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名的龙泉青瓷窑口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两省的沿海，从乍浦所处的独特地理条件和乍浦碗爿弄过去遗存的大量青花瓷片来看，福建、浙江两省沿海的瓷窑烧制的不少瓷器往往通过乍浦港出口海外。因为碗爿弄距九龙山最近处不到八百米，距出海口也只有五百米左右，成交的瓷器可以十分方便地通过乍浦港运销海内外。乍浦志记载：“宋元时就有载重100婆兰（相等于150吨的船）。宋元时主要出口金、银、杂色棉、瓷器等物品。”《中国古代名瓷鉴赏大系——龙泉青瓷》一书则有这样一段记载：“故宫所藏从康熙到光绪的六件纪年款龙泉青瓷，过去一直被称为‘乍浦龙泉’，是乍浦仿烧龙泉窑的产品。”有位收藏家曾见到过三只40公分左右的元代葵口刻花龙泉窑系青瓷大盘，出于好奇，他收藏了一只，其青瓷釉色比龙泉本窑的上品梅子青稍为偏黄绿一点，窑红也更深一点，但做工很规整，刻花很精细，青釉像堆脂，釉厚约半公分。这种大盘属外销瓷，古代主要出口中东地区，中东古伊斯兰教人有围着大盘一边烤火一边用手抓大盘中食品吃的习惯，所以这种大盘又大、又厚、又重，这和内销瓷不同。这位收藏家经过研究后认为：乍浦龙泉应该属于龙泉窑系，并且烧制过“官搭民烧”的官窑青瓷，因为故宫博物院的六件乍浦龙泉青瓷都是有纪年款的。以这位收藏家的研究结论，可见乍浦龙泉窑历史上曾经仿烧过龙泉窑青瓷产品。按照这一说法，碗爿弄不但是出口龙泉窑青瓷产品的地方，而且可能在乍浦也有瓷窑仿烧过龙泉窑青瓷产品供出口和一部分内销。这位收藏家同时认为，乍浦龙泉窑很有可能起源于宋元时期。而乍浦九龙山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比较具备古人在山坳里或山坡上选择建窑的条件。根据古乍浦港的地形，选址碗爿弄附近的山坡地作为瓷窑也是很合适的，生产的瓷器可以非常方便地运出去，再通过乍浦港运销海内外。由此推测，乍浦的碗爿弄是海上丝绸之路中乍浦青花瓷文化对外交流中的一个较为鲜明的历史符号，事实上也印证了乍浦对外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

乍浦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地位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乍浦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地位也是不容置疑的，曹雪芹的《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事例。

1793年11月23日，南京王开泰属下的“寅贰号船”，从乍浦起航。这次航行在历史上留下了永远的记载，因为“寅贰号船”载着《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文学巨著于农历十一月初六（1793年12月9日）抵达日本长崎，乍浦也就成了《红楼梦》走向世界的起点。

1993年10月，为纪念《红楼梦》从乍浦走向世界200周年，乍浦镇在东南九龙山一景的灯光山南麓建起了一座“海红亭”。碑亭颇有气魄，亭子取名为“海红亭”，系翘角六边两层石亭，正面朝向大海。亭中竖着一块三米多高的石碑，上书“红楼梦出海纪念碑”八个红字，是启功先生手迹。石碑的反面为“红楼梦出海碑记”，为端木蕻良先生题。碑文详细介绍了南京王开泰的船出海贸易带红楼梦的经过，解说了一段历史。或许令创建者先前未曾想到的是，用于纪念《红楼梦》走向世界的“海红亭”，如今已成为乍浦一处新的人文景观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

曹雪芹倾注毕生心血写成的《红楼梦》，是我国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红学”也早已成为超越国界的国际性显学。清乾隆年间，自乍浦出口的20多类货物中，有书籍一项。而在出口的大批书籍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就是内有我国最伟大的古典长篇小说《红楼梦》。当时乍浦对外贸易的主要去向，是日本的长崎。日本江户时代，长期在长崎与乍浦间从事日清贸易的日本商人“村上”家，写有记录其对外贸易情况的《村上文书》。据该书记载，乾隆五十八年十月二十（公元1793年11月23日，日本宽政六年），有南京王开泰属下的“寅贰号船”，从乍浦启航，于十一月初六（12月9日）抵达长崎。在其所载的67种图书中，就有《红楼梦》9部18套。日本长崎图书馆渡边文库藏《宽政六年寅贰番南京船书籍名目》表也有关于《红楼梦》的运载记录。1985年，日本红学家伊藤漱平来到中国北京，拜会了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冯其庸教授，提出《红楼梦》是在宽政六年（1793），即乾隆五十八年冬，由“南京船”带到长崎来的。1990年，由著名红学家李希凡、冯其庸主编的《红楼梦大辞典》，采用了王开泰“寅贰号船”于1793年将《红楼梦》从乍浦运往日本长崎的说法。

一部《红楼梦》，从乍浦起航到日本，乍浦也因此成了《红楼梦》走向世界的起点。这比通常所说的1832年由俄国人从北京带往彼得堡的那套并不完整的80回手抄本《石头记》要早了40年。从中，也进一步确立了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乍浦对外文化交流的历史地位。

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宗教影响历史上的乍浦作为海口重镇和明清时期重要的通商口岸，在其漫长的对外商贸和经济发展中，宗教活动、修建寺庙也一直成为持续不断的盛事。这实际上也反映出宗教文化在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中的影响。

佛教传入乍浦较早。最早文字记载见于唐代，具体物证当推坐落在陈山北麓的唐代龙祠，还有位于汤山的千年古刹瑞祥寺。乍浦镇区有大小寺庙40余处，基本上也以佛教为主。其中，乍浦的“六度庵”在日本也有相当的影响。据乍浦镇志记载：“六度庵”是明崇祯年间（约1635）为纪念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经而建造的，并塑有鉴真像。据有关历史记载，唐天宝二年（743）十二月，鉴真和尚第二次东渡。他从扬州出发，船到了杭州湾，因为风浪大，就将船只停靠乍浦的下屿山（即现在的王盘山）落脚停留。一行人在此等了一个月，才遇到顺风，继续起航。眼看快到桑石山（浙江沿海岛屿），海上又起了大风浪，船在海里撞上了礁石，破损严重，船上180多人死里逃生，困在一个荒岛上。忍饥挨饿之中过了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早晨，被当地渔民发现，给予米和淡水的接济。鉴真等人在岛上又度过了五天五夜，适遇在海上巡逻的官船，问明情况后，报告明州（今宁波市）官府，才获救，临时被收留在明州阿育王寺。后由明州穿过舟山群岛，被带到了杭州湾乍川关（今乍浦地域），重新登上陆地回到扬州。乍浦人民为了缅怀鉴真和尚6次东渡，特别是第二次东渡就近停靠在下屿山（即今乍浦王盘山），于明崇祯年间在乍浦镇东门内，建造了“六度庵”以表纪念。

道教活动始见于元代，元至正十二年（1352），邑人冯秀一在乍浦城内竹行弄东建崇真道院，俗称道观庙。而随着乍浦对外交往的增多，基督教、天主教、妈祖信仰也陆续进入乍浦。

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上海基督教牧师包克和李福江来乍浦传教，后由本镇牧师厉申甫、沙子修发起在总管弄设立礼拜堂，即乍浦福音堂。民国35年又先后有英国教会传教士英籍史慕尔，汉名郎希谷，来福音堂传教，但他长期驻沪，具体由中国人毕成恩主持，时有教徒100人，其中男60人、女40人。也属基督教的申禾区会，具体由海盐基督教张牧师兼顾，信徒大多是温州籍人。

天主教于民国初始传入乍浦。始有里人徐二先生设教堂于半爿街南口，教徒寥寥。后有意大利人马类思购总管弄陈氏大宅2进4楹作天主堂。上世纪20年代，传教士是中国籍的方受海，有教徒70人，其中男40人，女30人，注册于上海总领事署。

妈祖信仰是基于乍浦海运口岸而应运而生的，成为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中颇为独特的宗教文化之一。据史料记载，随着乍浦港商业日益繁华，乍浦一度成为我国东南滨海的大都会。当时，全国各地的商业、手工业者来到乍浦，为了适应商业竞争和对外贸易的需要，按照各自的行业和籍贯，在乍浦成立同行业的同乡会。当时这种民间结社的“会馆”或“公所”有28处之多。这种“会馆”或“公所”，堪称中国特有的乡土文化载体，为乍浦积淀了一种颇为有趣的商业文化。而在乍浦的“会馆”中，有过九座“天妃宫”，奉祀着妈祖神灵。在中外关系史上，妈祖信仰与我国古代许多和平外交活动有密切关联，诸如宋代的出使高丽，明代的郑和七下西洋历访亚非40多国，明、清两朝对古琉球中山国的册封等等，都是借助妈祖为精神支柱而战胜海上的千灾万劫，圆满地完成了和平外交的任务。在海上交通贸易及沿海港口开发的历史上，更与妈祖信仰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乍浦古镇作为海商汇集之地，对海神妈祖尤为崇敬。每年三月廿三这天，这些“会馆”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以祈求天妃娘娘给予他们在海上航运时的庇护，同时也把传统文化的忠、孝、节、义等观念灌输到乍浦当地的百姓之中。从中也可以看出，乍浦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蕴藏着丰富的海洋文化和宗教文化。

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中的民间活动

明清间，乍浦以商贾兴盛邀四方客商，与此伴随的是乍浦民间文化与海内外的交流活动也日益活跃。明崇祯六年（1633）中举的李天植，每岁七月十二会，与会名士觞咏其间。倪端、朱九先、周宏起、时圣传、宋咸、陆锡礼、李钦明等长经史，擅诗文，皆一时之俊彦，书画诗文，著述宏富。嘉庆间，黄山钱洪邀组“率真会”，暇则与亲友辈觞咏其中，拈韵分题，各标新意。理衙弄刘潮的“卷勺园”，有三吴名士作诗著文数百人，名媛方外，亦留题其上，久之，辑成三卷，可谓盛事。更有远近游乍者，浏览山川之胜，率多题咏，道光间，乍浦诗人沈筠殚心竭力，一一采辑，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出刊的《乍浦集咏》，有一十六卷之富，得五百余家之众，地极十有八省之广。其时乍浦，文化氛围之盛，冠绝一时，乃至理发师傅陈愚泉、阮秋山，豆腐师傅郁秋堂，卖饼之张淡玉，卖菜的张玉崖，门隶张野楼，狱卒朱愚谷，帮人管理盐务的汤绣谷等屠沽栉匠皆卓然名家。藏书名家更不乏其人，钱洪在黄山之麓建名园“爱存庐”，筑藏书之楼，读书之室，藏书数万卷。韩维镛博学好古，精于鉴赏，筑“金韰山房”以藏书，时人比秀水之项氏“天籁阁”。尚有沈、盛、廖、刘、张诸氏也藏书颇丰。宋元明清间，乍浦善书画、工金石者众。仅据《中国美术名人大辞典》记载的就有38人之多。宋元周尧敏《陈山海市图》，武塘周鼎为之题曰：“有城嵌山，观其海势，身欲浮动。”明代朱端、曾和画乃超绝，为浙派名家，正德间召入内廷，以画士值仁智殿，朱端授指挥职；故宫博物院藏有朱端的“竹石图”、“烟江晚眺图”、“寻梅图”等，并有印本。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周保极性嗜酒，好诙谐，工指头画，独作山水、花鸟，尤精于蟹；沈鹤怀写烟雨之景，其水墨云龙尤为精绝；戴陛遍历齐、鲁、燕、秦、晋、楚、巴蜀数十载，以卖画自给，馀则施舍贫者，其画山水，至老益雄壮；吴丽生（鞠隐）喜书画，工治印，画猫尽得其妙。光绪二十五年，乍浦“刘翰墨斋”刻印《潜园诗存》。画家朱嘉，擅长走兽，尤致力于虎、狮、猴、鹿，见有《松虎图》、《熊猫图》、《双虎图》、《狮图》等传世。他们的作品在乍浦对外文化交流中都发挥过不小的作用，有些作品至今仍被日本、美国等地博物馆收藏。

除此之外，乍浦还有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日本江户时代漂流到中国各地的日本难民，甚至漂流到南洋各国的日本难民，几乎都被各省和各国护送到乍浦集中，然后搭乘由乍浦港口赴东洋的船只回到日本国，据日本《异国漂流奇谈集》、《通航一览》等记述：自乾隆七年至咸丰八年（1742~1858）的49批次遇难漂流到吉林、广东、福建、台湾、海南岛及浙江的象山、定海、永嘉，江苏的崇明等地和在东太平洋被菲律宾、美国、英国、西班牙等国途经的商船搭救后，辗转送到乍浦的日本漂流民共492人，占遇难漂流民总人数的85.7%。而在这过程中，乍浦民众则扮演了接待日本漂流民并与之进行民间交流的角色，写下了一段中日友好的民间交往历史。

在乍浦民间与日本国的民间交流中，乍浦的舞青龙也很快传到日本。2006年12月1日，新华社记者从多哈亚运会新闻中心发出一篇体育专电：称多哈亚运会开幕式的文艺表演中,当“亚洲奇迹”这一幕出现时,中国记者惊讶地发现,舞龙这一中国传统的艺术形式却成了日本文化的代表出现在舞台上。新华社记者马上采访了日本记者来解答这一疑问。日本共同社记者松村圭解释说，在日本的九州，确实有舞龙的习惯，尤其在长崎市。因为在江户时代，日本还比较封闭，但由于长崎距离中国较近，当时的文化、商业交流比较频繁，中国的舞龙风俗流传至日本，并被当地的人们保留下来。现在，在长崎每年依然定期举办舞龙和赛龙舟表演。“舞龙”，在我市民间叫“调青龙”，也叫“舞青龙”、“调龙灯”。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乍浦被清廷列为“浙海关”对外通商口岸，后经康熙皇帝特准，乍浦与日本长崎被指定为两国进出口的主要贸易港口。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日本长崎与中国乍浦之间，从事日清贸易和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中国的民间民俗活动“舞青龙”就是在此过程中从乍浦传到了日本长崎。

乍浦镇民间流传的小调较多，主要有《小放牛》、《四季相思》、《叹五更》、《十二花名》、《唱道情》，还有《湖丝阿姐》、《五更相思》、《等郎归》、《打牙牌》等，大都是表达女性思夫盼郎的情歌，这些民间小调也在乍浦民间对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作用。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五年（1825）十一月，从乍浦港起航赴日本以采办铜为主的宁波得泰船在海上遇难，漂流到日本远州海域获救，在护送到清水湾修船途中，船主乍浦人杨启堂、平湖人朱柳桥与随船护送的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等交流，杨启堂、朱柳桥还演唱了乍浦民间女子思念因从事中日贸易而长年漂泊海上的丈夫的小调《彩云开》、《九连环》、《烧香曲》等，让日本儒官野田希一等人十分感动。

乍浦，这个杭州湾北岸的海运口岸，曾经作为我国历史上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和我国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在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而乍浦的对外文化交流就是海上丝绸之路激起的一朵朵浪花。与国家行政部门为主体的对外开放和经济贸易相比，乍浦的对外文化交流大都局限于民间交往，其分量可能并不太重，但从广义的文化外交来讲，乍浦的对外文化交流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部分。特别明显的是，清代时的日本商人及漂流民，通过在乍浦体察民间民情，了解乍浦乡土文化，与乍浦百姓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如日本关西大学东西文化研究所图书室珍藏的《漂客纪事》抄本，记载了日本漂流民在乍浦逗留时的不少史实。日本国海难漂流民经常在乍浦的中国官员、商人和翻译的带领下在市内到处游览——昼则遨游玩景，夜则街市看灯；求衣乎绫罗是衣，思食乎奇珍是食；闷则有歌舞置酒，归有出宿饮钱。

“宝力丸”上的三个漂流民甚至在“治官之五岁爱女”的带领下出外观览，行动非常自由。有时候漂流民在乍浦等船一等就是几个月，就有了很多机会接触中国人，久而久之就能听懂并会说几句中国话。于是，在不断地接触中也就与乍浦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若市丸”商船的漂流民浅野小平次等三人回国后，在他们的漂流记中就提到——我们在乍浦乘船回国的那一天，有四百多名在这里认识的中国人，都拿着酒和菜来相送。因为人太多，我们只能简单地跟他们说一两句告别的话。他们给我们的礼物有毛毡、纺织品、杂物、点心等，多得几乎没有地方放。我们在乍浦逗留时所住的那家客栈的主人，竟偕同六个女佣人和七个男仆人到码头送别。离别时我们感到很悲伤，这送行的十四个人也都哭了。每当想起离别时的情景，不由得悲伤之情就涌上心头，流下泪来。我们深感中国是一个热诚的国家。

从日本漂民的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漂民中的大多数虽然并不具备官方的外交身份，但他们亲历并了解了乍浦的情况，尤其与乍浦的民众往来，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种相互交流对于促进两地在社会文化领域的相互理解是相当有效的。实际上，乍浦民众与日本漂民也都扮演着对外文化使节的角色。这种交流，在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活动中往往起到了单纯经济贸易不能起到的作用。

在进入改革开放的今天，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后，“一带一路”已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和潜力。从愿景擘画到广泛共鸣，从宏伟蓝图到具体成果，它的开放性、包容性，给世界带来无限可能。今天，随着“一带一路”壮美画卷徐徐打开，曾经在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发挥过一定作用的乍浦，有理由随着祖国发展的列车，在进一步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执笔整理：陈正其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