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但是，它曾“五度入宫、四度出宫”，甚至一度在战后的混乱中遗失。

    “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

    1950年8月，沈阳。

    沈阳是中国东北的重要都市，曾是“后金”的首都，称为“盛京”，伪满洲国时名为“奉天”，由努尔哈赤建立。

    位于沈阳市中心的东北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于1959年改名）的仓库，年轻的杨仁恺站在这里。杨仁恺后来成为中国知名文物鉴定家。

    此时杨仁恺的职衔是“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

    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陶瓷到市场上，甚至有了专门的“东北货”之称。其中有许多赝品或仿本，当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杨仁恺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分出真品与赝品。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日本军队入侵中国，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杨仁恺通过熟人的介绍，来到重庆出版社工作，担任艺文杂志《说文》月刊的编辑。

    那时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欢杨仁恺。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马衡也在重庆。杨仁恺从马衡身上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经常浏览宋代、唐代的珍贵古书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时局动荡，《说文》停止发行。杨仁恺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想凭着自己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糊口度日。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琉璃厂”附近的古董店工作，在那里训练了自己鉴识文物的眼光。后来他自称“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并引以为傲。

    1950年起，他移居沈阳，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

    没人想到真迹就在这里

    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内，摆在杨仁恺面前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都叫做《清明上河图》。

    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真迹大家都认为已散佚不见。包括杨仁恺在内，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人们以为这三张画顶多就是明代时画的、品质比较好的仿本，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没有什么好期待的。

    开始鉴定的杨仁恺，打开第一张《清明上河图》，一看就知道是赝品。

    接着鉴定下一张，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说不定是真迹”，果然，一眼瞄过，就知道是好东西。杨仁恺原本认为是“明代的作品”，但是品质相当好，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先选到“收藏”这一边。

    到了最后一张画。之前已经听说“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脸上露出笑容光彩，不假思索地大叫，“就是这个！”

    各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各具特色，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

    很明显，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

    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而杨仁恺因为马衡曾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经过慎重查证，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

    真迹如何流到东北

    杨仁恺在发现《清明上河图》之后，一举成名。他从辽宁省博物馆职员，晋升为副馆长。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于2008年过世。

    在辽宁省博物馆，我和师从杨仁恺的博物馆前研究员戴立强见面。

    依据戴立强的说法，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发现”的这5年间，《清明上河图》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被推测为以下三种可能性。

    第一，溥仪意图逃亡日本，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清明上河图》也包括在内。溥仪在机场被前苏联军队逮捕收押，《清明上河图》 被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第二，在东北的一位解放军参谋长，名叫张克威，他喜爱文物，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清明上河图》，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

    第三，溥仪的随员带着《清明上河图》等文物，后来和溥仪分开，自己逃亡，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

    戴立强说，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但是没有相关资料，很难查证。

    可以想象，在那些动荡的岁月，《清明上河图》丢失、被烧毁、无从寻觅等都有可能。幸而，《清明上河图》逃过一劫，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避开了永远的“消失”。

    杨仁恺对发现《清明上河图》的“伟业”，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

    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溥仪带了三幅《清明上河图》，到底哪一件是真迹，溥仪自己也不清楚，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

    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杨仁恺的人生以及他和《清明上河图》的相遇，其实都有着历史变化的力量。历史、政治、个人的复杂交错，从《清明上河图》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 [日]野岛刚著，张惠君译，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