是说：长江之水从枝江县一路东行，来到了江陵城南。《禹贡》中写道：“荆及衡阳惟荆州。”这是说以荆山之名而称由这带直到衡山以北的地面都叫荆州，为古代楚国的奠基之地。楚国的子革曾经就这样说过：我的祖先在远离中原的偏僻之处荆山一带，还供奉王室。后来，楚人迁都于纪郢(今谓纪南城)。如今的这座城，就是古代楚国的船官的所在地，《春秋》时楚成王修建的渚宫，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论断，历经一千多年无数历史学家的严格考证，一直都无任何异议，所以到了明末清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其所撰述的《读史方舆纪要》中就这样做结论说：“江陵城今府治。春秋楚之渚宫地。文十年，于西沿汉溯江，将入郢，王在渚宫下见之。郦道元曰：今江陵城楚船官地，即春秋之渚宫。”

事实证明，假若考古界目前尚无确凿发现推翻上述陈说，那么，李白、郑谷、范成大、陆游等人称荆州为“荆渚”的文学语言表达方式，显然是无庸置疑的。

荆州城就是“渚宫”的文化内涵

迄今年80前，由中国近代著名民主主义思想家杜亚泉主办的《东方杂志》，在其1927年4月出版的第23卷第七号中，刊载了武昌测量学校教师於曙峦写的《沙市》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於曙峦在谈“江陵城市状况”时，曾确凿无误地说：“江陵城为旧荆州，在沙市西北十五里，吾国历史上一名区也。”这一论断，基本上反映出民国时期的学界人士对江陵城即旧荆州城的基本看法。

在同一篇文章中，於曙峦还引述宋朝学人胡安国《地理通释》在中的一段引文。其内容为：“荆渚，江左上流也。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广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并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汉衰，刘表牧之，坐谈西伯；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羽用之，威振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贸兵甲，当南朝之半。”

胡安国是北宋绍圣时期的进士，以学问超群而擢升为太学博士；南渡之后，由于他曾经做过南宋朝宋高宗赵构的侍讲学士，所以去世后被赐谥为“文定”，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经学家、历史学家。胡安国一生专治《春秋》之学，兼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做过《通鉴举要补遗》，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有着独到之处。他对“荆渚”的介绍和说明，含标点符号也不过140余字，确提纲契领地简略介绍了荆州的历史，所谓荆州的历史，最具亮点的也就是在三个时段：一是先楚国史，二是东汉末年的三国史，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晋、宋、齐、粱国等南朝史。看来，胡安国确实是别具慧眼，而他称荆州为“荆渚”，显然代表了当时学界人士对荆州的习惯叫法。

那么，像胡安国这些人在称荆州为“荆渚”时，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理解和认识呢？这就应当探究这个词在组合样式上的文化内涵，依照郦道元的说法，所谓荆州的名字，沿起于《禹贡》；而当楚人从‘僻处荆山”的偏僻谷地迁至纪山之南建立郢都之后，楚成王便在江边设有“船官地”以利用舟楫之便。换句话说，要是荆州城就是《春秋》楚之渚宫；那么也就可以明白无误地确认，“渚宫”之渚，既是荆州城地理区位的简要概括，又是这一带地形地貌的明确标志：

“渚”，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说：“渚，小洲也，水歧成渚。”古荆州城设在长江边上，这里的江水歧分成北南二江；江流间小洲络绎不绝，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中说“其中有九十九洲”。鉴于这一地貌特征冠绝天下，所以当历史演进到唐宋之际，而其各洲皆已堙塞为陆地田园时，所以两朝文人学士为了铭记大自然造化万物的前代陈迹，也就皆乐于称荆州为“荆渚”。

综上所述，所谓称荆州为“荆渚”是我们这一带历史上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不仅标明了汉语言文学多姿多彩、优美错落的丰富性，同时也展示了前朝文人学士在荆州地志沿革方面所表现出的全面了解与才情志趣。

今天，当我们重温荆州的历史，每读到前面所述李白、郑谷、范成大、胡安国、陆游等人遗留给我们的诗文，就会感到由衷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这一带，拥有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无庸置疑是历代先贤赠馈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庶几能将其转化为文化旅游的产业资源，则诚是现实生活中荆州人之大幸!

我们坚信，这一天必将是指日可待。

2007年2月27日 《荆州晚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