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继起“浙派”词人成就最大的，要推钱塘（今浙江杭州）厉鹗(1692─1752)。厉鹗字太鸿，又字雄飞，号樊榭、南湖花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文学家，浙西词派中坚人物。康熙五十九年举人，屡试进士不第。家贫，性孤峭。乾隆初举鸿博，报罢。性耽闻静，爱山水，尤工词。著有《宋诗纪事》、《樊榭山房集》等。厉词内容较单薄，誉之者谓为：“生香异色，无半点烟火气。”（《艺蘅馆词选》张徐紫珊语）幽淡有过于朱彝尊，而深厚不如。康、雍、乾时期，“浙派”在词坛上占统治地位。此派词存在的缺点是境界不够开阔,语言有时流于纤碎。谭献《箧中词》评“阳羡派”和“浙派”词的利病和影响说：“自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顾朱伤于碎，陈厌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渐变。锡鬯情深，其年笔重,固后人所难得。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是符合事实的。

清后期词人

清后期著名词人主要有张惠言，周之琦，谭献，项廷纪，蒋春霖，龚自珍等人。谭献曾经列举了“后七家”和“后十家”，所谓“后七家”即：张惠言、周济、龚自珍、项廷纪、许宗衡、蒋春霖、蒋敦复。上述七人加上张琦、姚燮、王拯三家，即“后十家”。谭献虽然出于自谦而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但是其《复堂词》却不逊色于上述数人作品，词学影响力更是持续三十多年，为清末一大宗师。

乾隆后期及嘉庆时期，出现了以张惠言（江苏常州人）、周济为代表的“常州派”，取代“浙派”在词坛的地位。它的影响，历清中叶而直到近代，比“浙派”来得深远。“常州派”强调词的“比兴”作用和社会意义，以推尊词的地位，如张惠言说词要“意内而言外”，要“缘情造端，兴于微言”，发扬《诗》、《骚》的比兴之旨；周济说：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词人要“见事多，识理透”，“诗有史，词亦有史”，说王沂孙词是“故国之思甚深,托意高,故能自尊其体”，等等。他们为了要矫正“阳羡派”词的粗犷，“浙派”词的轻弱,提倡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词选序》）,质实厚重。他们的理论，对清代和近代词的发展，起了推进作用。然而他们在创作上，最宗奉的词人是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周邦彦，又不免偏囿于“婉约”、秾艳的形式；他们评论古代词人的“比兴”之作，也多流于附会，不过这种“附会”并不是他们的首创，而是从南宋的鮦阳居士解读苏轼《卜算子》等作品时就已经存在，张惠言等人也直接从鮦阳居士那里继承了这种解读方式，不仅为稍后的王国维等人批评，也被同为常州派的端木埰等人委婉反对。张惠言、周济之外,这派作家还有张琦、董士锡,及作风相近的周之琦等。早期“常州派”词人，上无清初明室遗民之恨，下少接触到鸦片战争以后的惊风骤雨，所以他们词中的“比兴”，主要还是个人生活和感受的曲折吐露，仍然缺少深广的社会意义；风格比较厚重，虽能做到“深美闳约”，但形式的绵密也掩盖不了内容的空虚。他们对词的艺术有新的认识和尝试,有新的成就,但却挖掘不到更多的新意境。这是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使得他们在创作实践上的贡献，不能充分地体现他们的理论要求。倒是鸦片战争之后，在时代起了大变化的情况下，有些继承他们的创作倾向的词人，作品的内容和寄托却较他们丰富。这类词人，可以谭献、庄棫、王鹏运、朱孝臧等为代表，他们可以说是“常州派”的余波后劲。

当“常州派”主盟词坛的时期，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自为清真哀艳、接近纳兰性德的项鸿祚（后改名项廷纪）的《忆云词》；自为疏隽秀雅，接近“浙派”的郭麐的《灵芬馆词》，也各有其特色。谭献曾推纳兰性德、项鸿祚与近代的蒋春霖，为清代词中“三鼎足”(《箧中词》)。而龚自珍本其为文为诗的新奇瑰丽的思想文采，以为词“绵丽飞扬”（谭献《复堂日记》）“能为飞仙、剑客之语”（《箧中词》），不囿声律，不拘宗派，更为自具面目。凡此均表现了他们愤时疾俗、厌旧迎新的精神。

项廷纪

项廷纪原名继章，又名鸿祚，字莲生，浙江钱塘人。道光壬辰（一八三二）举人，（一八三五）卒,年仅三十八岁。著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四卷。其自序云：“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连峰巉巉，中夜猿啸，复如清湘戛瑟，鱼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敻幽凄，则山鬼晨吟，琼妃暮泣，风鬟雨鬓，相对支离；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甲稿序》）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时异境迁，结习不改，霜花腴之剩稿，念奴娇之过腔，茫茫谁复知者？”（《丙稿序》）又云：“当沉郁无憀之极，仅托之绮罗芗泽以洩其思，盖辞婉而情伤矣！”（《丁稿序》）于此略见作者之情趣。朱孝臧题云：“无益事，能遣有涯生。自是伤心成结习，不辞累德为闲情，兹意了生平。”（《彊村语业》卷三）亦约廷纪自序言之也。谭献评曰：文字无大小，必有正变，必有家数。水云楼词，固清商变徵之声，而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蒋鹿潭，二百年中，分鼎三足。

蒋春霖

蒋春霖(1818～1868) 近代词人。字鹿潭。江苏江阴人，寄籍大兴（今属北京市）。幼随父蒋尊典，在荆门知州任所读书。父死后，家业中落,奉母归京师,屡试不中。咸丰二年(1852)，署富安场盐大使。七年，母死去官，移家东台。咸丰十年，先后入乔松年、金安清幕。后又做过六、七年的小盐官。

蒋春霖早岁工诗，风格近李商隐。中年，将诗稿悉行焚毁，专力填词。据说他由于喜好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项鸿祚的《忆云词》，因自署水云楼，并用以名其词集，这个说法因为没有蒋春霖留下的文献证据，受到一些研究者怀疑。他重视词的内容和作用，认为："词祖乐府，与诗同源。偎薄破碎，失风雅之旨。情至韵会，溯写风流，极温深怨慕之意。"(李肇增《水云楼词序》)所作词如〔台城路〕《易州寄高寄泉》、〔卜算子〕"燕子不曾来"等，多抒写仕途坎坷、穷愁潦倒的身世之感，悲恻抑郁。其咏时事之作，如〔台城路〕"惊飞燕子魂无定"、〔渡江云〕《燕台游踪，阻隔十年，感事怀人，书寄王午桥、李闰生诸友》等，虽被誉为"倚声家老杜"，但内容大都抒写太平军扫荡江南时，士大夫流离之感以及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哀叹。

他的词讲究律度，又工造境，注意炼字炼句,在清末颇受称誉。谭献称其“流别甚正，家数颇大，与成容若、项莲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箧中词》卷五）。

蒋春霖生前刻于东台,后收入杜文澜《曼陀罗阁丛书》中。蒋卒后，他的好友于汉卿搜集未刻之词,与宗源翰所藏，合刻《补遗》1卷。缪荃孙也重刻过他的词集。1933年出版的《词学季刊》创刊号，又发表其未刻词9首。总计蒋春霖词今存170余首。诗作今存不及百首，由金武祥刻入《粟香室丛书》，题为《水云楼剩稿》。

谭献

(1832～1901)，近代词人、学者。初名廷献，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举人。谭献治学勤苦，是一位有多方面成就的学者。“读书日有程课,凡所论著,隐括于所为日记”（《清史稿·谭廷献传》）。二十五、六岁后,潜心经学,倾向今文学派，重微言大义。他的骈文，规仿六朝，高出时人，诗亦“优柔善入，恻然动人”(吴怀珍《复堂诗叙》)。但以词与词论的成就最突出。

谭献的论词主张，本于常州词派张惠言、周济，较周济"有寄托入，无寄托出"之论，更趋具体。他称赞常州派兴，"而比兴渐盛"（《复堂日记》），极力推尊词体。他认为，词“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洁行芳，而后洋洋乎会于风雅”（《复堂词录序》），不应当视为“小道”；强调词要有“寄托”,自谓早年读词，即“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提出“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同前)。他选清人词为《箧中词》今集6卷，续集4卷，“以比兴为本，庶几大廓门庭，高其墙宇”（《复堂日记》），并详著其流别；又曾评点周济《词辨》，皆意在阐发自己的论词主张，影响甚大。叶恭绰说他“开近三十年之风尚”（《广箧中词》）。

本公众号面向全国长期征稿，来稿请随附作者简介和照片。来稿邮箱：[email protected]；公众号：cjy700312；来稿作者请添加管理员微信：cjz690814，以便发放稿酬。返回搜狐，查看更多